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一刻：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頭戴花冠的青年
埃裏克·霍弗40歲的時候終於結束了顛沛流浪的生活，有了正經職業：碼頭搬運工。在舊金山碼頭，搬運工是兩兩搭檔的。有一天，和霍弗搭檔的是碼頭上笨手笨腳“最不行”的一名工人。霍弗驚訝地發現，這位搭檔連兩個人份內的活都沒有幹好，卻偏要幫助別的小組。如果霍弗以“窮不幫窮誰照應——當裏格黨”的道德思維去想這件事，大概會把搭檔想象成無私奉獻的雷鋒式人物，不過霍弗是從心理角度想的，他想到：當你做不好分內的事，別人會恥笑你，但你幫助別人時，便沒有人恥笑你。
其實很容易理解，人活着，在温飽之外，要的是一份感覺，被世界需要、被社會需要、被他人需要、哪怕是被一隻流浪貓貓需要的那種心理滿足感，我們傳統上把這個心理需要喚作“生活的意義”。
感謝這個“最不行”的工人，霍弗靈感一發，開始撰寫“羣眾運動心理學”。作為基礎的是“管閒事”這一條：“一個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會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會丟下自己那些沒意義的事，轉而去管別人家的事。”
霍弗自己的一生是與“畸零人”和“失意者”為伍的一生。那些弱者、窮人、被壓迫者、被剝奪了繼承權的人、逃犯、不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們概括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革命家把他們作為羣眾基礎、革命動力、炮灰和信眾。難得是，霍弗自己沒有以“憤青”的姿態出現，他不批判“環境”，他解剖“羣眾”自身。正是這種生活經驗和超脱的視野，使他的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成為研究羣眾運動的“聖經”。
當一個人無力成就自己的時候，心理驅動力使然，他會盲目投身於某種“神聖事業”，好讓個人的責任、恐懼、缺點得到掩埋，好讓自己的情感得以寄託。至於投身的事業是政治也好、宗教也好、民族主義也好、法西斯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都沒有什麼關係，只要這場運動能夠讓他渾然忘我。霍弗指出：“他無法被説服，只能被煽動。對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業的本質，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在狂熱之下，一個口號、一句話或一枚徽章，都足以使他慷慨赴死。在狂熱之下，他獻出自己的自由，換來組織的信任，而在上級的命令下，“幹下流勾當”是無罪甚至有功的。狂熱者可以沒有上帝，但是需要一個光輝燦爛的“未來”、一個可以眾志成城的“目標”、以及一個可以同仇敵愾的“魔鬼”。
本書中很重頭的章節是關於“言辭人”(man of words)的。“言辭人“可以是教士、先知、作家、藝術家、教授、學者或一般識文斷字心存高遠的知識分子。與大眾不同的是，“言辭人”有一種特殊的虛榮，那就是被肯定、被尊重。霍弗説，幾乎每一個喜歡找茬的言辭人，一生中都有一個階段，在位者只要表現出謙恭和懷柔的姿態就可以把他爭取過去。
要是當權的法利賽人曾經禮賢耶穌，尊他為拉比，那耶穌説不定就不去宣傳新福音了。如果路德早早得到主教職位，從事宗教改革的熱忱也許就會冷卻。普魯士政府要是授予青年馬克思一個頭銜和重要政府職位，或許他就不去編那激進的《萊茵報》了。我必須加上，如果蔡元培批給青年潤之一個北大圖書館的正式編制指標，那中國的歷史沒準都要改寫了。“不管一個抨擊當局的言辭人，多麼相信自己是為被壓迫者和受傷害者仗義執言的鬥士，他的動機十之八九都是私人的和個人性的”——有着不被承認不受賞識的“隱痛”。
大規模的羣眾運動千篇一律都是由不滿的詩人、作家、歷史學家、學者、哲學家之類的人物為先導。正是因此，聰明的當權者應該放下架子、同言辭人結成同盟。如果所有的讀書人都是教士，那麼教會就是不可動搖的。如果所有的讀書人都是官吏，那麼現政權就比較穩固，説到這裏，該恍然大悟了吧，為什麼全世界都在組建文官政府，為什麼我們要廣招公務員，為什麼大學越來越大啊。
最令人頭痛的是沒有創造力的言辭人，他們有野心但是沒有能力，有抱負但是沒有才華，因此更沒有資格被政權收編，也就更易於將滿腔憤懣投入一個激烈的反叛運動。早在1941年的時候，皮特·菲爾埃克就指出：大部分的納粹頭子都有藝術和文學上的野心，比如希特勒試過搞繪畫和建築，戈培爾寫過戲劇，羅森貝格試過建築和哲學，席拉赫寫過詩，豐克試過音樂，施特來謝爾試過繪畫——不幸的是，他們的藝術野心沒能得到滿足，世界也因他們的不幸而更加不幸。
霍弗的這本書是脱下靴子瘙癢，搔得狠了，快感之外很有痛感。他的那些判斷比如“愛國主義是歹徒的最後歸宿”、“無私者的虛榮心是無邊無際的”，如果堂而皇之地擺放中國街頭，必然會遭到億萬人民的迎頭痛擊。不過呢，寫《烏合之眾》的勒龐是保守派社會精英，遭到大眾的痛扁那是“階級性”使然，而霍弗根正苗紅，一生不離體力勞作，是“碼頭工人哲學家”，説他是“叛徒”?三思啊三思。
心懷善意而又立場不堅定的人們應該銘記以下這段：“當希望和夢想在街頭洶湧澎湃的時候，膽怯的人最好閂起門扉、關上窗户，蜷伏着以待怒潮過去。因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帶來的行動之間，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協調，一如在《啓示錄》裏，傳佈末日四騎士(飢餓、戰爭、瘟疫、死亡)將臨的，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頭戴花冠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