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超的肋部，至今还有一道长长的手术疤痕。六年前，他以“开胸验肺”之举为自己讨回公道，并获得了120万元赔偿。六年来，维权、治病、生活，这些钱已经花去90多万，他还是没想好将来该怎么办。
张海超是河南新密人，2004年在郑州打工，几年后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却坚持“肺结核”的诊断结果。最终他只能请医生“开胸验肺”进行证明。2009年“开胸验肺”之后，他的肺功能逐年恶化，出现了气胸等尘肺并发症。
2013年6月，他在无锡做了肺移植手术。用他自己的话说，“算是捡了一条命。”换肺后的张海超不需要呼吸机了，但不能做剧烈运动、不能干重体力活儿。为了生计，2014年7月，他在老家河南新密市承包了一辆公交车，雇司机开车载客。
每个月里，张海超有5天会亲自跟车跑夜班，每次从晚上7点多到10点多。经历了验肺、赔偿、换肺这些波折之后，现在的他过着看上去平淡的生活，在儿子、父亲、公益人这三种角色之中转不停转换。
张海超自己当售票员，为了方便找零，他把一沓零钱捆成一捆。跑公交一个晚上的净收入不到100元钱，每个月能挣到2000多，全靠这样一块钱一块钱的攒下来。
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前，医生便对他坦承，“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换肺之后，他每天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些药片和胶囊。抗排异药、护肝药、维生素，每天他要服用七八种不同的药物，每个月的药费需要7000多元，这占了他家全部开支的大半。
六年来，张海超和全国各地的职业病患者交流，每天要花掉四五个小时。有时候患者的问题他也不清楚，便去查资料再回复。“不敢乱说，乱说还不如不说。”他笑称自己如今在职业病方面也算是半个专家。
只有初中文化的他自学了职业病相关法律条文。“没办法，都是逼的。”六年前，他曾遭遇如何证明自己“有病”的困境：诊断自己是尘肺的医院被指不具备职业病诊断资质，有资质的职防所却坚持“肺结核”的诊断，自觉走投无路的他只好要求医生“开胸验肺”……
“你还是职业病的代表么?”QQ一闪，一位内蒙古的职业病患者问。“一直都代表。”张海超迅速敲下这几个字发了过去。几年来，他接触尘肺病友一千四五百人，介入案件一百多起，帮助病友拿到了500多万的赔偿金，自己贴进去三四万元的交通、住宿费用。
周末，张海超带着9岁的女儿张梦琪去上舞蹈班。等待上课时，张海超接到浙江台州一个职业病患者的咨询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一直坐在旁边安静等待的女儿，突然从身后一把抱住了他。
等女儿下课时，张海超在辅导班的沙发上打起了哈欠。2012年，他和妻子协议离婚，在他的要求下，妻子没有带走女儿。张海超怕自己照顾不好，就把女儿送到了一所寄宿学校，到周末再接回家。每周末，张海超除了接咨询电话，其他时间大多用来陪着孩子。
女儿上完舞蹈课，张海超开着车送她去寄宿学校。2010年，拿到赔偿款后，张海超买了一辆车，方便自己生活、也方便帮助病友维权。2012年，他的低保被取消，相关官员称根据当地政策，“拥有机动车辆或大型农机具者”，都不能享受城乡低保。
晚上，张海超开车回到了家。他说买这辆车之前，自己外出办事经常感冒，除去医保报销，自己光治感冒就花了两万多元。这几年外出做公益时，他经常会开着这辆车，光是帮登封的尘肺病患者维权，就跑了近一万公里。
张海超的母亲在院子里慢慢踱步。他的父母都已经75岁了。2013年10月的一天，母亲做早饭时摔倒在厨房里，张海超执意将她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脑梗。医生给开了溶栓的药，说过几天就可以出院。谁知第二天，她已经走不动路，上厕所都只能被人扶着去。
张海超为母亲的右手缠上布条，在自制的健身器上锻炼。母亲脑梗后住了半年多院，花了6万多元。以前，每天张海超都要靠母亲照顾，从那以后，他得每天早起为母亲做饭，照顾老人的起居。
母亲在院子里锻炼身体，张海超的父亲想帮忙，却也无能为力。他青年时劳动过度累坏了腰椎，上年纪之后，腰部的疼痛让他经常彻夜难眠。在儿子“开胸验肺”之后，他感染了病毒性角膜炎，病情延宕至今，眼睛接近失明，只有一只眼还残存微弱的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