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杨津涛
我们现代人对古人生活的了解，大都来自影视剧。这些有关古代世界的“知识”，虽早已深入人心，可惜它们与真实之间常常还有相当距离。
2013年，《新周刊》副主编唐元鹏在杂志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历史”的栏目，立意向读者展现“几千年来，华夏中国和她的百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参与这个栏目创作的吴钩、叶克飞、李夏恩、王戡等，都是史识、文笔俱佳的历史作者，他们所写，涉及皇室、官场、饮食、防疫等各个方面。几年间，这些文章集腋成裘，于是有了这本《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地方官身兼多项职责，除审理案件外，还要征收税款、教化民众，乃至维护治安。
苏轼是个判案高手，但他不喜欢端坐在大堂上。在杭州做官时，苏轼常常带着一两个老兵，先游览西湖、漫步灵隐寺，再到飞来峰上的冷泉亭处理公务，极为潇洒。如果赶上时节不好，爆发灾荒，苏轼一样要烦心。有一次，杭州大旱，苏轼发现，有的地方官不仅隐瞒灾情，竟还多收粮食，一怒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上奏朝廷，狠狠告了他们一状。
在苏轼的时代，人们日常交易中用的还是铜钱，很少出现白银。老百姓拿散碎银子买东西，要到明朝中后期才成为普遍现象。由于各地铸银时的标准、工艺不同，各地元宝的含银量也有细微差别。因此，假若一个人拿着北京铸的元宝到杭州消费，商家必须要先验成色，再称重量，经过复杂的换算方可完成交易。
除了铜钱、白银，古人经常使用的还有纸币。从北宋时期发明“交子”（最早发行和流通的纸币）以后，金、元、明等朝都曾效仿，发行了“贞佑宝券”“大明宝钞”“中统元宝钞”等上百种纸币。
古人不懂经济规律，朝廷往往为掠夺民间财富无节制地加印纸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比如，朱元璋力推的“大明宝钞”到了明朝中期，“新钞一贯，时估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以至掉到大街上都没人去捡。
在《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里，有好几篇谈到古代官员的收入，解释了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要如何实现。
何刚德是晚清时期江西建昌的知府，他的法定年薪是白银80两、大米40石；朝廷每年给养廉银1400两；下属5个县一年总共要“孝敬”约6000两，这些加在一起大概是7520两。此外，何刚德还能从每亩地中多收3分白银，胆子够大的话，拿到数万两的额外收入不成问题。这些白花花的银子，到了何刚德手里，很多还要送出去。首先，他要“孝敬”自己的“上官”，至少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其次，还要自己花钱雇佣一批仆从、幕僚等。所谓的幕僚，就是我们在影视剧中常常看到的师爷。师爷不是政府公务员，请师爷需要知县、知府们自己掏腰包。
师爷的种类很多，有精通法律的“刑名师爷”，有擅长财会的“钱谷师爷”，有负责出纳的“账房师爷”，还有起草信函的“书启师爷”等。这些师爷的工资，从数十两、数百两，直到一两千两不等，对于知县、知府们，这是个不小的负担，可要开展工作，偏偏又离不开师爷们。作为一名“县太爷”，只有师爷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门丁”“签押”“用印”“值堂”等名目繁多的“长随”，一方面帮忙做事，另一方面也监视县里的“地头蛇”书吏、衙役等胥吏。
古人的日常饮食，也和影视剧里演的不一样。比如，直到明朝末年，中国人才开始食用辣椒；也是在明清时期，猪肉开始代替牛羊肉，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肉食品。看完《新周刊》编著的这本《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后，你可能会失去有关古代世界的许多美好想象，但历史本来就是如此。
（《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 《新周刊》杂志社编著 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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