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最大声]“网上有句话挺逗的：杰伦给昆凌一个婚礼，晓明给媒体一个婚礼。还有啥可说?”
——主持人@金星。8日傍晚，黄晓明与Angelababy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婚礼，婚礼耗资不菲，“半个娱乐圈明星都去了”。婚礼媒体区一共有16排餐桌，每桌20人。
一，“很好，这个社会需要梦想。当事人是靠自己的天资和努力实现这个梦想的，虽然绝大多数人无法复制，但是作为观赏的对象，养养眼，励励志，从中汲取点同款的元素也是好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 评黄晓明angelababy豪华婚礼。时尚博主gogoboi说：这是一个又壕气又梦幻又虐人的童话故事……
二，“大的仪式就是封圣，往上层爬，同时宣布给世人看，我的权力与荣耀。婚礼也罢，葬礼也罢，都是如此，中国上流社会还不巩固，因此急于爬上去很必要，真不是给媒体看的，是给国人看的。”
——@王恺同学。
三，“国足成绩已使我耳不忍闻场面更使我不忍卒视，对香港马尔代夫又何尝踏实过?作为大足改前时代官僚们求稳妥整出的最后遗留物，佩兰背负了中国足球残存的遮羞布。中国足球不是试验场，也试不起青春的陪葬。”
——央视主持人@鲁健。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C组的一场关键战役中，中国队客场0-1不敌卡塔尔队。此战过后中国队2胜1平1负积7分，降为小组第三，此后四场比赛必须全胜才能争夺出线资格。
四，“说点过时的话题，以后希望所有人提起来2001年出现的事儿，别再老说‘谁当教练都能出线’、‘米卢也没啥，出线全靠抽签!’之类的话了，当时说属于丢人，后来说属于丢智商，今后再说简直属于诋毁食品安全。”
——网友@吃嘴凯凯
五，“国家队上五个归化球员，世界杯届届去，混强队圈子，有与大国地位相配的存在感和发言权，是不是比现在的纯种中国队别人根本不带你玩强?法国队一大半黑人有何不可?在人才流动全球化的时代，要么国家队让位于俱乐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要么各国国家队都有多种族球员。再不归化，就是新时期的闭关锁国!”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GK同人于野。
六，“我们从来不缺世界级的苦难，却一直没有拿得出手的见证文学。这是咄咄怪事。”
——网友@洛之秋。昨晚七点，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获奖者为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组委会的授奖词是：“她的复调式书写，是对我们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阿列克谢耶维奇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就开始进行纪实文学的写作，记录二战、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阿富汗战争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因为坚持独立报道和批判风格，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独立新闻活动曾受到政府限制，甚至一度被法庭审判。
七，“村上春树十连败”
——日媒标题。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堪称史上“最悲壮”的诺贝尔文学奖入围者，至今已连续7年入围，一直陪跑，媒体、网友调侃村上已经成了每年诺奖揭晓前的固定节目。香港作家@廖伟棠说：日本传媒每年这样报道村上春树的失败已经到达一种丧心病狂的程度，先不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高手云立，就说你们年年炒作这样很尊重村上吗?
八，“今天到国台办递交#钟屿晨事件#举报信，领导非常重视，亲自接见，并承诺查办的决心!鏖战8天的钟承芳台独事件终于达阵成功!这是所有爱国、关注此事的朋友们最大的胜利，大家辛苦了。统一才有明天，台独自寻绝路!”
——台湾歌手@黄安 昨日微博。8日下午，黄安携实名举报信赴国台办举报涉嫌鼓吹“台独”的台湾女网民钟屿晨。黄安表示，自己已将7天7夜的时间完成的举报材料交给国台办领导，“此事暂告一段落，我的任务已完成，希望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九，“我和电影肿瘤君的主创没有仇，甚至还是熟人，这个片子不错，但仅限于中国市场。……这个电影送奥斯卡选赛，是中国电影的认知耻辱。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要送这个电影参评奥斯卡，请有关部门说出理由。”
——导演@高群书。奥斯卡公布代表中国内地申报最佳外语片的电影是《滚蛋吧!肿瘤君》，此前撕的火热的《狼图腾》和《山河故人》则不见踪影。
十，“Mel Brooks(梅尔?布鲁克斯)聊悲喜剧的区别，形容好贴切。他讲到‘悲剧是当我切断手指。喜剧则是当你一脚陷入露天下水道死亡。’换句话说，只要发生在别人身上，那就尽可能残忍。”
——电影策划人@闪灵爱。Mel Brooks是美国喜剧大师。
十一，“学习圣贤理论至少有一个好处：我们知道了当今那些市侩猥琐的公众人物，大概是不太可能干出什么大事来的。”
——东方早报书评《美国人说的圣贤之道》，作者@GK同人于野。
十二，“了解了英国历史(自由观念和制度)的这种延续性和累积性，会让你对非英语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政治转型有多困难感到悲观，因为基因完全不同。比如今天我们看到，全球化似乎使我们和英美国家人民的生活形态非常接近了，至少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似乎生活都差不多。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政治文化而言，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和英国的距离，可能大于今天的英国和一千年前的英国。什么意思?英国今天的政治文化，如果说它是一棵杨树的话，一千年前就是杨树的种子。种子和树的形态非常不同，但毕竟是杨树的种子，而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更像一个槐树。这是一个质的不同，不是一个量的不同。”
——据东方历史评论，刘瑜在东方历史沙龙第69期《“自由”，是如何发明的?》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