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九年，已過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曆，批准了一個會使其列祖列宗非常吃驚的重要報告。這個報告就是內務府呈請釋放皇莊壯丁出旗為民的奏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了這份珍貴文獻，現摘錄如下：
“(乾隆九年，內務府總管大臣奏：)臣等查得，口內整分莊頭各給官地十八頃，半分莊頭各給地九頃，此內順治年間開設者，尚有開墾餘地，至康熙年間安設者，官地僅足數額，而有餘地者甚少。今各莊人口生齒日繁，親丁、壯丁已至三萬餘名，其莊頭等承應官差、養贍親丁尚有拮据不能者，其名下壯丁過多，勢必不能養贍。且莊頭等陸續自置人口，遇比丁之年，一入丁冊，即系官人，又不敢令其他往謀生，是以壯丁等每處於坐受飢寒之苦，且莊頭等身不能約束人，其中往往有莊頭以壯丁妄生事端，而壯丁又以莊頭不肯養贍，互相控告。
臣等憂思，莊頭名下壯丁過多，是屬無益，應如該司(會計司)所呈，除莊頭等親生子弟及緣罪發遣壯丁毋庸置疑外，其餘自盛京隨來，並自置、投充，以至無罪發遣之壯丁內，如有莊頭委用年久有益農務，以及鰥寡孤獨老幼廢疾者，仍令莊頭留養，其尚可謀生之壯丁等，令該莊頭據實陸續呈報，該司呈明，臣等移諮該部，轉交該州縣載入民籍，聽其各謀生計。嗣後莊頭自置人口，不準載入丁冊，其售賣之處，聽其自便。倘遇歉收，惟準莊頭之親丁，並緣罪發遣壯丁，及鰥寡孤獨老幼廢疾者，仍照舊散給口糧，其餘壯丁概不準其散給。如此，不但可免伊等互相爭控之端，且莊頭等既無拖累，而壯丁等亦得各謀生計矣。……諭允臣等行令臣衙門所屬盛京佐領、錦州副都統、熱河總管，暨凡有莊園之各該處一體遵行。是否有當，伏祈皇上睿鑑施行，為此謹奏。奉旨：依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乾隆十年六月《內務府會計司三旗銀兩莊頭處呈稿》。
內務府總管大臣的奏疏與乾隆帝之批示，及其隨即遵旨施行的情況，反映出清朝政治、經濟等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説明了不少問題。其一，皇莊數量很多，作用很大。奏疏中所提“口內莊頭”、盛京佐領、錦州副都統、熱河總管等所屬莊園，皆歸內務府管轄，為清帝私有，通稱為皇莊，亦名內務府官莊，或簡稱官莊。清朝的皇莊，起源於進關之前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佔有的“拖克索”(即莊)。入主中原以後，世祖福臨、聖祖玄燁採取圈佔民田、調撥官地、逼民帶地投充、墾拓官荒等方式，掠奪了巨量土地，僉撥大批壯丁(關外舊奴、投充人、緣罪無罪發遣人員、莊頭置買奴僕)，設立了名目繁多的莊園。康熙中年，畿輔有內務府所轄糧莊四百餘所、銀莊一百三十二所、果園二百五十餘所、瓜菜園九十餘所，盛京有內務府糧莊三百餘所、果園一百三十一園，還有棉、靛、鹽、鹼莊六十所，以及盛京户部、禮部、工部、三陵所屬官莊一百餘所，總計皇帝共擁有莊園一千六百餘所，佔地近六百萬畝，遍佈於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西及內蒙古。此後不斷擴建，乾隆年間增至一千九百餘所，壯丁七萬餘名，連帶老幼家口，人數當在二三十萬以上。
弄清這些情況，便可解開清史中的一個疑團，即清帝之儉約。康熙中年廷臣奏稱，故明宮中用費極多，本朝極為儉約。前明每年用金花銀九十六萬餘兩，今悉充餉，光祿寺送內用銀每歲二十四萬餘兩，今只三萬兩。明朝宮中年用木柴二千六百萬餘斤、紅螺炭一千二百餘萬斤，今分別只有七八百萬斤、一百餘萬斤，“我皇上撙節儉約，至矣極矣”。康熙帝也多次宣稱，“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日之用，足供朕一月之需”。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入清時“始悉除之”。他於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三日下達普免天下錢糧的諭旨中，又着重指出，“朕每歲供御所需，概從儉約”，故有儲蓄，以供蠲賦之用。乾隆帝於乾隆十年六月初六日下的全免國中田賦之諭，亦講了同樣的原因，由於他“躬行儉約”，故“左藏尚有餘積”，才能普蠲錢糧。
聖祖、世宗及乾隆皇帝執政初期，是很注重儉約的，宮中用費確比故明減少了很多，這是事實；但是清朝皇莊之多及其“皇糧”數目之大，遠遠超過了明朝的皇莊，從而能夠提供皇上大部分消費用品，減少了向户部要銀和向民間徵派，這也是事實。一千六百至一千九百餘所各種類型的皇莊，六七萬名壯丁，六七百萬畝田地和大量山場牧場，在此基礎上徵收的“皇糧”，品名甚多，數量巨大，基本上能滿足清帝及其宮中人員的需要。“皇糧”的品種，有米、谷、豆、麥、芝麻、蘇子、瓜、果、蔬菜、雞、鴨、魚、蛋、豬、鹿、油、鹽、布、草、石灰、木炭、柳條等一百餘種，總數極為龐大。康熙中年，僅畿輔的四百餘個糧莊，每年便上納租谷十餘萬石，並交雞、鴨、鵝六萬餘隻，蛋四十餘萬隻，草和秫秸八十萬餘束，燈油三萬餘斤，豬二千口。畿輔銀莊年交租銀三萬八千餘兩。各類莊園、牧場年貢魚、雉、鹿、狍、馬、牛、羊、駝、參、珠、皮張，多達數百萬。這為清帝少向户部、光祿寺要銀，少科派於民，“躬行儉約”，提供了雄厚的物質條件。
其二，適應形勢，更改祖制。從太祖努爾哈赤到康熙帝玄燁，在這四朝一百餘年中，皇莊基本上是採取編丁隸莊耕種應役的農奴制經營方式。莊園的勞動者被稱為“壯丁”，身份為奴僕。他們在莊頭的管束下，耕種官地(牛具、種子、房舍由內務府供給)，繳納皇糧，遭受皇室嚴格束縛和野蠻壓迫，實際上處於封建農奴的地位。落後的生產關係與剝削方式，摧殘了壯丁，束縛了生產力，激起壯丁的猛烈反抗。早在關外，壯丁就不斷逃亡，入關以後，他們更大批外逃，有的還參加反清鬥爭，不少壯丁和莊頭爭控，“滋生事端”。這種落後的生產關係，在壯丁的反抗與漢族地區封建租佃制的包圍和影響之下，日益衰落，莊頭不得不大量出租莊地和典賣莊地，康熙末年，皇莊採取莊頭招民佃種的租佃制已很盛行。
因此，到了乾隆初年，原先是皇莊主要勞動力的壯丁，竟成為脱離生產、需要莊頭養贍的“拖累”。據畿輔四百六十餘名莊頭的報告，他們所轄的一萬六千八百餘名壯丁中，“委用年久有益農務”的壯丁，僅二百九十餘名，不到壯丁總數的百分之二。正是在舊有的農奴制經營方式陷入窮途末路難以延續的形勢下，一向自詡為“敬天法祖”、“以皇祖之心為心”的乾隆帝，採取了明智的態度，對舊有的祖制果斷地予以改革，批准了內務府總管大臣的建議，畿輔、奉天、熱河、駐馬口等地內務府所屬莊園，除莊頭親生子弟及緣罪發遣壯丁毋庸置疑外，其“盛京隨來陳壯丁”、投充人、莊頭自置壯丁及無罪撥莊壯丁中，鰥寡老幼殘疾者與少數“莊頭委用年久有益農務”之壯丁，仍令莊頭“留養”外，其餘壯丁交地方官“載入民籍，聽其各謀生計”。皇莊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
其三，促進生產，利民益國。乾隆帝對皇莊的改革，產生了強烈的影響。首先，大批壯丁釋放為民。據畿輔四百六十餘名糧莊莊頭向會計司呈報，遵照帝旨，應撥出為民的，有“盛京隨來陳壯丁”一萬零三百餘人，投充人二千零三十餘人，莊頭自置壯丁三千六百餘人，無罪撥莊壯丁一百八十餘人，共一萬六千餘人，僅留下壯丁九百餘人。奉天等地內務府莊園也放出大量壯丁。這樣一來，數以萬計的原來處於農奴、奴僕地位的壯丁，擺脱了農奴制枷鎖，成為“良民”。他們或赴邊外墾荒，成為自耕小農，或在原地認租旗地民田耕種，大多數人的境況較前頗有改善。
其四，推動了旗地一般封建租佃制的迅速發展，皇莊的階級關係起了顯著變化。乾隆帝批准釋放大量壯丁出旗為民以後，畿輔、奉天、熱河等地內務府轄屬的各種莊園，普遍實行了封建租佃制的經營方式，滿漢農民向莊頭承佃官地，繳納租銀，不與皇室發生直接聯繫，莊頭再向內務府納糧當差，佃農成為皇莊的主要勞動力。八旗王公官員莊田也受此影響，租佃關係迅速發展。清朝初年攝政王多爾袞、乾隆帝之曾祖順治皇帝在關內強制移植、擴大的役使壯丁生產的農奴制徹底衰落了，農奴制殘餘只在旗地(包括皇莊和八旗王公官員與一般旗人佔有之地)中佔有很小的比重。
其五，皇莊的租役剝削有所減輕。由農奴制到封建租佃制的轉化，決定了皇莊的分配關係也要相應地發生變化。佃農在法律地位上是“凡人”、“民人”，自備耕牛、農具、種子，不是皇室的“包衣”(奴僕)，人身依附關係比壯丁有所鬆弛，因此，原有的剝削壯丁的方式必須改變，剝削程度需要降低。這個變化主要表現為“皇糧”的折色增多、額租下降和雜差減少三個方面。
這一切表明，乾隆帝對皇莊實行改革，釋放大批壯丁為民，對舊壯丁和承種皇莊的滿漢佃民的壓迫剝削，有了相當程度的減輕與緩和，對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和滿族的前進，起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