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没有人会想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这样开端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
如今这个时代，科技飞速发展，各国医疗卫生条件大为改善，特别是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无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还是医疗卫生条件，首屈一指。然而，各个国家在面对全球疫情时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
中国在疫情出现第一时间，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举国体制优势，广泛动员、全民参与，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打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抗疫，毫无保留地与各国分享抗疫经验、无私提供医疗援助，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静心，深思，智慧和启迪就在字里行间里。
用更大的智慧来征服雅典
伊索克拉底死了。说说亚里士多德的命运。
亚历山大辉煌远征时，师以徒贵，亚里士多德荣归雅典，开办了“吕克昂学院”。经费由马其顿出。
吕克昂学院很快就成了柏拉图学院的劲敌。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院专门收罗和自己一样外邦出身的思想家。雅典人暗骂亚里士多德“忘恩负义”，集合这些外邦人，为马其顿充当智囊、间谍和说客，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锋。
亚里士多德的本意或许正是如此。既然雅典只能被智慧征服，那就用更大的智慧来征服它。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被称作他的“第二雅典时期”。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
在这里，他写下了被西方政治学奉为圭臬的名著《政治学》，其中有大量对城邦政治的反思。他将城邦政治分为君主与僭主、贵族与寡头、共和与平民六种形态，他严厉批评了其中的暴民政体，认为暴民政体是不以法律为依归的另一种专制。类似于极端民粹主义。
令人惊异的是，他还提出了“绝对王权”的概念。即“由君主一人代表整个氏族或整个城市，全权统治全体人民的公务，这种形式犹如家长对于家庭的管理。”他认为，“整体总是超过部分，这样卓绝的人物，本身恰恰是一个整体，而其他的人们便类于他的部分，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大家服从他的统治，不同他人轮番，让他无限期地执掌治权。”这在希腊世界的政治伦理中，可以算是极端的异类。
批评亚里士多德的人说，“绝对王权”是为了亚历山大量身定做的政治理论，说明他热爱权力甚于真理。为他辩护的人说，这不过是一个理论推演的极端模式，并非用于实践。其实，他真正在思考的是，如何将马其顿王权政治和希腊城邦政治进行有效融合。
然而，他的思考与实验没有走到头。
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的第13年（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死于巴比伦。他是带着遗憾死去的。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率领着征服了埃及、波斯、印度的雄师万里迢迢来到印度旁遮普邦比亚斯河畔。跨过这条河，是他梦想中的全印度乃至中国。他激情澎湃地鼓励将士们继续前进。而这些征战多年的骑士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支支马队骆驼队，装满了沉甸甸的战利品，他们再也不想东进半步。亚历山大只能顺着河边的斜阳痛哭而返，两年后病死。
这种铜钱很奇特，背后的故事太多了
在亚历山大折返的这一年，中国的秦惠文王已消化完商鞅变法三十年成果，正式确定了统一天下的雄心；而赵武灵王也在这一年即位，开始搞胡服骑射，打造出东亚最强的骑步兵混合军队。也是在这一年前后，孟子游于邹、滕、魏，继承孔子学说，系统提出了“仁政”思想；庄子游于宋、楚、魏，继承老子学说，提出了“天道”思想；齐国则开始兴建稷下学宫，力图囊括儒、道、名、法、兵、农、阴阳各家，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由此成型。从军事力量、到社会制度，到思想理念，东西两大古老文明在同一时间孕育出了各自的文明内核。只是历史没有让它们在此时相遇交融。不过，还是留下了一点痕迹。二十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新疆和田挖出了一种奇特的铜钱。钱体是典型的希腊形制（圆形无孔打压），币值和份量却是秦汉规制（“重廿四铢铜钱”、“六铢钱”）。正面是汉文篆字，背面是佉卢文。佉卢文是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文字。这个国家是亚历山大留下的希腊化王国，在今日的阿富汗。通过西迁的月氏王国作中介，它与汉王朝有了文化贸易的交往，为日后更大规模的东西方“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冥冥中慰藉了亚历山大希望行走到“世界尽头”的梦想。
把目光再移回到希腊。伟大的学生亚历山大刚死，伟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立即遭到反攻倒算。要面临雅典公民大会的审判，借口是他“亵渎神灵”。上次这样被审判而喝下毒芹汁的，是他的师祖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德不愿重蹈覆辙。他逃匿到马其顿控制下的维亚岛上，岛上有温泉松林。一年后，怏怏去世。他的逃跑遭到满雅典的嘲笑，说他没有苏格拉底的风骨。
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塑造了后世西方文明，却无法征服当时的雅典。希腊城邦对“本土性”的绝对坚持，导致了政治的封闭。同时代的战国思想家们比亚里士多德幸运的多，他们可以在各个国家巡游发展。哪里符合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在哪里出谋划策。战国七雄的改革，都由外来游士主导。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正因其丞相与客卿都是外来的知识分子。分治不见得开放，统一不见得封闭。
倡导“绝对王权”为何现实走向了反面
和伊索克拉底死后一样，亚里士多德死后的局势发展，也走向了他理想的反面。
亚历山大帝国内部分裂，三大继承者王国相互征伐，不断分裂独立。这不是因为亚历山大死得早。在他没死时，除了推动了一部分欧亚上层通婚外，没有对所征占的庞大帝国进行过内部政治整合，更没有进行过基层政权建构。
马其顿帝国的扩张方式，是在所到之处创建希腊式的自治城市。这种“自治”是对留居该城市的希腊殖民者而言，不包括被征服的土著社会。在每个新征服的亚洲城市，亚历山大都把自己的“王友”，派驻到该城市当总督，只管军事和税收，城市的民政依靠希腊移民组成的“自治委员会”管理。为了提前得到税收和降低行政成本，马其顿的总督们甚至向商人们拍卖转让了收税权。
中国战国时代的基层政权组织方式则完全不同。出土秦简显示，秦国每扩张一处，都要建立从县到乡的基层政权组织。其县乡官吏要负责收税、组织垦荒、统计户口、记录物产，再把这些信息输送到秦都咸阳编册保存。秦吏也不在一地久留，而是数年一轮换。这是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组织方式。
放弃民政，只要税收与金钱，不服就派军队镇压。一时可以最小的行政成本获取最大的财富，但也放弃了对当地社会的长远整合规划。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央强大的时候尚可，一旦中央权力衰弱，离心力就产生了，城市纷纷脱离控制。亚历山大帝国的分崩离析是必然的。
这不能怪亚历山大。因为即便是他的导师亚里士多德，也从未设想过大规模政治体的理论。他的“绝对王权”概念，只是从一个城邦的角度。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没有超大规模的政治体可供研究，如埃及和波斯。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进的，只有希腊城邦政治才能叫做“政治”。虽然亚历山大帝国是在他的精神指导下成为政治现实，但他依然没有设计出一个比埃及和波斯更“先进”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制度。
后人辩解说，虽然作为政治实体的希腊统一国家消失了，但作为文化精神的希腊，在罗马的躯体上得以永存，成为欧洲精神的母体。国家灭亡无所谓，文化永存已足够。
这要听听当时的希腊人民怎么说。希腊邦国灭亡过程中，一大批希腊高级知识分子以人质身份被送入罗马贵族家庭当老师。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他在名著《历史》中问道，“为什么希腊不断瓦解，罗马却能一直强大”？他那时心中想要的，恐怕不是仅存精神的希腊，而是一个实体与精神共存的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