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维屏
《甲午殇思》是一本文章合集。厚厚的一本，拿到手里，翻看首篇，我就觉得自己的血开始上涌，第一篇文章（就是刘亚洲将军写的第一篇）读毕，我已经浮想联翩，情不能禁。
甲午是一个我们太熟悉的概念。小时候就看过电影《甲午风云》，对那场壮怀激烈而又以惨败告终的战争留下深刻的印象。前几年，我们到威海去参观，当时正值下雨，窗外是沉郁的一片，在那种平静的气息里，我当时想的却是多少年前的甲午留下的震撼人心的余波，令我时刻感受到夹杂着悲壮、夹杂着心痛的波动。岁月轮回，又到了甲午年，2014年电视上有一部四集电视片，叫《甲午甲午》，断断续续地看了一部分，它的片名，令我想到了中国近代史另一个令人心痛的节点，表现这段史实的，也有一部电影，叫《南京南京》。
这部《甲午甲午》的片名，很显然是脱胎于《南京南京》。为什么两个作品的名字，都用了回声般的叹息的重叠？我想，这并不是偶然为之，这两者之间呈现出互为因果的对应。“甲午”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南京”则是一个地域名词，但它们在历史上，都记载着我们今天依然挥之不去的民族之痛，而细究下来，这个民族之痛的制造者，都是我们身边的近邻日本。对这两个时间与空间的概念的回味，一个单个的词组无法表达它们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的沉重，只有以回声的方式，加重在我们心灵中的份量，我们才能体味到它们的意义与价值。
甲午战争与南京大屠杀之间，相隔43年（1894—1937年），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年这个甲子年相隔65年，比较一下，前面的四十三年，中国一直在屠杀复屠杀的悲惨哀号中挣扎，而后一个六十五年，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和平飞翔的年代。是什么中止了中国历史上的悲惨血痕？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天我们能够有一种沉痛而理智的心态，来回顾甲午之殇，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了足够的强大及足够的民族自信，对历史的创伤，才能予以正视，予以总结（试想一下，如果在伊拉克、在阿富汗，能够有那种回顾的从容吗？）。那么今天的社会是如何扼制了上上世纪的甲午的历史的重演？
在《甲午殇思》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在刘亚洲将军的第一篇文章中，他引用的核心思路，是福泽谕吉的一段话。刘亚洲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他当年写的小说《两代风流》曾以英雄主义的昂扬让我读得字字珠矶。他自述年轻的时候手抄《斯巴达克思》并效仿出中国的第一部英雄小说《陈胜》可以让人感受到他的内心里对战争与英雄的膜拜。在这里，他引用的福泽谕吉的话为：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
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站在和平的基石上反思历史的血痕，正是这里提出的第一条：人心的改变。可以说，从甲午之后，中国的仁人士志一直在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出现，给中国注入了一种现代的新兴的思想，中国才有了翻地覆地的文化。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立足于人心的改变，引进了先进的思想武装——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从此面貌一新。
这一点，也是给我带来长久思考的地方。对于我们现实工作来说，要做成一项事业，发展一项业务，同样必须人心的改变。人始终是事业发展中的核心力量。
福泽谕吉提到的第二点就是制度的改变。机制的范围很大，但我想，有一个基本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都要推进机制的敏捷化、快捷化与简洁化，一句话，建立一个良好的面向客户、赢得客户、巩固客户的机制，“客户”原来就是“为人民服务”中的核心主题词，现在转化为“客户”，但本质性的机制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福泽谕吉提到的第三点是器物的改变。为什么福泽谕吉把器物放在最后？甲午的教训是深刻的，尖船利炮不是取胜的必胜之道，如果没有人心与制度的配套，先进的技术与承载技术的平台，只能是一堆废铁。在实际工作中，新系统、新业务、新流程层出不穷，但有时候，这种新玩艺成了摆设，根本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一句话，新的尖端利器都没有化为有效的生产力。为什么会这样？值得我们反思。福泽谕吉强调了这三者之间的顺序不容变更，可谓是发聋震聩之谈。它的深度意义我也就不重复了。
《甲午殇思》这本书与它反映的主题，是让人坐立不安的，它不是一本可以躺在床上消遣的书，它会让我们立刻行动起来，去想做一点什么。我愿意把这本书放在案头，逼迫着我去不停顿地忙碌、奋进，让这本书及它的主题给予我的激荡的力量，化为工作前行的内生动力，为我们的未来去寻觅、去思考、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