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任何朝代的灭亡大抵是两个场景：一外敌，二内乱，而明朝的灭亡既有外敌，又有内乱。明思宗朱由检（即崇祯帝）很不幸，他成了明朝的亡国之君。本来在20岁之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和学习阶段，但因为他不是皇储，只是一个亲王，所以没办法和张居正这种大政治家学习，也不能向孙承宗那种牛掰帝师请教，所以，他对治国之道的了解实在不多。
本来可以做个逍遥王爷，结果哥哥最后莫名其妙把皇位传给了他，一脸懵逼的朱由检被推到了皇帝位上。既来之则安之，当就当吧！崇祯也算是个勤快的君主了，比不上秦皇汉武，也是个守成之主一类的。刚即位就杀了魏忠贤，铲除了阉党，一心扑在政务上，后宫常年就皇后一个女人，而且简朴到衣服都打补丁了，大臣都惊呼“尧舜在世也”！
可惜朱由检遇到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孱弱积弊的国家。朱由检天赋算不上优秀，只能靠后天的勤奋去弥补，想在实践中摸索一条救国之路，可惜时局给不了他那么多时间。而且“肯办事”和“会办事”是有很大区别的，崇祯皇帝就是这样一位“肯做事”但“不会做事”的人。
朱由检一上台，先办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但是随即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朝廷没钱了！以前魏忠贤在的时候，虽然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但好歹还能向地主商人阶层收税弄点钱，维持国家正常的周转。魏忠贤倒了之后，朝廷立即穷的底朝天了，连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谁还肯卖命打仗？崇祯没办法，只能跑去西北地方收税，而西北本来就有天灾，还加收赋税，这不是逼着百姓造反吗？
魏忠贤在世时，还可以压制朝中的东林党，老魏一死，东林党扬眉吐气了。东林党人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
东林党人一味地指责武官战事不利，贪污军饷；而自己则在另一边中饱私囊。崇祯对他们言听计从，直到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叛军攻破了北京城，国家彻底崩溃。崇祯才看清朝中卫道士的嘴脸，临死前，崇祯皇帝愤恨的丢下一句话：“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然而东林大臣却说他：“独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祯上台时，时局虽乱，但尚有可为。怎奈其刚愎自用、用人疑人、战守两端反复不定，以致最后进退失据、内外两面失守，终致败亡。在用人问题上，崇祯就是典型的没能力还甩锅，甩得最严重的就是陈新甲事件，简直毫无担当，一出问题都是员工的责任，忠臣都被崇祯坑死坑残，墙头草反而过得很好，谁还会替老板打工？在这一点他要比哥哥天启逊色太多。
天启皇帝朱由校，几乎是明朝最聪明的皇帝，至少可以甩崇祯几条街。朱由校上台之时只有15岁，上台前一年，明朝刚刚在萨尔浒之战惨败，辽东女真人步步紧逼，随后不久四川又爆发土司叛乱，朱由校有点措手不及。慢慢地，他开始重用太监魏忠贤，通过发展监党来稳固皇权。一面打压、屠杀误国的东林党人，一面到处安插亲信。短短7年，朱由校重建了皇帝的权威。
平定四川叛乱，稳住辽东局势，宁锦防线稳固，东江镇的毛文龙就像一颗钉子一样插在后金的背上，皇太极如鲠在喉。明朝刚刚有转机有起色，又要换主人。1627年，朱由校“意外”病死，传位弟弟崇祯，拉着手跟崇祯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结果崇祯根本没听，先办了魏忠贤，又把天启帝打压了一辈子的，那群“宽于待己，严以待人”，饱读圣贤之书的废物东林党放了出来，让大明在亡国的轨道上加速前进。
朱由校在澳门问题上态度强硬，还与荷兰殖民者两次在澎湖交战，并且获胜。终天启一朝，皇帝利用宦官压制文官集团，征得大量税收有力地维护了军队机器，最终得以守护这样一个末世王朝。崇祯虽然勤政，但他到死都没有领悟治国之道。帝王之术在于制衡，任由一方独大，必将祸患无穷，有时所谓祸国殃民的真小人，远胜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参考资料：《明史》、《明季北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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