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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因殷憂啓聖，多難興邦，中華民族能夠成為世界諸多古老文明中唯一從未斷絕、並傳承至今的文明，絕非幸致，5000年的歷史中，中華文明經歷了無數艱難險阻，而包括地震在內的天災，正是其中之一。
人類歷史上，許多曾經輝煌燦爛的古老文明，因為災難而滅亡，例如歐洲最早、也是最繁華的雅典文明，由於戰爭和一場恐怖的大瘟疫，最終使得曾經燦爛至極的希臘文明從此衰落。
地域更廣、人口更多，文明更為燦爛的中華文明，自然也是如此。中華民族一路走來，經歷了蝗災、旱災、瘟疫、水災、地震等災難。雖然經歷了無數天災，但是，中華文明總是能在廢墟之中重新站立起來並繼續傳承發展。
中國的災難有多麼頻繁？僅以明朝為例，根據鄧拓先生在《中國災荒史》中統計，明朝276年的時間內，各類史書中記載的災難高達1011次。這其中水災196次，旱災174次，地震165次，冰雹在112次，風災97次，蝗災94次，還有歉飢93次，疫災64次，霜雪之災16次。也就是説平均算下來，大明王朝存在的276年間，每年超過3.6次的天災。
而如此頻繁的災難，還僅僅是史書中中記載的。未在史書中記載或被忽略的災難，更難以數計。在如此頻繁的災難之中，倒黴的明朝還爆發了中國歷史上有記載以來人口死傷最大的地震，這就是著名的華縣大地震。
根據《明世宗實錄》記載：“壬寅，是日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生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源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池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連震數次……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者83萬有奇，其不知名未奏報者，復不可數記”。
根據明史記載可知，明朝發生於嘉靖壬寅年的這場華縣大地震，核心區域範圍波及陝西、山西、河南三省。而地震有感區域更遍佈大半個中國。據今人統計，這是一場場震級為8級，烈度為11度，重災區面積達30萬平方千米的大地震。
那麼，這次的地震死傷有多麼慘重呢？死亡的人數，僅官府上報有名字的人就高達83萬，而眾所周知，在封建社會低下的行政效率和人口隱匿情況可知，實際死傷很可能比奏報的更為嚴重。
如此恐怖的地震，災區尤其是位於地震中心的陝西關中居民傷亡自然極為慘重，“潼、浦之死者什七，同華之死者什六，渭南之死者什五，臨潼之死者什四，省城之死者什三”。也就是説，傷亡最為慘重的地震中心地帶，當地70%的人口都死於地震。因此，這場地震直接導致曾經人煙稠密、經濟繁榮的陝西關中地區“二千里人煙幾絕”。除了空前的人員傷亡，財產的損失更難以數計。當時，陝西關中、山西、河南等地區幾乎淪為一片廢墟。
以陝西西安碑林為例，起源於唐代的西安碑林是中國最早也是最大的漢族文化藝術寶庫，它歷經數代而不毀，始終屹立於陝西西安，然而，這片藝術和文化價值難以估量的碑林，卻在華縣大地震中損毀過半，在地震中，西安碑林大多數石碑都被震毀。著名的《開成石碑》甚至被震裂為40多方。
至於地震造成的地表和水位影響更是極為嚴重，當時，陝西關中地區出現大規模形變，山崩、滑坡、地裂、地陷、地隆、噴水、冒沙等現象隨處可見。許多地震前為肥沃田野的耕地一夜之間變成了不毛之地，許多河流山泉因此斷流，就連黃河都曾被地震造成的滑坡堵塞。
最為糟糕的是，地震絕不僅僅是單一的災難。地震帶來的糧食短缺、社會秩序混亂等問題導致人心惶惶，隨之而來的旱災、水災、蝗災和瘟疫，更進一步加劇了當地的混亂，許多在地震之中倖免於難的人，卻死在了飢餓、災荒甚至內亂之中。
而且，正所謂大災之後必有大疫，地震之後，由於慘烈的傷亡和地形的劇烈變化，導致人畜死亡嚴重，水中滋生大量病菌。這使得瘟疫開始迅速蔓延，再加上封建王朝行政能力低下，地震之後，瘟疫幾乎遍佈整個災區。嚴重時，甚至出現整村整族死絕的現象，許多高官也在這場瘟疫中滅亡，例如，户部左侍郎鄒守愚，就是在賑災過程中染病去世的。
而且，天災必然伴隨着人禍，許多地痞、無賴、流氓和野心家趁着地震帶來的混亂，試圖加劇混亂，從而揭竿而起，實現自己的野心，而許多由於災難活不下去的災民，由於生計無着落，也被迫淪為流民或上山落草為寇，再加上有些貪官污吏即便在災荒之年，依然橫徵暴斂，更進一步加劇了災難的嚴重性。
死亡超過83萬人的華縣大地震，是中國有史以來傷亡最慘重、波及範圍最廣的地震。即便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地震，都難比擬。
面對如此慘重的地震災害，明朝及百姓是如何做的呢？
首當其衝的，當然是以嘉靖為首的明朝朝廷。地震爆發之後，明朝各級官員開始紛紛上奏，並請求朝廷的支援，然而，明廷的反應卻十分遲緩。地震爆發兩個月之後，嘉靖的災後救援旨意才姍姍來遲，而且，朝廷對於災區的救援不但物資量很少，比之災區杯水車薪，而且，重點也放在了延綏鎮、甘肅鎮、寧夏衞、固原州等明朝的邊疆重鎮。而對於受災最為嚴重的陝西關中等地，卻根本沒有實質性的賑災。
也就是説，對於明廷中央而言，他們最重視的其實是九邊，也就是邊防的軍事安全，而不是受災羣眾的生計。而且，由於明朝自成立以來的財政問題、嘉靖的不作為和明朝國力的持續衰落，並不富裕的明朝中央對於地方的賑濟屈指可數，能查到的朝廷撥款僅有15萬兩白銀，而剩下的賑災模式，只是減免受災當地的賦役。
然而，這種救災方式，對於顆粒無收、人員財產均傷亡損失慘重的災區而言，完全就是隔靴搔癢，最扯的是，由於中國曆朝歷代的災異遣告學説，明朝的統治者們將地震視為皇帝失德帶來的懲罰，因此，即便剛愎自用如嘉靖皇帝，也不得不派遣大臣到陝西、山西、河南等受災地區祭告當地的名山大川，並且大封山川。然而，這種行徑除了糊弄自己，顯然不可能對於受災百姓有一絲一毫的好處。
因此，由於嘉定皇帝和明朝朝廷的不作為，面對華縣大地震這場空前的災難，災民們依靠的，只能是自己和當地官府。對於任何災難而言，想要救援，首先要保證的就是有效的秩序，因此，受災當地的官府首先做的，就是鎮壓當地的暴動和暴亂。
一方面，當地官府充分利用受災各地的鄉紳勢力，穩定和團結災民，另一方面，利用掌握國家機器和暴力機構的便利條件，當地官府面對暴亂開始採取以暴制暴的手段，殺一儆百，使得當地民亂迅速消停。
然而，想要社會秩序穩定，歸根結底還要使受災民眾有維持生計的手段。因此，一方面，當地官府盡力協調普通民眾和士紳階層的利益關係，鼓勵地主階層讓渡一部分利益給倖存的災民，穩定災民的情緒，另一方面，官府開始打開地方糧倉賑濟災民，開始組織災民進行恢復重建家園的工作。
因此，通過當地受災地區官府通過興修水利設施，恢復道路和橋樑的修築，招撫流民、減免賦税徭役、鼓勵倖存民眾墾植無主土地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災後一片混亂的社會秩序得以初步安定，同時，嚴厲的法紀和手段，也保證了官府的威信和災區治安的穩定。
當然，雖然各級災區官府承擔了大部分的抗震救災工作，但是，官府並非萬能，官府有限的人數和資源也決定了，面對如此龐大的災難不可能包攬一切，再加上部分貪官污吏從中作梗，想要恢復重建，社會基層組織，也就是災民的自救尤其重要。
眾所周知，由於管理成本和行政效率等問題，面積龐大、統治疆域寬廣的大一統王朝，通常皇權不下縣，也就是説，皇權和中央政府的行政力量一般指延伸到縣一級。官府對於縣以下各村鎮基本不進行直接管理，而是將這些權利讓給了當地的士紳階層。
那麼，士紳階層是哪些人呢？他們不僅僅是擁有龐大地產的地主階層，也包括生員、秀才、舉人、致仕官員等擁有不小影響力的士大夫。這些階層在上千年的時間內，一直把持着基層政權，成為當地的土皇帝。但與此同時，士紳階層長期以來也一直是地方精英的代表。
面對華縣大地震這場空前的災難，無論是為了自身利益，還是為了趁此實現其政治抱負，亦或是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道德標準，災區的士紳階層幾乎全體動員，開始成為社會基層力量中災後救援和維護地方秩序穩定的領導性角色。
有的士紳通過捐獻糧食，焚燒債券等方式，減少受災羣眾的壓力，維持基本的社會穩定。有的士紳直接通過暴力的手段，配合官府維持社會的穩定。也有的士紳通過自身在基層的崇高威望和宗族的勢力，對百姓進行開導和慰藉並組織自救。也因此，這些深入基層的士紳成為維護災區秩序穩定最強有力的保證，
當然，當然無論是嘉靖皇帝、明朝朝廷、地方官府還是士紳階層，他們畢竟是人數很少的統治階層，真正受災的還是貧苦，且佔據絕對多數的普通民眾，這些民眾無權無勢，更無多少財產可依靠。他們所能依靠的，有且只有自己。
面對這場空前的災難，倖存下來的普通民眾開始自發的自救和互救，他們成羣結隊的在淪為廢墟的家園搜救倖存者，掩埋遇難者，扒出自己殘存的財產，並在社會秩序基本穩定之後，開始了艱難的重建家園的工作。
面對空前的地質災難，中華民族展現出無與倫比的韌性和生存能力，災民們一邊重建自己的家園，一邊開始平整由於地震變成溝壑丘陵，山川的土地，重新將代表希望的種子耕種在田野裏，再次在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上頑強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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