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對歐洲難民問題的一定綜合梳理，希望對回答這個問題有所幫助。不過在文首，我首先希望理性的朋友不要簡單歸因。如果直將美國的外部介入打亂了地區平衡作為單一維度來思考的話，就太缺乏考慮了。還要考慮到原 Ducai 者，長期受壓民眾，以及極端宗教多個維度來思考。要從社會演繹的角度來思考。
人權與成本
人權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成本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而當歐洲所遇到的難民問題越來越嚴峻時，這兩個不同領域內的概念卻交匯到了一起。
欲通過地中海逃難至歐洲的 3 歲敍利亞孩童庫爾迪的溺亡將歐洲的難民問題推至了浪尖。這張孩童溺亡於海灘的照片，通過社交媒體的傳播，使得全世界的目光都來集中於歐洲的難民問題。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據估計，僅僅是從地中海這單一路徑嘗試進入歐洲的難民每月有一千多人死亡或者失蹤。[1] 而這遠非完整的統計，具體的數字甚至無人可知。今年 4 月在接近利比亞海岸的一次跨海越境中有將近 800 名難民死亡或失蹤。這次事件也敦促了歐洲各國拿出各切實的行動來幫助這些難民。僅從今年 6 月起，截止 7 月底，瑞典籍貨輪海神號(Poseidon)就已經參與了 14 次營救，挽救了將近 2600 條生命。[2] 而至於其他未能被發現營救的生命，則更難為人所知。另一條從陸路進入歐洲的難民路線也並沒有安全到哪去。奧地利警方在 8 月 28 日發現一輛從匈牙利去往奧地利的貨車中有 71 具屍體。
(圖作來自經濟學人，難民進入歐洲路線)
這些難民冒着如此巨大的生命風險，偷渡來到歐洲，恐怕他們更希望的是能夠獲得更好的生活。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這些難民中絕大多數來自於敍利亞，厄立特里亞，阿富汗居多。尤其是受到 ISIS 戰亂直接影響的敍利亞難民佔非常大部分，對於他們來説，並不僅僅是為了更好的生活，甚至只是為了生存下來，而逃亡歐洲的。
出於人權中最基本的生命權保護的角度上來看，似乎歐洲國家收留這些難民是順理成章應該做的。但是需要考慮一個國家柴米油鹽的務實政治家卻並不一定這麼輕易地為這些眼淚買單。在 7 月的電視節目中，德國總理默克爾就在電視節目中傾聽完一位 14 歲的難民小姑娘描述自己也有和其他德國小朋友相同的夢想後，以“政治有的時候真的很困難“開頭明確表態，德國承載不了所有的難民。而這句話將小女孩弄哭的電視節目視頻也為這位總理帶來了大量的批評。[3]
(圖作來自經濟學人，歐洲各國接收的避難申請)
但是但凡理性的人恐怕都要想一下，這位總理如此“冷血“背後的邏輯。“政治有的時候真的很困難“這句默克爾的話，恰恰與希拉里 * 克林頓為自己選舉造勢而出的那本自傳(Hard Choice)不謀而合。這本自傳的內容並無新穎之處，但是這個題目卻能反應出目前活躍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家們的共同心態。
1. 最首當其衝要面對的問題是，接收這些難民的預算怎麼支出。他們在哪居住，生活。他們的兒童也要接受教育，聯邦教育支出上需要追加投入。
2. 難民的來源國複雜，宗派更為複雜。這更增加了接收難度。
3. 很難鑑別難民中是否混雜有極端宗教組織人士，而藉助於申根簽證和絕大多數歐洲火車站不具有安檢條件和習慣。宗教極端組織可以輕鬆混雜其中，貫穿歐洲。8 月底已經發生過疑似極端宗教人士攜槍乘坐阿姆斯特丹與巴黎之間的高鐵事件。而要增加安保信息偵破和防範有需要後續大量資金。
上圖顯示了，德國政府各級為了庇護申請者的資金支出 2008 年與 2014 年的比較，單位為百萬歐元。2014 年德國政府為接納他們純支出了約 24 億歐元經費，是 2008 年時的近 3 倍。而更令默克爾總理頭疼的可能是，自己的黨內和閣內重要盟友還在媒體前誇下海口，承諾德國政府會對難民負責。
而這還是一些顯而易見的成本支出，還有更多的隱性成本需要付出。
班貝格(Bamberg)是南德的一個 7 萬人口的小城市，而在這座城市中曾經用於容納駐地美軍的營地也被改造成了能夠容納接近 7 千人的難民營，已有 1500 名難民入住。[4] 這對於難民來説，絕對會是一個好消息。但是對於當地居住的居民來説，恐怕就是五味雜陳的感覺了。而這樣的難民營會遍佈全德國，因為僅今年預計將會有 80 萬難民抵達德國。
對於德國普通人來説，恐怕這五味雜陳中不會少了一味“恐懼“。這種恐懼一方面是來源於，今年以來各地難民犯罪的問題也被絡繹不絕地被報道。恐懼最容易與“以個例給一羣人打上標籤“相互結合，不斷蔓延。倘若在德國，再出現一次如 8 月底法國高鐵的事件，那麼這種恐懼恐怕會蔓延出一股更加強大的反對力量。
另一種恐懼則可能要回到文明的衝突來討論，將一個伊斯蘭羣體突然地安置在一個基督教羣體旁作為鄰居。對於原先居住於此的基督教羣體中的不少人來説，這種對於對方的不瞭解甚至誤解也會容易擴大成為擔憂和恐懼。
第三種恐懼則恐怕是主要來自於勞工階層。那些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火車站高喊着要去德國的難民的選擇當然也是理性的，經濟人的。因為德國的低失業率才能保證他們未來能夠獲得工作，才能實現他們想要的生活。而在語言能力上不佔據優勢的他們，首先對就業市場的衝擊可能就是現在的德國勞工階層所擁有的工作位置和機會。但凡對納粹發展史有所瞭解的讀者，都會明白當年最先擁戴納粹思想的就是失業工人。而近幾年德國內部近納粹的極右組織一直沒有陷入靜默狀態。勞工階層對於大量難民進入導致自己失業的恐懼也一定會蔓延開來，這些極右組織的隊伍恐又有了壯大的可能。
而這些都將是擺在包括默克爾在內的歐洲大部分國家首腦面前的巨大隱性社會危機成本。
曾經在知乎上 2013 年有過這麼一個關於“主權還是人權更加重要的”有趣討論。在文中，我就亮出過觀點，“只要以國家為單位劃分和解讀這個世界的結構沒有被代替：國家主權的重要性絕不會比個人人權低，因為國家公民的人權情況是由這個國家對外主權的能力來決定的;國家主權是該國公民能獲得與其他國家公民同等待遇的重要前提。“這句話對於現在的敍利亞難民來説，可能是最能感同身受的。原來的國家結構被內外因素打破，國家權力出現真空，宗教極端勢力上升。已經適應了世俗化生活的普通人，面對這種權力真空，沒有選擇，只能背井離鄉，尋求生存。而他們也失去了國家主權能夠提供給他們的保護，而他們的命運和人權，只得乞求於他國內政和外交的博弈。
伊朗電影《一次別離》中，男主角在艱難的世事下，仍不願意聽夫人的話舉家移居國外，因為他不想離開需要照顧的父親，不想“去國外開出租車”。去國他鄉，都往往是最最艱難的情況下才會做出的選擇。選擇離去，即會失去了自己在原有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收入水平和聲譽。
或許我們從難民本身和歐洲政府身上，都能看到一句，打鐵還需自身硬吧。
(上圖為歐洲國家失業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