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是我國曆史上一個羣雄割據、戰亂紛起的時期。在東漢末年至西晉滅吳這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裏爆發了一連串錯綜複雜的戰爭。在這些連綿不斷、形形色色的戰爭中，赤壁之戰以其深遠獨特的影響、豐富多樣的作戰形式在三國乃至整個中國軍事史上佔據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一次典型的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戰例，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長江流域進行的大規模江河作戰。這場戰爭的直接後果是形成了三國鼎立的政治格局。透過千年的歲月風霜，我們仍能從曹軍與孫劉聯軍戰爭指導的優劣得失中獲得歷史的經驗與有益的啓示。
赤壁之戰是一場包括一系列戰役、戰鬥的大規模作戰。這場戰爭起於曹操南攻、發起荊州戰役，止於曹軍固守江陵。從階段上可劃分為兩個戰略階段：曹軍奪佔荊州階段和赤壁敗退階段。整場戰爭包括曹操南下時“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採取戰略佯動而奪取新野、樊城的初戰，包括“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此“之”指劉備——筆者注），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大獲其人眾輜重”的長坂之戰和搶佔江陵，包括“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的赤壁之戰以及黃蓋“欺以欲降”，“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瑜等率輕鋭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的烏林之戰，直至“備與瑜等復共追”、曹操“引軍從華容道步歸”江陵。赤壁之戰內容豐富、異彩紛呈，而最富有研究價值的是其戰爭指導，茲論述如下。
一、赤壁之戰在軍事學術上是一場具有多種典型價值的戰爭
發生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戰無論從大戰略的高度來看，還是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分析，都是一場具有多種典型價值的戰爭，在學術上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關於赤壁之戰的大戰略和軍事戰略
1、關於赤壁之戰的大戰略
赤壁一戰，孫劉兩家結成聯盟，特別是劉備集團的聯吳破曹，是對“隆中對”所提出基本國策的真正而成功的實踐。孫劉聯盟、“隆中對”的大戰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對天下大勢有冷靜、準確的分析。《孫子兵法？謀攻》雲：“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中外戰爭史的實踐證明，沒有對敵我雙方各種力量因素的充分了解，就不會有戰爭的勝利。早在劉備三顧草廬之時，諸葛亮就提出過著名的“隆中對”，看到了曹操既佔天時，又有人謀，擁軍百萬，“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強大勢力，看到了江東孫氏經父子、兄弟三代苦心經營，“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的綜合優勢，以及荊州、益州優越的地理環境，建議劉備以人和為本，佔有荊、益二州後，冷靜觀察天下形勢，一旦“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從而實現復興漢室、還於舊都的宏偉目標。
二是審時度勢，制定出了相應的策略方針。戰爭中的策略方針，如同下棋時的落子順序和寫文章的謀篇佈局。就“隆中對”而言，首先是劉備集團明確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清醒地意識到，以曹操勢力之大，“誠不可與爭鋒”，而以孫權實力之強，“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在赤壁之戰中順利實施了聯吳破曹的構想。同時，在己方實力較弱的情況下，制定了韜光養晦、“內修政理”的策略方針，以圖在荊、益二州站穩腳跟，然後俟機完成統一大業。
三是對未來政治局面的準確估計，即具體預測出三分天下的發展趨勢。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分析天下大勢，談到曹操擁軍百萬的強悍、孫權國險民附的優勢、劉備總攬英雄的賢德，言下之意，天下大事必在曹、孫、劉三家。及至劉備敗長坂、走夏口，諸葛亮隨魯肅前往江東遊説孫權時，諸葛亮更確切地指出，“曹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 鼎足之形成矣”，十分肯定、明確地預言了三分天下的政治格局。
四是戰前具有充分的必勝把握和堅定信念，非常自信地預見到曹軍必然被擊敗。曹軍此次南來，得襄陽、戰長坂、取江陵，所向披靡。一路上，劉琮束手、劉備敗逃、劉璋喪膽，氣勢不可謂不盛！但諸葛亮卻視得勝而來、號稱八十萬的曹軍為強弩之末，認為只要孫權能派幾萬人馬與劉備共同作戰，“破曹軍必矣”。周瑜也對孫權説，“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對擊敗曹軍充滿信心。
五是對同盟軍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深入瞭解，認識到江東有政治、經濟實力，有精良的水軍。諸葛亮“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的論述自是精闢，周瑜“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裏，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的言論亦頗中肯。戰前與孫權分析形勢時，周瑜反覆提到曹操即便沒有後顧之憂，也不可能與江東軍較勝負於船楫間，因為“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換言之，“仗舟楫”乃江東所長。由此可見周瑜早已意識到了江東的水軍優勢。
2、關於赤壁之戰的軍事戰略
赤壁一戰，曹軍是進攻方，孫劉聯軍是防禦方。作為進攻方的曹軍，在戰爭前期的軍事戰略十分明確且適宜，它包括“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的戰略佯動，輕裝精騎掩殺劉備的戰略追擊，以及奪取江陵後三路分進合擊的戰略構想。戰爭後期，因是與孫劉聯軍突然遭遇於赤壁，加之曹操的輕敵，幾無軍事戰略可言。
而作為防禦方的孫劉聯軍卻恰恰相反，戰爭前期處於消極被動狀態，後期由於指導思想的正確，順利地轉入了積極防禦，主動逆江而上迎擊敵人，在赤壁、烏林大敗曹軍，進而乘勝追擊，圍曹軍於江陵。
（二）赤壁之戰在軍事學術上的多重價值
1、它是一場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爭
“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在平定北方各軍閥割據勢力的過程中，逐漸積聚起一支當時中國最強大的武裝力量，“已擁百萬之眾”，可謂兵多將廣，此次南征荊州、討伐孫權，曹操自稱“今治水軍八十萬眾”。這個數字是否屬實？歷代學者都認為，為達到震懾孫權使之不戰而降的目的，曹操所云“八十萬”當為詐稱。那麼，赤壁一戰，曹軍到底有多少兵力？《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載周瑜對孫權説：“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照周瑜的説法，曹軍頂多只有二十四萬人。但《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卻雲：“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按這個説法，曹軍中僅荊州降卒就有“數十萬”，究竟“幾十萬”？我們不得而知，但至少應有二十萬才能説“數十萬”，就算二十萬吧，加上週瑜所言隨曹操南下的十五六萬“中國人”，曹軍總數至少應有三十五萬。又據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九？二八》所言，曹軍中“北來之軍二十萬，劉表新降之眾幾半之”，這樣算來，曹軍總數在三十萬左右。既然曹操的《與孫權書》為達威懾目的可能虛誇水軍之數，那麼周瑜在決戰前夕，為堅定孫權抗曹決心未嘗不會隱瞞曹軍數目，所以周瑜之説也不足信。由此推斷，赤壁一戰，曹軍兵力當在三十至三十五萬。
相對曹軍而言，孫劉聯軍投入兵力的總數《三國志》記載得非常清楚。諸葛亮為孫權分析形勢時曾説：“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也就是説，劉備、劉琦一方兵力為兩萬人。至於孫權方兵力，《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載：“（孫權）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曹公”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也載周瑜言於孫權曰：“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據《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載，周瑜本來是向孫權請精兵五萬，但孫權説：“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綜觀各條史實，孫權方出兵人數為三萬。由此看來，孫劉聯軍兵力當為五萬人左右。
孫劉聯軍終以五萬之兵擊潰了六、七倍於己的豺虎之師（《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曰：“曹公豺虎也”）。赤壁之戰也因此成為軍事史上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
2、它是一場有着多種作戰形式的戰爭
縱觀整場赤壁之戰，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囊括了野戰、攻城、追擊、遭遇、火攻、退卻、水戰等多種作戰形式，為後世實施、研究各種作戰形式及協同作戰提供了有益的借鑑。本文着重從以下三個方面論述：
（1）聲東擊西的戰略佯動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親率大軍南下攻取荊州，他採用荀彧“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的建議，在派兵於宛、葉一帶實行戰略佯動以迷惑劉表的同時，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經新野直奔荊州的治所襄陽。八月，劉表病死，其子劉琮代為荊州牧。九月，曹軍行至新野，駐守襄陽的劉琮不戰而降，此時，屯駐樊城的劉備對曹軍南下、劉琮投降，皆一無所知，及至曹操到達宛城，劉備才得知實情，倉惶間，令關羽乘船數百艘從水路南下江陵，自己也率部眾由陸路退往江陵。退卻途中，劉琮的部下及荊州民眾多跟隨劉備，到長坂，隊伍已有十餘萬人，數千輛輜重，因而行動遲緩，一天只能走十多里。
（2）輕兵鋭騎的戰略追擊
當時江陵儲有很多軍用物資，曹操擔心被劉備奪得，於是留下輜重，輕裝直趨襄陽，曹操到襄陽時，劉備已撤走。聽到這個消息，曹操立刻親率精騎五千一天一夜急行軍三百多里，終於在長坂追及劉備。倉促間，劉備拋妻棄子，僅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逃走。至此，劉備不得不改變原定計劃，斜趨漢津，渡漢水而至夏口，僅收攏殘部萬餘人。
（3）規模盛大的江河作戰
赤壁之戰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在長江流域進行的大規模江河作戰。
中國是一個戰爭與文明有着同樣悠久歷史的國家，在上古傳説的黃帝時期就已有了戰爭。現流傳的黃帝時期的三次戰爭：阪泉之戰、涿鹿之戰以及共工與顓頊的戰爭都發生在中原。據考，夏朝還沒有出現舟兵或水兵，所以也就不可能有水戰，特別是成規模的水戰。有學者認為商代可能已出現了舟兵的最初萌芽，文獻中也有武丁南伐荊楚的記載，但據《中國軍事史略》載，商代軍隊總數只三萬，所以，即使當時發生了水戰，其規模也應有限。西周的昭王曾兩次“伐楚荊”，宣王也曾派兵車三千乘南征楚國。西周後期的這三次南征有沒有在長江進行水戰，史無詳載，但西周有多少兵力，我們可以推算一下：《詩？小雅？采芑》曰：“方叔蒞止，其車三千”，也就是説，西周當時有兵車三千。按通常的算法，每乘車應配甲士十名，另有兩倍於車兵的徒卒協同。這樣算來，西周當時軍士總數當為九萬，即使昭王、宣王這三次南征都曾起用傾國之兵且曾戰於長江，其規模較之赤壁之戰亦不算大。春秋時期雖已出現水兵，但當時各大國兵力一般不超過十萬。戰國時，秦將司馬錯曾三次率巴蜀軍“浮江伐楚”。在公元前308年進行的第二次“浮江伐楚”戰役中，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舶船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只動用兵力十萬，也夠不上大規模。秦滅楚時發兵六十萬，楚亦全力抵抗，此戰規模盛大，秦軍也曾渡江平定楚國江南各地，但並無江上作戰記載。其後直至赤壁之戰前，發生在長江流域的只有如孫權擊殺黃祖之類的小戰役或戰鬥，而沒有大規模的戰爭。
漢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下奪佔荊州，在長坂大敗劉備，值此危急關頭，諸葛亮隨魯肅往江東遊説孫權，經過魯肅、諸葛亮、周瑜等人的積極斡旋，孫、劉兩家在抗曹一事上達成共識，結成了聯盟。孫劉聯軍逆長江而上迎擊曹軍，在赤壁與曹軍遭遇，初一交戰，曹軍失利，退守至江北的烏林。吳將黃蓋發現曹軍船艦首尾相連，於是獻火攻之計，並通過詐降得以實施。在猛烈的火攻下，曹軍大敗，“人馬燒溺死者甚眾”。劉備、周瑜水陸並進，乘勝追擊。曹操經華容道退走江陵，時天寒風大，加之疾疫流行，曹軍“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歷時半年之久的赤壁之戰終以曹軍的慘敗而宣告結束。
此次曹、孫、劉三家於長江兩岸陳兵至少三十五萬，鏖戰赤壁水面，其規模之大可謂空前。因此，我們説赤壁之戰是歷史上第一次在長江流域進行的大規模江河作戰。
3、它是第一次企圖通過江河作戰而謀求實現統一而最終失敗的戰爭。
赤壁之戰前，中國為實現統一而進行的戰爭有三次：秦統一六國的戰爭、楚漢戰爭和東漢的統一戰爭。
秦滅六國自公元前236年大舉攻趙拉開序幕，其間秦採用“中央突破，由近及遠，各個殲滅”的方針，依次滅除韓、魏、趙、燕、楚，至公元前221年，秦軍兵臨齊境，兵不血刃佔領齊國，結束了諸侯紛爭的分裂局面。
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劉邦乘齊、燕、趙等封國發生戰亂，齊、楚爆發大戰之機，率漢軍東進，敗雍王章邯，降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還定“三秦”。在經過了彭城之戰、成皋之戰、井陘之戰和垓下決戰後，終於於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迫項羽自刎於烏江，楚漢戰爭宣告結束，全國復歸統一。
東漢初年，劉秀雖於洛陽稱帝，但全國割據勢力林立，東漢政權處於各種割據勢力的包圍中。從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至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在歷時近十一年的時間裏，劉秀通過統一關東之戰、崤底之戰、伐隴之戰和滅蜀之戰，先東後西，先隴後蜀，由北至南，掃平了各種割據勢力，重新實現了國家統一。
東漢末年，曹操討董卓、誅呂布、收張繡、滅袁氏，“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勢與嬴政、劉邦、劉秀何其相似！及至其佔有荊州，劉璋震懾，“遣兵給軍”。此時的曹操，在企圖威懾孫權，使之不戰而降的希望破滅後，決心憑武力一戰而定江南，但最終的結果卻是曹操在檣櫓灰飛煙滅後敗退回北方，不但沒有實現統一，而且還因此一戰而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基礎，推遲了統一的進程。
赤壁之戰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企圖通過江河作戰而謀求統一的戰爭，但卻是一次失敗的戰爭。它的影響是深遠的，教訓也是深刻的。
總之，赤壁之戰既是鬥力鬥勇，更是鬥智鬥謀，曹操對形勢的錯誤預見與孔明、周瑜對大局的準確把握；曹軍的兵多勢大與孫劉聯軍的擅長水戰；曹操的麻痹大意與周瑜的主動迎敵，黃蓋的火攻、詐降，相映成趣。赤壁一戰，孫劉方充分發揮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使得整場戰爭異彩紛呈、曲折多致，在軍事史上有着不可忽視的價值。二、曹操在戰爭指導上的優劣得失
（一）曹操的優與得
應該説，在赤壁之戰前期，即荊州作戰階段，曹操的軍事行動是無懈可擊、十分成功的。經官渡之戰、北征烏桓，基本統一北方之後，曹操立即把眼光投向了地處長江中游的荊州。“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可謂四通八達，攻守皆宜，歷來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從上游擊下游，爭上游、控下游的最起碼的兵家常識來看，控制了荊州就等於控制了位於長江下游的江東。基於此，荊州成了曹操南下平定江東、統一全國的必經之路。
對於此次南征荊州，曹操十分重視，早在建安十三年春，就曾在鄴鑿玄武池訓練水軍。以中原之軍而練水戰只能是為了打擊荊州的劉表，繼而對付江東的孫權。從曹操出征之前“問彧策安出”的舉動我們也可以看出，對這一仗該什麼時候打、該怎麼打，曹操是經過了周密而慎重的論證的。在戰爭的實施過程中，曹操採用荀彧一軍佯動、一軍突襲的作戰方針，快速展開攻勢，起到了有效的威懾作用，以至部隊才到新野，劉琮就望風而降。收降劉琮後，曹操以一位大戰略家的精明卓絕準確地預見到劉備會退據江陵、利用江陵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充足的物資進行抵抗，因而果斷地放棄輜重，輕裝直奔襄陽，隨後又當機立斷，親率五千精騎一日一夜急馳三百多里，終於在當陽長坂追及劉備。長坂一戰，不僅有力地摧毀了劉軍的有生力量，奪得了數千輛輜重，更為重要的是，曹軍的突然降臨打亂了劉備的預期計劃，差點當了俘虜的劉備不得不放棄江陵而斜趨漢津，倉惶而逃，曹操因而順理成章地搶佔了戰略要地江陵，既獲取了大批軍用物資，又粉碎了劉備企圖佔領江陵與己抗衡的夢想，取得了這一時期戰略上的主動。從最初的戰略佯動至追擊劉備，從長坂之戰至搶佔江陵，曹操這一時期的每一次決策都體現了一位大軍事家的遠見卓識。
（二）曹操的劣與失
曹操在戰爭指導上的失誤主要表現在赤壁作戰階段。
曹操此次南來荊州，用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的話來説是“乘破袁紹之勢以下荊、吳”。伐荊州前，曹操剛取得了官渡之戰、北征烏桓的一系列勝利，可謂志得意滿。徵荊州開始後，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幾乎是兵不血刃就坐擁荊州全境，加之在長坂又輕而易舉地將梟雄劉備殺得落荒而逃，就連遠在益州的劉璋都“始受徵役，遣兵給軍”。此時的曹操，自我意識極度畸形膨脹，以至於頭腦發昏，只看到自己兵多勢大的優勢，而忽視了己方士兵遠來疲憊、不習水土、不習水戰，天氣嚴寒、後勤保障困難等劣勢。執意要順江東下攻打孫權。就此問題，謀士賈詡曾勸諫曹操採用相對穩妥的方式：“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可惜曹操沒有采納，固執地認為江南可一戰而定。曹操此時的情緒，從他給孫權的那封著名的檄文中亦可窺知一二：“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他完全沉浸在不戰而征服荊州的勝利中而不能自拔，口口聲聲“奉辭伐罪”、“會獵於吳”，彷彿江東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根本沒把孫權放在眼裏。曹操此時犯的更大的錯誤是完全忽略了劉備的存在，他完全忘記了自己當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的斷言，低估了劉備，甚至根本沒有估計到劉備在重創之下還可能對自己造成威脅。在沒有徹底肅清劉備殘部的情況下公然向孫權宣戰，這不符合曹操一向以來奉行的打一拉一、各個擊破的戰略原則。此時的曹操已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他的這一舉動無疑加速了孫劉的結合。
即便如此，曹操在決定南平孫劉時就壓根兒沒進行過相關的戰略策劃嗎？當然不是。對曹操此次的戰略部署，史書沒有正面的記載，但從散落在《三國志》各卷的零星記載中我們似乎可以推出個大致輪廓。《三國志？魏書？趙儼傳》記載：“太祖徵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三國志？魏書？樂進傳》載樂進“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三國志？魏書？徐晃傳》亦載徐晃“從徵荊州，別屯樊”。由此可見，曹操此次的戰略部署至少該是三路分進合擊，進攻夏口（此時的夏口是孫劉聯軍與曹軍對峙的最前沿陣地）：以駐紮於當塗、汝南等漢、淮之間的章陵太守兼都督護軍趙儼為首的于禁、張遼、張郃、李典、朱靈、路招、馮楷等七軍，伺機攻打孫劉聯軍的北部；以樂進、徐晃為首的襄樊戰區的人馬隨時順漢水南下東進，打擊孫劉聯軍的西部；主力則由曹操親自率領，沿長江水陸並進，順流東下北上，進攻孫劉聯軍的南部。如果曹操的這一戰略部署得以實施，雙方的勝負輸贏，我們後人就很難逆料評説了。
但事實上，曹軍三路分進合擊的部署並未得以實施，急於求勝的曹操在沒調動襄樊與漢、淮間部隊的情況下，獨自率主力孤軍冒進。此時的曹操對即將發生的決戰是隻想其勝而未慮其敗。他此次行動的一線平推、有正無奇給孫劉聯軍造成了可乘之機。
提起赤壁之戰，人們馬上會想到火燒戰船，想到曹軍“船艦首尾相接”的錯誤。其實，誠如王夫之所言：“即微火攻，持之數月，而操亦為官渡之紹矣。”曹操兵敗赤壁的癥結並不在鎖連船，而在驕傲輕敵、麻痹大意。首先，他輕視了孫劉聯盟的影響和實力。劉備在荊州雖兵微將寡，但大得民心，以至於劉琮降曹後，“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三國志？蜀書？劉巴傳》亦云：“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孫權在江東更是既有周瑜、魯肅、張昭等武將文臣的傾心輔佐，又有吳郡顧氏、陸氏等世家望族的誠心擁戴。《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雲：“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江表傳》曰，“孫討虜聰明仁慧，敬賢禮士，江表英豪，鹹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亦云，“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裏，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由此可見孫權在江東勢力之大、實力之強。而曹操得荊州後，在荊州民心不穩，經濟實力也不鞏固，就連《三國志？魏書？文聘傳》都説，“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王夫之所言“吳憑江而守，矢石不及，舉全吳以饋一軍，而糧運於無慮之地，愈守則兵愈增、糧愈足，而人氣愈壯，欲老吳而先自老，……北來之軍二十萬，劉表新降之眾幾半之，而恃之以為水軍之用，新附之志不堅，而懷土思散以各歸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眾又素未有遠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懷劉琦之恩，故黃蓋之火一爇而人皆駭散，荊土思歸之士先之矣”説得頗為在理。
其次，他輕視了周瑜，低估了周瑜的膽量和能力，根本沒有想到周瑜在兵力處於絕對劣勢的情況下敢主動迎擊，以至於在赤壁與周瑜遭遇時毫無準備，初一交戰就敗退江北。更為嚴重的是，曹操直至此時還未清醒過來，既沒組織有效的防禦，更沒部署積極的進攻；既不撤退，也不進攻，只是消極觀望，終於鑄成大錯。在對待黃蓋投降的問題上，曹操一錯於沒有辨明真偽，再錯於受降時沒有保持應有的警惕。兵法雲：“受降如受敵者”；又云：“受降之際，必張吾甲兵，嚴吾備禦，以防不虞”。曹操對黃蓋之降雖非完全相信，但自恃兵多將廣，沒做任何防備，黃蓋來降之時，“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因而面對黃蓋突然發起的火攻，曹軍上下猝不及防，人心大亂，迅速崩潰。
赤壁之戰，是我國戰爭史上第一次在長江進行的大規模江河作戰，但作為一方主帥的曹操對如何進行大規模水戰顯然缺乏正確的認識，又不懂進行江河作戰的戰法訓練，也沒有從思想上高度重視它。以至於在沒有進行充裕的準備、主客觀條件完全不具備的情況下就倉促出戰。是的，曹操在建安十三年春曾於鄴修鑿玄武池以訓練水軍，但此次訓練距建安十三年七月伐荊州滿打滿算也只有半年之久。以半年的時間、在有限的場地而想訓練出具備水上作戰良好素質的近二十萬士兵，其結果值得懷疑。況且，池中與江上的氣候環境、風浪程度也有天壤之別，在風平浪靜、水波不興的池中訓練水軍純系紙上談兵。事實也是如此，戰鬥打響後，曹軍不習水戰、不慣長江風浪的顛簸，迫不得已將戰船首尾相連，大大削弱了部隊的機動性，給孫劉聯軍造成了可乘之機。
曹操在赤壁作戰階段的失誤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於驕傲輕敵且根本不懂江河作戰。
三、孫劉在戰爭指導上的優劣得失
（一）孫劉的劣與失
孫劉在赤壁之戰中的劣與失要追述到原荊州牧劉表在經營荊州問題上的多次失策。位於長江中游的荊州歷來是兵家用武爭霸之地，但荊州牧劉表不思進取，只“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對於劉表的失策，曹操有過一段十分精闢的評價：“我攻呂布，表不為寇，官渡之役，不救袁紹，此自守之賊也。”直到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桓，劉備勸説劉表攻襲曹操的老巢許都，劉表依然沒有采納，眼睜睜地放過了最後一次打擊敵人、壯大自己的大好機會，以至於穩定了北方、積蓄了力量的曹操在一年之後將矛頭對準荊州時，荊州幾無招架之功。
孫權在荊州問題上的猶豫觀望對造成日後曹軍“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的被動局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魯肅早就為孫權規劃過“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的藍圖；甘寧也説“南荊之地，山陵行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並且提醒孫權：“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但除了多次進伐黃祖，對這些建議，孫權遲遲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行動，既沒下決心武力奪佔荊州，又沒聯合荊州各方勢力防禦曹操，及至建安十三年春曹操在鄴鑿玄武池大興水軍之師，孫權還沒有意識到這是曹操即將南下的信號。等到孫權派魯肅以吊劉表之喪為名前往荊州察看動靜，欲聯合劉備“同心一意，共制曹操”，曹操已發兵荊州。緊接着，劉琮投降，劉備南逃，曹操陳兵長江，整個荊州大勢已去，江東也陷入了無險可恃的被動局面。
荊州作戰階段，面對突然降臨的近二十萬曹軍，劉備為保存實力而撤往江陵無疑是正確的，但在該如何對待隨行而往的荊州士民上，劉備卻犯了兵家大忌。《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載：“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劉備“濟大事必以人為本”的思想從理論上講是成立的，但就當時的情況而論卻是不可行的。《孫子兵法？九變》曾論述過將帥的五種過失，其中之一即“愛民，可煩也。”並明確指出：“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劉備此種做法是典型的“愛民，可煩也”，也是戰爭指導上的極大失誤。帶着十多萬民眾、數千輛輜重的劉備一天只能走十幾裏，終於在長坂被一日一夜急行軍三百多里的曹操追上，不但人馬被擊潰，輜重被奪走，退守儲有大量軍用物資的戰略要地江陵的正確部署也化為泡影，劉備這次顧小仁而輕大局所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二）孫劉的優與得
與曹操正好相反，孫劉在戰爭指導上的優與得集中體現在赤壁作戰階段。
長阪一戰，劉備大敗而逃，斜趨漢津，敗走夏口，幾無立身之地；隨着曹操搶佔江陵，全面佔有荊州，江東的千里江防也已無險可守，一場關係孫劉兩家生死存亡的大決戰迫在眉睫。決戰前夕，對敵我雙方的形勢，諸葛亮、周瑜各有精闢論述。諸葛亮遊説孫權共同抗曹時曾説：“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 。”在江東一派議和聲中，周瑜堅定地説：“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裏，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楫間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
諸葛亮、周瑜的分析無疑是冷靜、客觀的，通過分析，明確了曹軍兵多勢大下掩藏的弱點：首先，曹軍遠來疲弊，已是“強弩之末”；其次，北方士兵不習水戰，卻要“舍鞍馬，仗舟楫”，這是舍長就短；再者，正值隆冬時節，戰馬缺乏草料；又兼曹軍遠道而來，水土不服，一定會發生疾疫；再加上荊州士民對曹操並不是真心擁戴，大後方又有馬超、韓遂等西顧之憂。凡此種種，由此推斷，曹軍並不是不可戰勝的。同時，也看到了孫劉聯軍擅長水戰，江東政權穩固，“地方數千裏，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的良好社會基礎，從而堅定了抗曹的決心和信心。
正是由於對敵我形勢有正確的估計，知己知彼，周瑜才敢於乘曹操尚未完成部署而先期迎敵，以己之長對敵之短。周瑜的主動迎擊打亂了曹操分進合擊的戰略部署，迫曹軍戰於赤壁水上，取得了初戰告捷的勝利。從戰爭指導上來説，初戰在戰役、戰爭中雖為一個局部，但它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局部。赤壁初戰的一擊成功，使得孫劉聯軍化被動為主動，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
曹軍退守烏林後，聯軍方因“寇眾我寡，難於持久”，正確地選擇了速戰速決的方針，黃蓋敏鋭地捕捉到曹軍戰船首尾相接的破綻，及時與周瑜商定火攻計，並通過詐降得以接近曹軍。黃蓋的詐降是研究透了曹操驕傲心理後的周密安排，這一點我們僅從黃蓋寫給曹操的詐降信就可見一斑：“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這封信寫得不卑不亢，表面看來是解釋自己降曹的原因，實際句句在恭維曹操。這使得本就不可一世的曹操更加相信自己的威懾力，從而放鬆了受降時應有的戒備，黃蓋火攻計的順利實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分析赤壁之戰孫劉聯軍的戰略得失，有一則史實不容忽視，即在周瑜、劉備逆江而上迎擊曹軍的同時，孫權曾出兵合肥。孫權恰恰選在此時攻合肥，絕對不是偶然或巧合，它一定是經過事先周密計劃的。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載：“十二月，孫權為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徵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 至，乃走。”《三國志？魏書？蔣濟傳》也提到了同一件事：“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徵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憙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很明確，孫權出兵合肥是“為備”，換言之，孫權此時的圍攻合肥，無非是為了牽制、分散曹軍兵力，以圖緩解荊州前線周瑜、劉備的壓力。事實上，孫權的目的也達到了。曹操在“遇疾疫”，部隊嚴重減員的情況下，依然派張憙率“千騎，過領汝南兵”增援合肥。孫權此次的圍攻合肥對赤壁決戰的最後勝利究竟產生了多大影響，史無明載。但無論如何，孫劉聯軍這種在戰略部署上有正有奇、奇正皆得的思路是非常正確的，對整場戰爭朝着對己方有利的形勢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四、赤壁之戰對後世的影響及啓示
曹操南來荊州之前，甚或在荊州作戰階段，絕對不會想到自己將為一個錯誤的決定付出多麼慘痛的代價。撇開曹操思想上驕傲輕敵的因素不談，推究其迅速出兵江東的原因，無非是想乘降劉琮、敗劉備、震劉璋之得勝之師一鼓而下江南，實現全國的統一。但他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既沒看到己方的劣勢，又沒看到敵方的優勢。最為關鍵的是，他忽視了江河作戰的特殊性。倉促出師的結果是損兵折將、喪師失地，不僅到手的許多戰略要地丟失了，而且元氣大傷，不得不退回北方。孫、劉的力量在這次戰爭中分別得以壯大，曹操集團也失去了在短時間內統一全國的可能性。
赤壁之戰推遲了全國統一的進程，對後世的影響是深遠的。假如曹操沒有一意孤行，而是採用賈詡“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的建議，緩至荊州民心安定、準備充足之後再議取江東。那三國的歷史恐怕就會大大改寫了吧！
赤壁之戰的典型性不僅僅在於弱小的孫劉聯軍打敗了強大的曹軍，更在於它作為第一次在長江上進行的企圖通過水上作戰統一全國的戰爭，為後代的大規模水戰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有益的啓示。尤其使後人看到江河作戰是新課題，逐漸認識了長江，認識了長江上游與下游的關係，認識到江河作戰的特殊性，認識到江河作戰同樣要有雄厚的物質力量和卓越的謀略智慧。所以在此以後的各次江河作戰的統一戰術中，充分準備、積極訓練成了至關重要的環節。
以赤壁之戰後第一次通過水上作戰實現了全國統一的晉滅吳之戰為例，晉滅吳顯然吸收了赤壁之戰雙方的經驗教訓。晉軍和曹軍一樣，一直存在着水軍薄弱的缺陷。為了滅吳，晉積極備戰，據《晉書？羊祜傳》載，都督荊州諸軍事的羊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晉書？王濬傳》也記載了益州刺史王濬在蜀訓練水軍、建造大船準備順流攻吳的盛況：“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兩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舟棹之盛，自古未有。”不僅如此，晉也進行了充分的物資準備：“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乃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從“軍無百日之糧”到“有十年之積”，軍糧供應之日趨充足由此可見一斑。尤為重要的是，滅吳前，羊祜上疏晉武帝，準確分析了當前的形勢：“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讀羊祜這段奏疏，給人最直接的聯想就是赤壁大戰前諸葛亮在柴桑對孫權説的那番話。同樣的知彼知己，同樣的見識深遠。
通過長期的充分準備，晉武帝於咸寧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下詔發兵二十餘萬，兵分六路，分別出塗中、橫江、武昌、夏口、江陵、巴蜀，一舉破吳，統一了全國。
隋開皇八年（公元588年）爆發的隋滅陳之戰也是我國曆史上一次通過大規模江河作戰統一了全國的戰爭。由於對水戰有充分的認識，戰前隋文帝在羣臣中廣泛徵集滅陳之策並付諸實施，大造“五牙”、“黃龍”、“平乘”、“舴艋”等船艦。在擊敗北方突厥後，集中五十一萬多優勢兵力，八路出擊，輕而易舉贏得了全國統一的巨大勝利。
赤壁之戰對後世的水上作戰影響是深遠的，它使後人認識到，統一雖是人心所向，但如果準備不充分，沒有實力，實現統一也是困難的。
總之，不準備好不能打，不是對我有利不能打，沒有很好的時機不能打。一言以蔽之，即孫子所謂“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