30多年前在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對知識分子的評價和定位，成為了解放知識分子的宣言。從此科技界湧動起無窮的活力，中國的科技事業開始了新一輪的飛奔。
一個復甦的季節到來了，科學家們獲得了耕耘的權利，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後，中科院開始了大規模恢復重建科研機構的工作。然而究竟誰應該作為科研機構的領航者？鄧小平講了一句話，叫做“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而後一封來自院長方毅的辭職信，將中科院推向了大膽探求（探索）科研機構改革的道路。
1981年5月，一位談吐幽默的長者踏著春天的腳步，走進了中科院的學部委員會。從這一刻起他正式執掌中國科學院，成為了第三任院長，他就是66歲的化學家盧嘉錫。
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盧老，他是中科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經過選舉而產生的院長。盧嘉錫從事結構與效能的關係研究，對中國原子簇化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他所指導的新技術晶體材料科學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績。
科研經費嚴重不足，是盧嘉錫所面臨的最大難題。經89位學部委員聯名建議，國家撥款成立了“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並且要面向全國。
1985年3月13日，一條訊息震動了整個中國科技界。財政科技撥款制度改革打響了，這次改革按照鄧小平的話說，“就是為了解放科技生產力，解決長期困擾中國的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
在這套方案中，大部分研究機構事業費大幅縮減。有的甚至要求三五年內達到自給，而早在一年前，嗅到了國家改革氣息的中科院，就率先在本系統開始了經費改革，成了第一個吃螃蟹者。
十年浩劫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損失，百廢待興之際，國家投入又有限，科研經費嚴重不足。再加上科學院曾兩次核減了事業費，除掉人員工資之後，科研經費所剩無幾。
當時動物分類研究室需要買一些資料卡片，就連這點經費都拿不出來，後來還是水產部門給的錢。陳景潤曾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談及他的五人小組的研究經費，每人每年數百元經費。連出差都難，國內有些學術會議都無力參加，更不敢請人來。科研經費的嚴重不足，也導致人才的大量流失，大批科研人員下海經商。
在當時的中國，人們稱這樣的群體大逆不道，這件事情很快就引起了極大爭議。搞歪門邪道、不務正業。這時一篇新華社的內參讓事情有了轉機，1983年初，當時胡啟立、方毅等，對此事先後做了批示。
這個批示猶如一劑定心丸，讓忐忑不安的創業者放下了心裡的包袱。由此在中關村的大街小巷，雨後春筍般出現了各種科技企業，陳春先也被譽為“中關村民營科技第一人”。
1985年，《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下海者說》的報導。為科學院的創業者搖旗吶喊，“下海”也成為了當時的流行詞。到1987年底，集中在白石橋路、海淀路和中關村路的“F”形地帶內。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科技企業已經有148家，這些企業大部分都有中科院的背景，有的是科學院人員自籌資金成立的公司，有些是科學院直接投資開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