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也是爵位世襲，並非官位世襲。比如桓温死了，桓玄襲其爵位南郡公，但是官位侍中、大司馬等都沒有。官位世襲在中國其實應該算是陸九淵所説的“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略稿》裏面論述詳細，考證嚴謹，很值得參考。不知道、為什麼都沒有提到這兩本書，基本上論爭的關鍵陳寅恪先生基本上都討論過了。
我在這裏補充一下隋唐之際的士族變遷，權當笑談。與我們想的相反，士族在有唐一朝並不受官方重用反而民間聲望更高。隋唐起家在北周，但北周制度典章矯揉造作，模擬周官之制，不倫不類，遂隋唐人物典章多取北魏之制，雜以關隴一帶漢代遺存，梁陳之舊制，故隋唐取關中為核心，其他不足言。
門閥簡史：士族階層的產生和消亡
而士族多為南朝北朝舊族，以經學禮法為家學，豈在經濟之地位。遂唐初打壓士族，少見出任大官，後又有武后玄宗科舉制之興起，進士浮薄即從此出，士族更見擠壓。然士族之影響不在廟堂，而在民間，如寧娶門第女，不羨帝王家等。唐人識人以“山東之人尚婚婭，江左之人尚人物，關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貴戚”，由此可見士族之影響。安史之亂後，唐之王室以關中與東南六道為重，其他為節度使把持，中央無可奈何，進士與士族之衝突亦漸興起。至文宗好文史，士族多被獎擢，進士落寞，然武宗逆其義，至宣宗則好功名。牛李黨爭亦在上意之轉換中，你方唱罷我登場，不亦樂乎。然此後，閹寺內廷亂政，士大夫無法只能同仇敵愾一致對外，遂黨爭不起。唐末黃巢起義，五胡亂華，十國紛立，又無魏晉南北朝數百年之莊園支撐，離亂失所，家學盡失，禮法不存，根之即腐，其奈樹哉？故士族之衰宏觀上在皇權之集中，而中觀或微觀即在隋唐之際未擇良木，又遇科舉之興，固守家學，鄙薄進士，至亂離之世，其氣已竭，只能湮滅。士族以禮法經學為本，觀宋初之文運，尚不足明初之興盛，其衰亦可見之。
衣冠南渡
所以這個問題論爭的關鍵其實就在這個士族地主階級的定義上，我指的呢是自東漢太學生以來，以禮法經學為家學，至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間王謝大家之類的士族，而此後發跡諸人只能算是暴發户吧！
關於士族的定義，為什麼傳承數百年的士族到唐末五代十國就沒有了呢？其實和皇權的集中並沒多大關係。其一，士族之發跡光大在魏晉南北朝之數百年動盪，無論南朝北朝士族皆以其才學保佑一方平安，方得如是之聲望。在北朝，則與少數民族合作，推行如府兵制等助其融入中原；在南朝，則為封建之大莊園為標誌。然兩地各異，因南朝莊園制在前，凡宋齊梁陳皆非真正意義上之中央政府，而各地莊園甚為獨立。毋寧南朝北朝，士族之立足並非在經濟之雄厚，而在道統之所寄。故北朝士族，一直在皇權下，而南方士族，儼然一地方政府。
隋煬帝下江南，加強了與江南士族的聯繫
其二，隋唐以降，承襲北魏府兵制，以租庸調製立本，此時社會依慣性，仍崇尚士族，唐太宗即言“我與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猶獨恃舊，不解人間何為貴之？朕以冠冕為等級高下。”可見唐初太宗之時，士族所謂之經濟基礎已無，又何德何能承其社會識人之準繩？緣其在道統之所寄，眾望之所歸。然其家學淵源，動靜舉止，豈非世間之暴發户所比。其三，有唐一代乃士族由盛轉衰之關鍵，而唐代皇權之集中，豈非不明史事？若以安史之亂以前算，仍可勉強；然唐之後世，閹寺擅權，牛李黨爭，皇權之關鍵的繼承權幾被閹人所定，內外之事，不出其右。唐之子孫皆為其傀儡，如此之世，言皇權之集中未免太過。
隋朝612年形勢圖
其四，牛李黨爭之實質即為內廷閹寺之爭與外廷士族與進士之爭之混合，然內廷為主動，外廷為被動。表面上受皇帝之好惡影響，可閹寺決定了皇帝呀！故因有唐一代之重心皆在關中，而關中之重心則在皇宮，而皇宮之重心則在北門，觀歷次宮廷政變，關鍵即在北門禁軍，而此北門即在閹寺之手。故由上可知，士族之興起即在中央政府崩潰之時，讀書人或與新政府合作，或秉承家訓，保育平民，皆在承古之道統。其之衰亡，竊以為，各種集團的博弈之中漸落下風，至五代十國之亂世，既無武力之保佑，又無經濟之支撐，道統不存，其根既沒，自然消亡。至於後世之宋明理學家既有道統，然其於政治之影響，確在皇權之擴張中慢慢減弱。
士族之衰，皇權集中固有影響，自魏晉而隋唐，根基既厚，影響既深，淵源流變，豈一皇權之集中所能道也！
我認為在農業不發達的時代，小農容易破產易被大地主兼併，形成了莊園經濟，莊園經濟可以維持一定規模可以與中央抗衡的私人武裝。唐末五代之後，農業比較發達，小農不容易破產，容易轉變成中小地主，大地主的莊園經濟難以形成，自然就無法供養私兵與中央抗衡，君權就難以制衡了。中小地主取悦君主尋求保護免於大地主的侵害，君主團結中小地主制衡大地主。例如明代皇帝以文官制衡藩王勳貴外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