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大幕即將開啓。我們應當以怎樣的戰略眼光把握“十四五”發展大勢，如何理解新發展階段、新發展格局、新發展理念的辯證統一，如何找準關鍵環節佈局落子，從而在國際經濟、政治格局大變動中更好地與世界合作、更好地發展自己？這些問題至關重要。為此，經濟日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就這些問題進行深入闡述。
以遠見見未見——
破解“成長中的煩惱”，要有打持久戰的歷史耐心
記者：從明年開始，我國將進入“十四五”時期，這是發展的新起點。但不容忽視的是，我們面臨的國內外環境依然複雜，既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挑戰，也有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鉅繁重的壓力，對這些重要問題，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着眼長遠，您覺得應以怎樣的戰略眼光來把握“十四五”發展大勢？
蔡昉：確實如此。展望和部署“十四五”，應該結合今後更長一個時期，即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來把握，因為“十四五”將是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的5年。這個時期，我們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充滿了機遇和挑戰。
從國際經濟環境來看，存在着諸多不利的因素。首先，在過去一二十年裏，由於人口老齡化、生產率進步緩慢和貧富差距擴大等原因，發達國家乃至世界經濟處於一種以低通脹率、低利率和低增長率為特徵的“長期停滯”狀態。其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產生一股逆經濟全球化風浪，國際經濟治理中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明顯抬頭。第三，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各國發展的內顧特徵進一步增強，全球供應鏈具有割裂和脱鈎的危險。此外，許多國家從疫情影響中復甦也將是緩慢和漫長的。
從國內來看，我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人口老齡化加速，在2010年經歷了勞動年齡人口從增長到減少的轉折點，降低了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這亟待加快以新動能取代舊動能。今後5年到10年，我國總人口的變化趨勢，不可避免地從需求側給經濟增長帶來影響，需要保持經濟增長需求因素的均衡與可持續。
然而，上述因素帶給我們的既是挑戰也是機遇。這些挑戰其實都屬於我國在經濟社會成長中面臨的挑戰，屬於“成長中的煩惱”，需要有打持久戰的歷史耐心和久久為功的紮實步伐。發展階段的變化是一種必然性，因此這些挑戰也是不可避免、不可迴避的。應對這些挑戰，我們要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從而把挑戰轉化為機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成就，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美經貿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衝擊，充分表明我國制度的無比優越性、中國經濟的活力和韌性、億萬人民羣眾的創造力和奮鬥精神。這都是我們化挑戰為機遇的重要因素。
以明辨辨全局——
戰略方位、佈局、理念三者在邏輯上密切聯繫
記者：我們觀察到，對於當前和“十四五”時期發展，中央強調，很多問題必須從戰略和全局高度來謀劃和推動解決，並特別提出“進入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把新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這三個“新”應該是前瞻未來經濟發展的“戰略方位”“戰略佈局”“戰略理念”，是判斷經濟走勢、做好經濟工作的立足點。在您看來，這三者之間是什麼關係，我們應該怎麼把握？
蔡昉：“戰略方位”“戰略佈局”“戰略理念”三者在邏輯上是密切聯繫的。戰略方位是對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作出的政治判斷，戰略佈局是在新發展階段的統籌部署，戰略理念是新發展階段形成新發展格局的科學指引。
前面講到的國內外環境變化及其帶來的挑戰，其實都與我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即將進入的新發展階段有關，因此，前瞻未來需要作出正確的和準確的戰略判斷，關鍵是認識這個新階段帶來的主要挑戰是什麼、保持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點在哪裏。
從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後，長期支撐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從生產要素供給和配置等方面降低潛在增長率。基於這些變化，中央作出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戰略判斷，提出了新發展理念，部署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轉換增長動能實現高質量發展等一系列任務，着眼於從供給側提高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隨着世界經濟進入衰退和停滯狀態，尤其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將與逆全球化現象一道構成於我不利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外部需求因素。與此同時，我國人口進一步老齡化等因素，也會從需求側帶來衝擊。如何穩定和擴大內外需求，保持經濟增長符合潛在增長率，保持在合理速度區間，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需求側現實挑戰。
因此，中央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決策，十分及時而重要。這是內需與外需、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政策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的格局，要求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推動一系列制度建設和政策調整。
進一步改革開放和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遵循新發展理念，通過創新發展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和發展動力轉換，通過協調發展實現發展更加平衡和均衡，通過綠色發展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發展的長期可持續，通過開放發展實現發展的內外聯動和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通過共享發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改革開放發展成果的充分分享。
以篤行行擔當——
利用大國效應，實施比較優勢發展模式的新版本
記者：統籌考慮短期應對和中長期發展，既要在戰略上布好局，也要在關鍵處落好子。我們應找準哪些關鍵領域佈局落子，從而把我國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充分釋放出來？
蔡昉：我們經常説“中國號”巨輪，一個涵義就是我國具有超大規模經濟體自身的優勢，在傳統比較優勢逐漸消失和傳統增長動能弱化之後，可以充分利用這種大國效應，拓展出新的比較優勢，形成新的增長動能。依據比較優勢原則的發展模式既沒有失去有效性，也需要根據發展階段變化不斷拓展。形成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應該順應全球化的一些變化特徵，實施比較優勢發展模式的升級換代新版本。
第一，從產品貿易到價值鏈貿易。以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廣泛應用為特徵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發展，使每一種產品的生產都要依靠其他（國家）生產者提供的部件和成分，任何國家都不再能夠宣稱擁有獨立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傳統的產品貿易相應變成了價值鏈貿易。因此，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製造業產品生產國和出口國，實際上是在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中地位的表現。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以及貿易模式的相應轉變，增強了中國產業的穿透力，即便在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以後，仍可藉助在諸多生產過程和技術環節中的價值鏈比較優勢，緊密鑲嵌在全球供應鏈之中，避免不必要的和有害的脱鈎。
第二，從雁陣模型的國際版到國內版。以往的經驗是，當一個經濟體喪失勞動力豐富這一資源比較優勢之後，勞動密集型產業相應轉移到具有更豐富勞動力的其他經濟體。這表現為東亞地區的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依次從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再到東南亞等國家，及至中國的沿海省份，這被經濟學家概括為“雁陣模型”。由於我國是一個資源稟賦和發展水平都具有較大區域差異的經濟體，傳統產業在向其他國家轉移之前，尚有較大的餘地在國內不同地區重新配置。這種實踐也可稱為“國內版雁陣模型”。產業在區域間轉移本身，以及派生的具有補短板性質的後發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都可以顯著地提升投資需求。由此來看，補齊發展短板與開啓新增長點，兩者既是一致的，也同樣擁有巨大的需求潛力。
第三，從關注供給側到關注需求側。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關注的是國家之間在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上的差異，國際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依託的都是資源比較優勢帶來的較低生產成本。其實，對投資者和合作者來説，潛在的消費者羣體和銷售市場，從來都在決策中佔有足夠大的權重。面對擁有世界最多人口和龐大且日益增長的中等收入羣體的中國，貿易伙伴和投資者在進行這樣的決策時，十分看重這個市場優勢。即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清醒而睿智的合作伙伴在對供應鏈進行脱鈎還是不脱鈎的權衡時，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會更有利於做出不脱鈎的決策。對我國來説，越是通過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和加大再分配政策力度，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的作用，就越是能夠穩定並提升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來源：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