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白手起家的朱元璋会重视知识分子？
对明太祖朱元璋的功过评说，历来都褒贬不一。但对他白手起家，推翻元蒙的历史功绩，却始终是有口皆碑，为后人传颂的。朱元璋为什么能从“草寇”起家，而最终完成推翻一个王朝，并建立另一个王朝的历史使命呢？究其原因，促其成大事的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就是其中的关键原因。也可以这样说：朱元璋之所以能从“草寇”中脱颖而出，做成古之“草寇”都想做，而最后都做不成的事。是因为他不安于做“草寇”，对“草寇”有一种反叛意识，以至于后来对成大事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这一点，穷碌碌如古之陈胜，中之黄巢，时之陈友谅、张士诚等辈，皆莫能望其项背。
朱元璋成大事的指导思想发生“质变”的关键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朱元璋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在实践中解决好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朱元璋为什么会发生“质变”，并最终能成大事的最根本原因。明之得国，非得之于“天”，而得之于“人”。主公明睿，将领善战，是打天下的重要保证，但还不足以得天下。从“打”天下到“得”天下，一字之差，差之万里。差就差在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重视知识分子队伍建设这个关键环节上。莽夫起事，其先天不足便在文化上，既缺乏宏伟蓝图，也不知抓纲挚领，还少有指导方针，行动犹如盲人摸象，偶胜纯属乱打误中，因此终竟难成大事。
而朱元璋对“文化人”这个问题，却认识很深。自己虽是“大老粗”，可令人钦佩的是，他非常了解“文化人”的价值，并十分坚决地接纳和依重“文化人”。翰林学士解缙在编撰《太祖实录》时评论道：“帝性神开明达……始渡江时，首兵群雄多淫湎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尽管看着有点“歌功颂德”的味道，但毕竟还是有史为据的。
据《剪胜野闻》记载：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尝谓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能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虽然多少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没有进过学堂的田家子，在行军打仗中，是如何认真读书，尚学崇文的。
朱元璋在“革命事业”的逐步发展壮大过程中，几乎每攻克一地，都不忘招贤求士，礼聘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攻下徽州后，召名儒朱升求问时政。当时，朱升提出的建议是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欣然接受了这一至关重要的“九字真经”。这样，不但避免了过多、过早地成为众矢之的；还使朱元璋在整体战略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一“九字真经”居然在六百年后，被运用到了“反修防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任务”中，并改：“高筑墙”为“深挖洞”，“缓称王”为“不称霸”，新“九字真经”合称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哈哈！朱升真是太有才了！
又如，朱元璋在采石访得儒士陶安，便如饥似渴地征询陶安对当前时局的见解。陶儒士说：现今群雄并起，但他们所想所要的都“不过子女玉帛”。他向朱元璋建议：“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朱元璋听后，大为高兴，连声称赞：“好！”“好！”（《国初事迹》）。在《明通鉴》中，也有朱元璋和儒生唐仲实与上述情况类似的谈话记录。看来，这类故事在朱元璋身上还发生过多次。这种访贤问士的结果，不但使朱元璋的眼界大为开阔，心志大为提高；也使得他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对他成就大业的战略意义。部将胡大海在攻打太平府时，寻得一位叫许瑗的儒士，并派人送去见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喜要读书人。’”
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4年）三月，朱元璋的“革命事业”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原因是，他成功地将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延揽入了自己的阵营。此四人声望素著，无论才智学问，还是儒学文章，皆为彼时之泰斗。他们连同早些时候在滁州加入朱氏集团的儒士李善长一起，组成了一个超一流的豪华朱氏智囊团。以这些人为核心的知识精英，不仅在战争中为朱元璋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更从政治、体制、法律、礼仪、财税等诸多方面，为未来的大明王朝制订和确立了一整套的国家秩序。难怪明代的评论家会得出如此精辟的结论：汉高祖谓：“吾能用三杰，所以有天下。”……我明肇兴，公侯爵赏数倍汉朝；李韩公（善长）之勋烈无异萧何，徐魏公（达）之将略逾于韩信，刘诚意（伯温）之智计埒于张良，……我朝开国之功，视汉高尤有光矣，大业之成，岂偶然哉！
朱元璋兴起时与建国后，多次下诏求贤。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九月，朱元璋在《求贤诏》中道：“朕惟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
过去的历史教科书，在解释朱元璋为什么会从农民起义的领袖变成封建王朝的皇帝的原因时，有一种“变质说”。这其实也对，朱元璋确有从“草莽”向“文化”的“变质”。《求贤诏》体现出来的思想，就明显是“变质”了。这一点，若与许多不“变质”，而一直保持“草莽本色”的农民起义首领相比，不知高明了多少倍？！
至于晚年的明太祖朱元璋，其指导思想所发生的另外变化，就不是本文中所要探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