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吃百優解,到底是不是治療抑鬱症的最優解?

由 寸建宇 發佈於 健康

在抑鬱症病因和發病機制的學説裏,“單胺神經遞質假説”是最盛行的一種。

我們所寫的【抑鬱症】系列文章裏,曾從多個角度對其進行深入地剖析,“單胺神經遞質假説”實際上至今仍然是一種假説,存在很多漏洞及不足,並非抑鬱症發病的真正原因,充其量也只是抑鬱症發病過程中的某個環節。

“單胺神經遞質假説”認為,大腦中有三個主要的神經遞質系統:去甲腎上腺素(NE)能、多巴胺(DA)能,以及5-羥色胺(5-HT)能神經遞質系統,它們在抑鬱症的發病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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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5-羥色胺(5-HT)的作用,在最近幾十年關於抑鬱症發病機制中簡直是“C位出道”,佔盡風頭。根據這個學説開發出的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類抗抑鬱藥)是抑鬱症臨牀治療中的首選藥物。

但是,5-羥色胺(5-HT)與抑鬱症的發病真的存在那麼直接的、關鍵的關係嗎?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這個問題受到的質疑和挑戰越來越多。

最近,全球知名的美國生活科技雜誌的官網(popsci)刊登了一篇關於SSRIs藥物的文章,其再次理性、尖鋭地揭露了以下這幾個事實:

- 雖然,在時間足夠的情況下,與安慰劑相比,SSRIs類抗抑鬱藥必然能顯著減緩抑鬱症狀。但沒有證據表明缺乏5-羥色胺會導致抑鬱症。

- 相反,許多證據表明,“單胺假説”充其量只是對抑鬱症發病機理的過度簡化。

比如,有研究者發現,其中安慰劑的效果可達藥物的80%。在40%的情況下,首次使用SSRIs不會產生任何效果。

- 若要幫助患者找到有效的療法,我們需要闡明一個更加複雜的現實:5-羥色胺與抑鬱症絕非毫不相干,但是科學家們仍然需要努力弄清它們之間的聯繫是怎麼發揮作用的。

可以説,這篇文章確實發現了人們對“5-羥色胺熱潮”的盲目追崇。

自從SSRIs類藥物開發出來後,備受臨牀精神科醫生的青睞,使用率極高。在西方國家,這一類抗抑鬱藥甚至成為了“萬能藥”,一旦患者因為情緒低落、抑鬱寡歡來求診,醫生就會開抗抑鬱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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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巨大利益的驅動下,尤其是製藥商和經銷商,會通過各種手段對藥效進行宣傳,不少廣告有過度宣傳甚至虛假宣傳之嫌,輪番對大眾進行“廣告轟炸”。

以上這些因素令很多大眾誤以為抑鬱症真的只是腦內缺乏了5—HT這種神經遞質,只需服藥便可緩解。現在很多歐美人一感到情緒低落、精力缺乏,就會想着找醫生開一些抗抑鬱藥,“如果你自己不能產生神經遞質,買的也湊合”。他們希望通過吃藥獲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但臨牀實踐早已經證實,包括SSRIs類藥物在內,目前所有臨牀使用的、各種不同作用機理的抗抑鬱藥物的有效率只在40%至50%左右。與此同時,科研和臨牀對於抑鬱症的病因研究中的“生物學”模式已經走進了困境。

但這些事實都沒能走到大眾面前,沒能打破大部分人對抗抑鬱藥的幻想。

那到底該怎麼辦?即使是知道以上事實的臨牀精神科醫生,大多也有深深的無奈感和無力感。

對於臨牀醫學更不用説精神醫學,世界衞生組織(WHO)早就倡導要從單純的“生物學模式”轉換為“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但在臨牀實踐中,這個理念難以真正落地實行。很多患者及家屬都能深刻感受到,真正擁有豐富心理干預經驗、會使用“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跨學科精神科醫生非常稀缺,簡直就是鳳角麟毛。

而且,心理學的發展也處於尷尬處境。現有的心理學理論有400多種,但大多都比較低效,力量微弱。目前得到循證醫學支持的心理治療方法只有寥寥幾種,比如認知行為治療(CBT),正念療法,家庭治療等。

但是這些心理療法在實踐中也有明顯的不足,最受推崇的認知行為療法(CBT)也未能倖免。

第一,國內大部分心理諮詢師缺乏CBT規範培訓和臨牀操作經驗,素質參差不齊,對於精神心理障礙患者的整體療效不佳。

第二,CBT認為,患者之所以出現情緒障礙,是因為其認知或者觀念出現了偏差,只要糾正了患者的觀念及認知,情緒障礙就能得以改善。

但是,很多青少年患者並不是不懂得這個道理。相反,他們懂得很多,甚至比社會上大部分閲歷尚淺的心理諮詢師更多,更能看到社會的發展趨勢。

當他們與心理諮詢師交流時,往往會認為心理諮詢師的層次還不如自己,總是講一些“正確的廢話”。他們有的還能言善辯,邏輯嚴謹,把心理諮詢師問得啞口無言。這樣的心理諮詢不僅無效,還可能造成二次傷害,讓患者否定一切的心理干預和心理治療。

而且,根據FDA的報告,抗抑鬱藥可能導致或惡化少數兒童和青少年患者的自殺想法或行為,因此青少年、兒童抑鬱症患者能選擇的抗抑鬱藥非常有限,一般來説只有舍曲林比較安全。

所以,綜合以上的因素,很多青少年抑鬱症患者及家屬在選擇治療方式的時候感到非常迷茫,可選擇的方案非常少,而有限的方案療效也不理想。

這就導致很多家長鋌而走險,帶孩子去嘗試所謂的“宗教療法”,找大師作法辟邪等等。這當然很愚昧、無知,但在他們的處境中,他們確實感到走投無路,只能什麼辦法都試一試了。

精神科醫生與其居高臨下地去指責這些家長,還不如自我反省:是不是我們自己哪裏做得不夠,才導致這些家長出此下策?

我們機構採取的是多學科診療模式(MDT),整合了科學心理學、精神醫學和教育學等學科,深入地發現了抑鬱症、雙相障礙、強迫症等精神心理障礙的心理根源,以高效的、精準化的心理干預為主,藥物治療為輔,從而令患者的症狀快速地緩解,走上康復之路,並實現巨大的提升。

但在國內外,像我們這樣有此意識和能力的醫療機構極少,幾乎可以説是沒有第二家。

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絕大部分精神科醫生只懂用藥,不懂心理?

為什麼大部分精神科醫生無法提供系統化的、深入化的、個性化的診療方案?

為什麼總是有那麼多病人治不好?

我認為這值得精神科醫生們反思。醫療制度和社會環境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但總是抱怨外界、指責別人沒有任何意義。

精神醫學和心理從業人員都應該從自身上找原因,抱着敞開的心態不斷跨學科學習,尤其要重視精神心理障礙的心理社會因素,掌握高效的心理干預技術,向患者和家屬傳遞科學的精神心理知識、教育知識。而藥物只是其中一個手段,而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手段。

而且,如果覺得體制內環境不理想,精神科醫生可以完全可以通過自主創業、多點執業來獲得經驗和突破,關鍵是我們是否有意識和魄力去改變。

我相信,這才是遠勝“百優解”的最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