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作战，连续取得了虹桥、北新泾等好几场大捷。携此战功，李鸿章荣升江苏巡抚，位列封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然而，飞黄腾达之时，李鸿章却有一个巨大的烦恼，此时他已年过四十，膝下却始终无子。前些年四处漂泊，郁郁不得志，这个烦恼还可以暂且抛在脑后，现如今已是封疆大吏，而且前途不可限量，这个烦恼就不仅仅是烦恼了，而成了关系他这一支兴衰的家族大事。
为此，李鸿章做了两件事，一是续娶了一个极具旺夫相的女人赵小莲（李鸿章荣升江苏巡抚时，原配已去世一年多）；二是将六弟李昭庆的儿子李经方过继来做了他这一支的长子。
有人评价说，娶赵小莲给李鸿章带来了几十年的官场鸿运，而过继李经方则成功地续上了李鸿章这一支的香火，因为不久之后，他的亲生儿子李经述就降生了。
虽说李经方不是李鸿章的亲生儿子，但李鸿章并没有厚此薄彼，始终将李经方视为他这一支的长子。
李经方生于1855年，幼年在家塾读书，打的也是学而优则仕的底子。他书读的不错，考廪生，考举人，都是挥笔即中，照这个势头，如果在科举之路上坚持走下去，中进士，进翰林，对他而言似乎并不难，但李鸿章却并不希望他去走这一条老朽的窄路。
这一点跟曾国藩颇为相似。
1870年，李鸿章与曾国藩官职对调，奉命办理天津教案，李经方随同李鸿章一道移家天津。在这一时期，李鸿章在处理内政外交诸项大事时，便有心将李经方带在身边，让他观摩开眼界，历练打基础。
因为有李鸿章的着重栽培，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李经方已是有着三年驻美公使参赞以及三年驻日公使资历的外交官了。
对于李鸿章对李经方以及另外两个儿子的道路设计，时人曾有一些困惑。那时，一般官场上的聪明人，都是视洋务实业为肥缺，而视对外交涉为险途。可李鸿章偏偏不让三个儿子去碰他麾下的洋务实业，而是把他们统统引入了稍有不当就要背负骂名的外交道路上。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李鸿章觉得国家振兴的要务在于开眼看世界，他要让三个儿子率先担负起这等重任？还是李鸿章觉得外交是国家未来的权势高地，他要让三个儿子抢先在这块高地上建功立业？又或者这仅仅只是李鸿章对家族二代的一种稳健规划，让他们避开国内官场的一切漩涡与陷阱——
不管是怎样的考虑，也不管有多少的苦心，多少的私心，到了1894年，因为甲午惨败，李鸿章家族的鸿运到头了。
鸿运的终结意味着悲剧的到来。
因为在甲午之前曾干过三年的驻日公使，对日本上下的情况吃的很透，随李鸿章赴马关跟伊藤博文谈判期间，李经方很想有所作为，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之势，他几次要站出来据理力争，但最后都被李鸿章制止了。
无奈之下，李经方只好将自家以及同僚的见解简略地写成小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他决策参考，但李鸿章始终没有采纳他的主张。
与伊藤博文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李鸿章在回马关春帆楼的途中遭遇日本浪人刺杀，子弹击中左颊骨，血流不止，当场昏厥。李经方作为李鸿章长子临危受命，出任对日谈判的全权大使，然而他这个全权大使却只能扮演李鸿章忠诚拐杖的角色，一丝一毫的自主谈判权也没有。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作为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又被派了一个苦差事，光绪命他赴台湾，交接割让台湾事宜。李鸿章不想卖国贼的帽子再次扣到长子头上，上奏朝廷请求收回成命，光绪非但不允，而且对李鸿章进行了严厉斥责。
办完这一趟必遭辱骂的差事，李经方名誉扫地，成了世人口中的“割台大臣”、卖国贼。
随后，李经方虽然作为重要随员，跟随李鸿章一起访问了欧美，但墙外开花墙内寒，李鸿章父子的官场处境并没有因此得到迅速改观。
直到京城爆发庚子事变。
因为朝中无人能够出来收拾残局，慈禧连续向远在千里之外，正担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发出了多道懿旨，要求他火速北上，不得稍事延误。
当时海内外有不少人向李鸿章进言，何不趁着满清两宫西逃之机，振臂一呼，夺回汉家天下！
李经方正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据说他曾多次拿着洋人劝李鸿章拥兵自立的电文，到李鸿章屋里长久地不出来。
时人评价说，李公子的胆子比天大，怎奈一辈子被李中堂捆住了手脚，有那样的心，却没那样的命，更没那样的运。
老迈的李鸿章怎可能是振臂一呼的乱世枭雄，将这一种“非分之想”扼杀后，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北上，继续效命那摇摇欲坠的满清朝廷。
北上之际，李鸿章把李经方当成一枚重要棋子留在了上海，李鸿章给他的任务是，专门会晤俄国专使，争取俄国干预，以达成“以夷制夷”的局面。
此时的李经方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斗志，在建议俄国人重金贿赂李莲英，促成慈禧早日返京，减轻其父压力的建议，遭到俄国人拒绝后，他基本上就沦落了下去。
庚子事变后，李经方跟盛宣怀打了一段时间很短的酱油，之后又当了一任驻英公使，再之后辛亥革命就爆发了，他的官场生涯就彻底结束了。
到了民国，李经方的境遇很尴尬，一方面他觉得父亲李鸿章为气数已尽的满清朝廷鞠躬尽瘁吐血而死，很不值得，因此无论是张勋复辟，还是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他从不去附和，只不屑一顾地冷眼旁观；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改换门庭有失气节，因此他又始终端着架子，不食民国“周粟”。
加之他“割台大臣”的黑历史无法抹去，最后他只能龟缩在上海的家中，当寓公。
哪知道，北伐胜利后，他那绰号“小叫鬼”的幼子李国烋竟跳将出来，伙同革命军硬逼他交出所有财产。
受此惊吓，李经方连忙逃离上海，远走大连，从此躲在大连的租界里不再露头，直到过完八十大寿，终老而死。
如果仅从浮在水面上的这一层看过去，李家的这位长公子实在可以算作一个路不宽、气不顺的官场悲剧人物，他因其父而得官，又因其父而一生没能施展抱负，最辉煌时也不过是充当了其父的一根拐杖，之后便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草草下场，苟且偷安去了。
可如果转向较隐秘的另一面再看，李家长公子展现出的就不是悲剧景象了。
晚清时节，说到外交官多少有些进步、文明的意味，但李经方似乎是个例外，他居然有一对姐妹花原配、五房姨太太以及两房洋太太，真正的妻妾成群，而且还是中外通杀。
他的那一对姐妹花原配，是淮系封疆大吏刘秉璋的两个女儿，大女儿过世了，二女儿又娶进来。
五房姨太太从哪里来的，不用多说，风流的去处多了，自然就有了。至于那两房洋太太，讨的就有些假公济私了，一个是英国人，他当驻外公使时的英文秘书，一个是法国人，他当驻外公使时的法文秘书。
一个四品京堂候补衔的外交官，一下养这么多的妻妾，他的钱财都是从哪里来的？
李鸿章家族的两代人，父辈李鸿章他们兄弟几个，子辈李经方这一些人，其中不少都有聚财敛财的本事。李家这两代人聚财敛财走的不是简单粗暴的贪腐路子，而是极其隐蔽的聪明路子，吃时局政策的红利。
除了大量囤地，长期收租，李家这两代人最爱干的就是抢在政策出台前，大肆投机圈地，搞房地产。李鸿章上奏朝廷说，要把芜湖米市打造成全国四大米市之一，李鸿章的兄弟子侄们便抢先一步，花少量的钱从当局手里“领种”大量的“荒地”，所谓插草为标，成片划界是也。待到政策出台，昔日的荒凉之地热了，熟了，他们便开始整条街整条街地开发。
当年，芜湖的整条华盛街就是李经方投资开发的。
直白一点说，再造一座城的发财模式，李氏家族在百年前就玩的很精湛了。李鸿章之所以不让兄弟子侄们到他掌控的洋务实业中捞油水，不是李家不爱敛财，而是李家有更隐蔽更上台面的敛财路子。
这一手，李经方在上海也用过。第一次大战期间，欧洲在打仗，一些英国商人为躲避战火，想到黄浦江边造厂、建码头货栈，消息灵通的李经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抢先一步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老杨树浦江边一带几百亩荒地，然后以几十倍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
仅这一票能赚多少，就够人想的。
除此之外，李经方还有卖古董发洋财的好事。这中间有一例是流传开了的，民国后，瑞典王国的太子访问中国，并为瑞典国家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因瑞典王室对中国青铜器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到了中国便开始遍访公私藏家。
这生意最后被李经方接了下来，据说一单他从瑞典王室那里赚了二十八万英镑。
有这样狮子张口式的赚钱路子，加之从李鸿章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官场失意的李经方实则是很能发财，很能享受的巨富之人。
就富贵生活而言，只一点让李经方有些遗憾，那就是他亲生的子嗣不多，只有二儿三女，而这两个儿子还都是那两房洋太太生的混血。大儿子李国焘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学成回国后在邮电部门工作，算是中规中矩；小儿子，也就是北伐胜利后要抄他家的李国烋，则是个十足的败家子，整天吃喝嫖赌，挥霍无度，乡人呼之为“小叫鬼”一点没有污蔑他的意思。
从李鸿章到他这一代，虽然官运是彻底没了，但富贵家道似乎还在，可再朝下一代看，李经方的心里不免就要打鼓了。
为了延续李家的运道，李经方在垂暮之年立了一份遗嘱，除了将现有的财产分配给他这一支的亲属后人外，他还特意在遗嘱的最后部分留下了这么一段话——
“我在少至老陆续秘密存入一大银行之款，不计其数，皆无存券。数十年来本利未尝计算，亦不知有若干万。但此银行永远存在，不致倒闭停歇，亦无人可以冒领、盗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孙将来有德者，该银行当然付给；无德者亦无从妄取分文。吾后人其各好自为之，此时吾固不能亦无从预为之支配耳。”
这究竟是李经方为激励后世子孙上进有德而编造的谎言，还是他确有这样的苦心安排？
世人说法不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哈尔滨酿酒厂有个叫李国安的调酒师，声称当年手里有一张五百万英镑的存折，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但上面写的是李经方的名字。1960年，他因为自然灾害活不下去，约了三个好友，想从广东偷渡香港，到香港后再想法取出这笔巨款，结果东窗事发，四人锒铛入狱，李国安被判十年徒刑，而那张存折也在混乱中弄丢了。出狱后，李国安旧事重提，一口咬定此事为真，并请国家有关部门追查存折的下落，取出那五百万英镑捐给国家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