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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的本质
党锢之祸是发生在东汉末年、宦官为了镇压反抗自己的士大夫而进行的禁锢活动，在党锢之祸中，很多有识之士被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很多人还因此丧命，使得朝中再无可以独当一面的良臣。深究党锢之祸的本质，就是宦官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利而对士大夫进行的欺压。
汉灵帝剧照
公元166年的时候，宦官执政，皇帝形同虚设，宦官和他们党羽的势力侵入到了民间百姓之中，大肆掠夺民间财产，引起了百姓和地方官员的极大不满。当时朝廷内有陈蕃、李膺等有识之士，他们不惧宦官的蛮横残暴，猛烈抨击宦官的行为，这使宦官极为愤怒，不断在皇帝面前诽谤士大夫，将士大夫称为“党人”，对党人进行了严厉的制裁。
东汉一共有两次党锢之祸，两次党锢之祸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第一次的结果远没有第二次那么严重。第一次党锢之祸因为有外戚的帮助士大夫没有被赶尽杀绝，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又重新得到重用。而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灵帝听从宦官的一面之词，不仅下令杀了陈蕃，更是让大将军窦武无奈自杀，很多士大夫也被发配到很远的地方，甚至被追杀，而那些曾经帮助过士大夫的人也难逃一劫，与他们交好的人也受到了牵连，整个朝廷岌岌可危。
虽然两次党锢之祸的本质一样，都是宦官对士大夫的欺压，但他们造成的结果有所不同。第二次党锢之祸为东汉埋下了祸患，加速了汉王朝的灭亡。
第一次党锢之祸
东汉末年一共发生了两次对整个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党锢之祸，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于汉桓帝期间。桓帝在位时举行过一次天下大赦，赵津等宦官趁着这个时候为非作歹，做了很多触犯法律的事情，认为即将获得大赦的自己可以逃脱惩罚，然而成瑨等官员并不吃这一套，虽然那个时候皇帝形同虚设，朝廷真正的掌权人是宦官和外戚，他们仍然不畏权贵依法惩治了赵津等人的党羽。气急败坏的宦官立马向桓帝报告并诬陷那些官员，桓帝相信了他们的话并处置了成瑨等人，这是引发第一次党锢之祸的直接原因。
汉桓帝剧照
在宦官的挑拨下，不少敢于直谏的官员深受桓帝的冷落，但却得到了民间的支持，认为宦官乱政要严加处理，然而此时的桓帝并不是自己说了算，在宦官当权的年代这些敢于直接说出宦官罪责的人都没能逃过党锢之祸，不少在狱中被杀。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于大赦之后，宦官因为士大夫处死了自己党羽内的杀人犯，就被宦官污蔑为“诽谤朝廷”，桓帝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直接逮捕并处置那些被宦官定为“党人”的士大夫，有的宦官甚至直接无视法律对士大夫进行欺压，不少士大夫要么丢了官职，要么直接被害死。
公元167年，窦皇后的父亲出面替士大夫求情，桓帝终于取消了对士大夫的制裁，同时宦官们也担心自己做的坏事被狱中的士大夫们抖落出来，纷纷提醒皇帝大赦的时候已到，于是那些被迫害已久的士大夫们终于被放了出来，但也无法再次做官了，至此，第一次党锢之祸结束。
第二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汉灵帝时期，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被迫害的大臣陈蕃由于与窦太后的父亲窦武交好被再次任命为太尉，当时灵帝年幼无法主持朝廷，窦武便与陈蕃、司徒胡广一起执政，一些名士也再次受到重任，这让百姓十分欢喜，却让宦官十分懊恼。
汉灵帝剧照
无法在朝廷上滥用职权的他们多次在窦太后面前诽谤忠臣并时常阿谀奉承窦太后，窦太后也在他们的怂恿之下胡乱干涉朝政，这为第二次党锢之祸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陈蕃等有识之士认为宦官这样干预朝政是不对的，在多次劝说窦太后无果后联合起来准备除掉曹节等几个大宦官，然而他们的计划却被宦官看到，宦官不仅挟持了窦太后，更是假传指令追捕陈蕃等人。第二次党锢之祸一触即发。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陈蕃在尚书门遇害，窦武被诬陷成叛乱，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无奈自杀，与窦武交好的冯述等人惨遭灭族，刘淑等人被迫自杀，李膺等士大夫被再次免去官职，后来又被宦官诬陷，被灵帝处死、追杀，几乎所有与宦官对抗的有识之士都没能逃过灭族的灾祸，甚至他们的朋友、曾经收留过他们的人也被连累，与“党人”有关的人被终身禁锢。第二次党锢之祸影响巨大，牵连到很多无辜的人，也使得政治昏暗无比，政局动荡不堪，民不聊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王允杀死董卓才算结束，对陈蕃、窦武等人的平反，也在时隔22年后终于完成。
党锢之祸评价
党锢之祸发生在东汉末年，由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斗争引起，最终很多士大夫被迫害致死，他们的家人朋友也受到了牵连，整个东汉的政治从此动荡不堪，加速了东汉的灭亡。对于党锢之祸评价，历史上都是一边倒的批判宦官，为士大夫的遭遇抱不平。
汉灵帝剧照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党锢之祸进行了评价，他将宦官称为小人，对士大夫的遭遇深表同情，认为士大夫无法在朝廷中担任要职，所以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当时的政治情况，但由于他们反抗宦官，勇于向权贵提出挑战，受到宦官的报复，最终自己获罪，也让亲朋蒙受不白之冤，国家随之而亡，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后汉书》中也对党锢之祸进行了评价，跟司马迁不一样的是，《后汉书》作者范晔在书中更多的对士大夫进行了赞美，赞扬了他们清廉的品格和面对邪恶刚正不阿的态度，同时也对当时的政治情况进行了批判，认为正是由于当时朝廷内部的种种荒唐行为导致大批士大夫死于非命。
后人也进行了一些党锢之祸评价，吕思勉对党锢之祸发生的背景、过程和结果进行大量的分析后，认为年幼皇帝无法掌权给了宦官极大的机会去禁锢士大夫，而年长后的皇帝只听信宦官一面之词，整天只想聚敛奢侈，让那些真正关心国家命运和百姓生活的有识之士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成为无辜的受害者，使得朝中再无忠良之人，这也就为将来汉朝灭亡埋下了祸根。
党锢之祸的影响
党锢之祸是指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宦官为了欺压与他们作对的士大夫给他们强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终使那些有识之士家破人亡的事件。东汉末年一共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第一次发生在桓帝在位时期，这一时期虽然陈蕃等名士被宦官诬陷被免去官职，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影响并不是特别大。而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名士直接被迫害而亡，他们的家人、朋友也没能逃脱灭族之祸。这两次党锢之祸直接使东汉政局动荡不堪，加速了东汉的灭亡，可见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影响实在巨大。
汉桓帝画像
党锢之祸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对士大夫和与他们交好的人。忠臣陈蕃在党锢之祸中被杀，大将军窦武被迫自杀，而李膺等名士被发配后仍然没能逃过被追杀的命运，他们很多人或是死在了狱中，或是在半路被宦官的手下所杀害。党锢之祸结束后，与他们相关的人也受到牵连，他们不能再做官，他们的家人朋友也不能做官，朝廷上再没有有识之士说话的权利。
两次党锢之祸的影响对东汉改变最大的是朝廷上再没有可以主持大局的名臣，一味听信宦官的灵帝也不顾忠臣建议，这使得宦官更加为所欲为。他们大肆掠夺百姓的财产，最终引起民愤酿成黄巾之乱。黄巾之乱之后东汉的局势更加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最终东汉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