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界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歷史制度對於現代經濟發展具有長期影響。比如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 2002 對於非洲的研究就表明，歐洲人在殖民地建立的不同制度對於當代非洲的經濟發展有嚴重的影響。同時，Melissa Dell 2010 對於秘魯銅礦的研究也表明，即使在同一地區的很小範圍內，清晰的制度邊界也可以帶來長期經濟發展的差異。
那麼這種『持續效應』究竟是通過什麼渠道在發揮作用呢?目前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首先，就是通過人力資本的代際傳遞，有學者認為，父母通過將自己的基因和具體的養育行為將自己的人力資本傳遞給了下一代。Botticini and Eckstein 2012 就指出，猶太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對於知識和教育的尊崇使得人力資本的『縱向傳遞』得以實現。
另外，有學者認為人力資本的傳遞可能並不是唯一的渠道。通過塑造一個人的信仰和偏好，制度本身可以孕育出特定的文化，而文化是可以長期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
在中國悠久的封建王朝史中，科舉考試製度是不能忽視的一項制度創新。科舉作為一項國家級別選拔人才的體制，存在了近 1300 年(607-1905)。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面，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精英官僚體制用以選拔政府官員的制度，科舉本身給許多寒門子弟提供了社會階級流動的條件。另一方面，根據 Bai and Jia 2016 的研究，科舉的廢除也加速了中國兩千年帝制的消亡。
那麼科舉制度雖然被廢除了，這種制度是否在今天仍然潛移默化的影響着我們的生活和國家的發展呢?
我們先來看一張散點圖。
這張圖的橫軸表示了明清兩代各個府縣的每萬人進士數，縱軸表示了 2010 年對應地區的平均教育年限。通過該圖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兩者在整體上有一個正相關的關係。同時，相關 t 檢驗也證明了兩者之間具有統計意義上的正相關關係。
而換一個角度，我們從地理分佈上考察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可以看出在進士密度越高的地區，當代的教育水平也相應越高。
但是僅僅依靠這兩幅圖，我們只能得到兩者之間的相關關係，而並不能夠做出我們需要的因果推斷。因為這種相關關係有可能是受到共同因子驅動的，比如經濟發展水平就可能同時影響着過去和現在的教育產出。
為了控制這些可能造成這種『虛假相關』關係的變量，作者在基準模型中分別控制了經濟因素、科舉配額、地區虛擬變量、移民、教育基礎設施、內亂以及地理因素。
由於科舉應試的準備過程通常很漫長，因此對於教育的投入需要充足的資金支持，那麼經濟因素的影響顯然是不可以忽略的。同大多數經濟史文獻一樣，作者使用了人口密度和城鎮化率來代理歷史上的經濟發展程度，這種代理在本專欄之前提到的很多篇文章中都有相同的使用方法。同時，作者也使用了 GAEZ 農業適生性指數，計算了每個府縣的農業潛在生產力，作為另一種經濟繁榮程度的度量。
為了確保進士獲得者在地區之間的平衡，明清兩代規定了在鄉試中實行分省定額，並在會試中實行分省錄取。作者同樣控制了這些配額髮揮的作用。
同孟母三遷的故事一樣，一個地區過往考取進士的人數多，那麼這個地方就可能會吸引更多的『高考移民』，作者因此去除了樣本中出生地和生源地不同的一部分進士(1370 名，佔總樣本的 2.65%)。
歷史上在科舉考試中表現較好的地區往往也會有更好的教育基礎設施，比如私塾和書館。為了避免這類遺漏變量的影響，作者分別使用了私人圖書館數量、書院數量、以及 1907 年『新式書院』的數量來考察歷史上的教育基礎設施並加以控制。
在基準迴歸中，作者使用線性模型考察幾百年前的進士密度與當代教育年限的關係。
通過上表的迴歸結果，作者發現明清兩代每萬人中進士的人數每增加 1%，會使的當代相同地區的平均教育年限提升 3.3%。
在基準迴歸的基礎上，為了進一步識別因果關係，作者使用工具變量來驗證科舉與現代教育的關係。為了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僅僅熟讀四書五經是不夠的，考生還需要掌握最新的官方四書五經註解(比如各種章句、集註等)。在我們樣本中的 248 個府縣僅有 19 個官書局，而這些官書局承擔了超過 80%的書籍印刷和出版工作。這些官書局的分佈如下圖所示。
這些印刷中心大部分分佈於東南，這些地區水網密佈，書籍的主要運輸方式也是採用廉價的水路運輸。但是在中國北方，由於水網卻相對稀疏，書籍的運輸成本較高，因此書籍的售價也較南方高很多。因此，作者使用一個府縣距離印刷中心的最短水路距離作為工具變量。一方面，這個距離與科舉參考書的獲得難易度緊密相關，另一方面，這些印刷中心隨着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等一系列近現代印刷出版巨頭的興起，早已不再發揮其原有的作用，與當代的教育年限無關。因此作者使用這一工具變量進行兩階段最小二乘(2SLS)迴歸。
使用工具變量法得到的結果表明每萬人中進士的人數每增加 1%，會使的當代相同地區的平均教育年限提升 6.6%。這一系數是 OLS 結果的兩倍，表明由於可能的測量誤差(measurement error)內生的進士密度可能低估了科舉的對於現代人力資本產出的長期效應。
那麼，科舉的這種持續效應究竟是通過什麼渠道發揮作用的呢?作者分別驗證了前文提到的兩種理論假設。
首先，是人力資本的代際傳遞。為了驗證科舉的持續效應是否是通過知識精英家庭內部的傳承，作者使用 2005 年中國 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建立了四個代表這種傳遞模式的變量，父、母教育年限和父、母雙方先輩中考取進士的人數(基於同一個府縣同姓族人擁有共同祖先的概率很高，作者使用了以姓和祖籍匹配歷史進士的方法來確定祖先中的進士人數，並且使用該姓氏在現代當地的人口數量計算進士密度)。
作者發現，在加入代表人力資本代際傳遞的變量後，不僅祖先中的進士人數與現代的人力資本產出高度正相關，父母的教育年限也呈現出這種關係。與此同時，我們之前的變量進士密度仍然在統計學意義上顯著，但是作用有所降低。這表明這種代際傳遞很重要，但是並不能完全解釋科舉的持續效應。
針對『崇尚教育』的文化這一渠道，作者使用 CGSS(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2006 的微觀調查數據，通過對與教育相關的幾個問題的答案，如『你認為什麼事決定社會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你認為政府是否應該把支出主要放在教育事業上』等來確定一個地區對於教育的尊崇程度。作者發現，歷史上考取進士越多的地區，在當代對於教育的推崇程度也越高。
當作者將代表重視教育文化的變量加入迴歸後，原本顯著的進士密度變量失去了顯著性。
為了進一步驗證文化使得人力資本的具有持續效應，作者又使用 CEPS(China Educational Panel Survey)數據，其對北京 15 所高校的 4711 名在校大學生進行了調查。由於這些學生來自全國的各個省，在控制了高考成績，並進行同校、同專業、同年入學的組內對比後，作者發現故鄉進士的密度與學生的 GPA、CET-4 以及獲取更高學位的意願和實際錄取率高度正相關，還與逃課行為負相關。
綜上所示，作者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對於當代的人力資本產出具有持續效應，這種持續效應是通過人力資本的代際傳遞和對於教育尊崇的文化傳承來發揮作用的。
Reference: Chen, Ting, James Kai-sing Kung, and Chicheng Ma. 2016.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orking Paper: 1–51.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