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7月3日，隆隆炮聲中，被圍數年的太平天國天京終於被曾國荃部湘軍攻陷。
按照不成文的規矩，城破之後，縱兵大掠三日，南京城內生靈塗炭，古都再次遭劫。
出乎意料的是，期待中金銀堆積如山，奇珍異寶如海的太平天國“聖庫”並沒有被發現。
按照一般經驗，敵國都城皇宮之中，必定是財富最多的地方。況且洪秀全在天京經營十一年，他的用度之奢靡早已傳遍天下。
這點連曾國藩也沒料到，他在給朝廷的報告中説：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貸財，實出微臣意料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
二曾言之鑿鑿，朝廷也並未追究此事，大度地表示：逆擄金銀，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今據奏稱，城內並無賊庫，自實在情形。
但對這種説法，不信的大有人在，人們都認為是曾國荃隱瞞事實，把主要財富據為己有。民間更有各種傳説佐證，曾國荃蒐羅到了什麼寶物，運回多少船財寶，説得有鼻子有眼，曾老九的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看來是坐實了。
傳説歸傳説，事實歸事實，曾國荃到底有沒有鉅額財富，如果有，那是不是從天京掠奪來的，其實不難考證出來。
太平天國財政實行的是公有制，自金田起義起，洪秀全就設立了“聖庫”，攻城略地得來的財物，將士不得私藏，必須全部上交到聖庫。如果私藏銀兩超過5兩，即要按律治罪。
這樣的制度把財富集中起來，成為太平天國財政的保障，聖庫也成為大家心目中取之不竭的金庫所在。
問題是，在太平天國前期，這麼看沒錯，到中後期開始，太平天國的財政制度就開始走樣了，標誌性事件是天京事變。
自咸豐六年諸王火併的天京事變起，太平天國就開始走下坡路，聖庫制度逐漸名存實亡。
李秀成被捕後曾招供，天國後期，洪秀全任用親屬掌管聖庫，原先作為整個天國財政支撐的聖庫轉而成為洪氏的私庫。各王也紛紛效仿，得來的財物，僅上交穀物牛羊等，而把金銀財寶存入自己的私庫。
同治二年，蘇州被李鴻章圍攻，李秀成急着趕回去赴援，卻被要求助餉十萬才能離京四十天，理由是“國庫無存銀米”。
這事可以看出兩個問題，一是聖庫已空虛，在湘軍曠日持久圍攻之下，銀米已被掏空。二是李秀成的王府在蘇州，他在天京也能拿出十萬銀兩，説明天國的王爺之富有。
李秀成是忠王，太平天國共有兩千多個王爺，假設按人均財產十萬兩來計算，這筆賬得有多少，這都是王爺們的私人財產，別説還有大大小小其他官員。
末期的太平天國，聖庫制度已名存實亡，大家打着各自的小九九斂財，誰還肯把財物上交到洪傢俬人手中。
所以，期待中的聖庫只是個美麗的傳説而已。
雖則如此，湘軍攻克南京，發財的確實大有人才。聖庫空虛，但太平軍大小頭目都有私財，除去帶回老家的，剩下的或窖藏於府中，或隨身攜帶，只要能找到，那就都是湘軍官兵的了，這是不會上交給曾國荃的。
入城之前，湘軍上下都摩拳擦掌，大家都知道這是最大的而一次發財機會，也很可能是最後一次，堪稱最後的盛宴。
從軍官到士兵，都渴望撈足資本，衣錦還鄉。曾國荃深知部下心理，他並不加以禁止，事實上也無法禁止，湘軍進城後的搶劫行為幾乎是全員的，曾國荃也無法控制。
雖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貸財”是真，但部下發財的可不少，曾九本人作為主帥，想必必定也得大發一筆橫財了。
關於曾國荃在南京斂財的傳説更多，什麼元朝的大頂燈、圓明園的翡翠西瓜、比拇指還大的整串東珠等奇珍異寶，至於獲得的銀兩，更是據傳有數千萬兩之鉅。
珍寶之類先不去説，數千萬兩銀子，這個數據實在太嚇人。
比較一下當時大清的國庫，嘉慶十九年，户部還有存銀1240萬兩，道光三十年，還剩八百多萬兩；咸豐三年，只剩20多萬兩。
數千萬兩什麼概念，根據曾國藩戰後奏請報銷的軍費數字，從咸豐八年到同治四年，湘軍水陸全軍的軍費是2600多萬兩。這數千萬兩如果充作軍費，差不多夠湘軍整場戰爭的支出。
如果説天京城內共有上千萬兩白銀，這個數字或可相信，但曾國荃部湘軍人數數萬，人人都參與搶劫。曾國荃總不好意思叫大夥把搶到的金銀都交到自己這裏，他也不可能親自動手去搶。
本身天京的收穫，就被他作為對湘鄉老鄉最後的報償，大傢伙這麼一分，曾九就算能拿個大頭，那也不會是個多大的數字。
當然，無風不起浪，民間傳説之所以有市場，與曾國荃的德行也有關係。與曾國藩、彭玉麟、左宗棠等軍隊領袖相比，曾國荃追求享受，是湘軍主要將領中斂財較多的一個，曾九的百萬家財是得到認可的。
同治時期的百萬是什麼概念，根據米價折算，價值相當於如今的1-1.5億元人民幣之間，曾國荃的億萬富翁身份是實錘了。
不過他的鉅額財產，卻也算不上來歷不明，進行一番推算，大致可以得出來源。
一是來自軍中的個人收入。按照湘軍規定，曾國荃統帶軍隊規模在5萬人左右，月薪在1700兩，六年時間工資收入不過122400兩。
這只是小頭，曾國荃真正的大頭收入來自近七年的兩江總督任上。兩江總督是封疆大吏中年薪最高者，因為有鹽務收入，還有海、河關口的税入，年薪達到一年30萬兩。
這樣算下來，曾國荃在兩江都督任上的收入就有近兩百萬兩。
有趣的是，億萬富翁曾國荃卻不會理財，家庭財政還出現過一段時間的赤字。
曾國荃殺人如麻也性格直爽，不吝錢財，是個花錢如流水之人。
同治六年，曾國荃因剿捻無功被摘去頂戴，他一氣之下告病回家，渡過了八年閒居時光，他成為兩江總督還在後面。
閒居鄉里，曾國荃的開銷可一點不少，幾年後他就撐不住了。
同治九年，他就兩次給大哥曾國藩寫信，一再哭窮：
“弟向未留剩活錢而用度日繁，亦漸有涸竭之意。”
“住鄉應酬亦大，明春有權住省城之意，藉以省款客酒飯轎錢。”
曾九性格直爽，家信中也無作秀的必要，這應該是實情。
光緒元年，他又數次在給侄兒曾紀澤和曾紀鴻的家信中透露經濟問題：
“千辛萬苦，乃得此處，雖撙節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兩完賬。”
“八年閒居……負欠如海。”
“惟曉亭所欠之項，陸續要取償，餘所欠各處之項，自當相其緩急先後，次第以完之耳。”
“餘用度撙節，大約今年可剩萬五千兩完賬。借賬完賬，以無利之賬清有利之賬，以可久欠之賬完宜亟完之賬。如此週轉，究系正辦……”
直到復出擔任兩江總督，曾國荃的財政危機才算告一段落，總算留下田產一千畝，財物十萬兩留給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