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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位冰心玉壶、超然脱俗的谋士――张孟谈。
张孟谈是赵襄子的谋臣，而《史记》称之为张孟同，是赵襄子的相。
在《战国策》中，他的形象主要是由《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和《张孟谈既固赵宗》两篇文章连贯而来的。
《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
《张孟谈既固赵宗》
当知伯灭了范氏、中行氏后，接着向韩、赵、魏三氏索取土地。
韩、魏惧于知伯，皆应其所求，唯赵氏不肯给。因此，知伯暗中联合韩、魏两氏攻赵。
赵襄子剧照
张孟谈为赵襄子选好防御之地，拟定守城计划，使得三国联军进攻三年仍不下。但三年后，城中“财食将尽，士卒病羸”，而且赵襄子已打算投降了。
谁也没有想到，张孟谈竟然能力挽狂澜。
他先拜见韩、魏之君，说之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而成功让此二国倒戈；再以赵臣的身份，朝会知伯，假装乞降；并打探军情，得到知伯疏于防范的情报；最后使用计谋——连夜以水灌知伯军，杀知伯。
可见，张孟谈不仅具有极佳的口才，在智谋和观察方面，皆高人一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立下此等大功，却不贪恋权力、名声、财宝。
张孟谈剧照
在张孟谈看来，国君的权势要能控制臣下，而今自己的权势高过国君，对国家是有害的。
对赵襄子的赏赐和挽留，张孟谈坚决地说：
“臣观成事，闻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权均之能美，未之有也！”
这是国君所必备的驾驭臣下之“治术”。可见，他所考量的，是守住国家的方法。
从历史上看来，春秋之时臣弑君者多有，往往是世卿执政后权力高过王权所致，尤其是春秋晚期，各国普遍发生内乱，如田氏代齐、鲁之三公、晋之六卿。
晋灵公剧照
晋国在晋灵公被权臣赵氏杀死后，由赵氏扶立晋成公，从此以后进入“六卿专政”的阶段。晋哀公四年(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氏灭知氏；又五十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
张孟谈亲眼见到“六卿专政”所导致的政局动荡不稳，并实际参与了重要的三家灭知氏之战。因此，在巩固了赵氏的宗社之后，张孟谈为赵国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方案，主要是推行田制改革：
“广封疆，发五百。”
“五百”是什么意思？应作“阡陌”，即《商君书》所称“开阡陌封疆”之意。
当时，晋之六卿破坏了“步百为亩”的井田制，而扩大了田亩制和地税制。张孟谈的“广封疆，发阡陌”，是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是六卿中最大的亩制，又不征收地税，因而自然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
他所提出的，是一项使国家富强的改革措施，而接下来，他要做的是内政上的安定，即扩张君权，来避免“六卿专政”的历史重演。
他的理论，比申不害还早100年
我们都知道，申不害提出“术治”的论点，以为“君不专制，臣必擅主”。申子说：
“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
战国时期，游说者众。他们各出奇计，投君所好，以钓权势。试想，如果臣之权势过大，而君对臣又无驾驭之术，那么恐怕会形成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
申不害剧照
其实，张孟谈已有“术治”的初步思想，比申不害还早100年。而且，他为巩固赵氏的根基，率先做出表率——“捐功名，去权势以离众。”
张孟谈是赵襄子最重要的大臣，不仅身份尊贵，而且大权在握，更有享不尽的采邑税收，但他却能放弃名利归隐，过起平淡的躬耕生活。
在他隐居三年后，国家有难——诸侯合谋攻赵。赵襄子亲自下乡会见张孟谈，此时他又义不容辞上路，回朝主持国政，并能用计化解四国的结盟，顺利解除赵的危机。
玲珑说
张孟谈为相，不积极为己身富贵图利；他为隐士，也不消极避世。
看来，他恪守纲常伦理，事有道之君与事无道之君，都能尽己分，更何况赵襄子是个颇有作为的国君！
《史记》中记载，当赵氏被围城三年时，群臣皆有外心，唯张孟谈不失礼；当赵襄子往见张孟谈，请其复出主政时，张孟谈也要求：
“君其负剑而御臣以之国，舍臣于庙，授吏大夫。”
战国时代的“士”，大都缺乏守礼、忠君的观念，普遍以“逐利”为人生目标。而张孟谈要求“吏大夫”的职位，并非贪于官职权势，而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表现，有礼有节。
他是战国谋士中的“少数派”，是忠君爱国、不为名利的典范，其人品堪称是“战国谋士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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