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折飲品券到賬，來杯提神”“上市首發超低價，速來搶購”“點擊鏈接，領取5元無門檻優惠券”……很多人都會被這類營銷短信騷擾。
據媒體報道，今年7月29日，有網友在領導留言板留言建議“退訂短信資費由營銷信息發送方承擔”。9月11日，工信部回覆稱，“我們將認真研究您的建議，並納入下一步工作統籌考慮，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羣眾的合法權益！”
工信部此次回覆無疑釋放了積極信號，而正面回應網民對於營銷短信退訂費用誰來承擔問題的關切，無疑也契合了公眾期待。事實上，這一問題此前就曾引發訟爭。
2019年5月，王女士下載註冊了某平台App，沒多久後，該平台以每日3次的頻次向其發送營銷短信。無奈之下，王女士選擇短信回覆退訂，為此被扣費0.1元。2020年3月，王女士將該平台訴至法院，法院判決平台賠償王女士短信資費損失0.1元。
這起“0.1元營銷短信退訂費”官司被聚焦後，不少人才意識到，原來退訂營銷短信還得自己掏錢。“你騷擾了我，還讓我來承擔免於被繼續騷擾的成本？”這讓很多人都為之不滿。
雖然營銷短信的退訂費用通常低至0.1元/條，可涉及權利的問題不能只以金額定大小。本質上，讓用户為退訂營銷短信買單，就是讓用户為營銷短信發送方的過錯買單：不退訂就得持續被騷擾，退訂又得自己承擔資費，對受營銷短信騷擾的用户來説，這相當於無端加重他們的“義務”，顯然難言合理。
鑑於此，把誰來承擔營銷短信退訂費用問題在權利義務框架下理順，不讓用户承擔不該他們承擔的成本，確實很有必要。
但如果只是讓發送者承擔營銷短信退訂費，又太“便宜”他們了。應看到，許多發送給用户的活動通知、積分兑換或廣告宣傳等短信，都是“不請自擾”，損害的是用户“想不被打擾就不被打擾”的安寧權。
早在2015年，工信部就發佈《通信短信息服務管理規定》，要求未經用户同意或請求不得向其發送商業性短消息，對拒絕接收商業性短信息的，應當停止向其發送，違者責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並最高可處3萬元罰款。
2020年8月，工信部又發佈了《通信短信息和語音呼叫服務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提出任何組織或個人未經用户同意或者請求，或用户明確表示拒絕的，不得向其發送商業性短信息或撥打商業性電話。用户未明確同意的，同樣視為拒絕。
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民法典》也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權利人明確同意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電話、短信、即時通信工具、電子郵件、傳單等方式侵擾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寧。
在此背景下，部分商家未經用户同意就發營銷短信，甚至在用户退訂後依舊騷擾個沒完，已涉嫌侵權。有鑑於此，如何從源頭上治理營銷短信問題，該被提上議程了。
考慮到此類案例往往涉案金額較小，也不是所有被騷擾用户都會訴諸法律維權，有關方面不妨針對商家營銷短信“轟炸”問題做出更有效的前置性治理。
比如，明確平台不得以格式化條款默認可以向用户發送營銷短信，避免用户不明不白中就“交出”了自己的安寧權；針對垃圾信息投訴的大數據，對相關公司濫發營銷短信問題做出依法規制處理，嚴重者依法處以罰款、吊銷電信業務經營許可、回收相應碼號資源等處罰。
總之，在營銷短信“不請自擾”問題上，該讓發送者承擔的，不只是退訂費用，更應包括相關法律責任。相關職能部門多想辦法，靠前發力，才能讓消費者的“安寧權”更有保障。
撰稿 / 京客（媒體人）
編輯 / 遲道華
校對 / 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