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一個在日本留學的周姓青年收到了母親病危的電報。作為家中長子，他嚴守孝道，心急如焚連夜趕回老家紹興。然而踏入覆盆橋周家台門的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震驚：母親魯瑞安然無恙，破房修葺一新，傢俱漆得油光發亮，室內佈置成婚禮模樣。
母親歉疚地告訴他：生病是假，騙他回家成親是真。
周家大少爺本名周樹人。七年前，母親為他相中了朱家台門的安姑娘，周朱兩家締結婚約。但周樹人不情願這樁婚事，去日本留學遲遲不歸，導致婚禮拖了又拖。
【1902年魯迅從江南礦務鐵路學堂畢業，公費赴日本留學。此是魯迅第一次剪掉辮子，時年21 歲】
紹興當地向來有“養女不過二十六”的説法，1906年朱家安姑娘已經二十八歲，周朱兩家的長輩都很焦急。魯老太太不得已，才使了“苦肉計”把兒子從日本“騙”回來。
這一年，周樹人二十五歲，距離他以“魯迅”筆名發表《狂人日記》還有十二年。雖然在國外受了新思想的洗禮，但出於孝道，他不忍拂逆母親，只能默默遵從。
農曆六月初六，周家台門辦起喜事。新娘朱安穿着鑲棉邊的紅紗單衫和黑綢裙，孃家替她穿了一雙大尺寸的繡花鞋偽裝“天足”。腳小鞋大，人又矮小，朱安坐在轎裏，“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當她掀開轎簾的一刻，鞋子從腳上掉了下來。
青年魯迅彼時已經剪掉了辮子，卻不得不戴上綴有假辮子的禮帽，穿上厚重的禮袍。他像走木偶一樣完成了繁瑣的儀式，陰沉着臉走進新房。第二天，僕人看到他的臉被印花被上的靛青染青了，或許是因為蒙着被子流淚。
關於魯迅的新婚，後人有許多回憶和猜測，卻鮮有人關心朱安是怎麼熬過來的。
【朱安 】
朱安身材矮小，臉龐略長，有一對窄而尖的三寸金蓮。當時，一般紹興女子都纏足，否則就嫁不出去。和朱安締結婚約後，魯迅曾寫信給朱家，希望他們能送朱安去上學，同時放足，不要裹腳。
保守的朱家人拒絕了魯迅的請求。當魯迅留學東洋、讀着《天演論》，朱安卻在唸誦《女兒經》裏“三從四德”的教條。這段婚姻，似乎從一開始就註定是悲劇。
婚後第二晚魯迅就搬到了書房，三四天後他又搬到了母親房中，再往後不久，他返回了日本。關於這段婚姻，魯迅對好友許壽裳説過一句沉痛的話：“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魯迅遠渡重洋，經歷了棄醫從文的轉變，而朱安在故鄉獨守空房。每天，操持完家務，她邁着小腳，一步一步走上逼仄的樓梯，回到樓上空蕩蕩的房間，無異於守活寡。和她和為伴的，是兩個真正的寡婦：魯迅的祖母蔣氏和母親魯瑞。
1909年8月，魯迅在母親的催促下回鄉。然而對朱安來説，丈夫歸來的喜悦並沒有持續多久。一個月後，魯迅又打包行李去了杭州，一年後才回到紹興執教。
即便是在紹興，魯迅也獨自睡一屋。他將全部精力投注在做學術、蒐集古舊書、栽培植物，從而抑制生理慾望，避免和朱安有交集。
再怎麼迴避，畢竟抬頭不見低頭見，還要維持着夫妻的名分。據魯老太太多年後回憶，她發現“他們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時不多説話，但沒有感情，兩人各歸各，不像夫妻”。她問兒子：“她有什麼不好?”魯迅只是搖搖頭：“和她談不來。”魯老太太問他怎麼談不來，他的回答是：和她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要自作聰明。他舉了個例子説：“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東西很好吃，她説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其實這種東西不但紹興沒有，就是全中國也沒有，她怎麼能吃到?這樣，談不下去了。談話不是對手，沒趣味，不如不談……”
年近30歲的魯迅在故鄉感受到的只有憋悶、煩惱。他下了決心要拋開一切——只要能離開，“雖遠無害”。
【1911年，辛亥革命的起義軍截獲了裝有清軍軍火的列車，12月29日起義軍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1912年初，魯迅終於如願以償。2月，他離開紹興，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不久隨政府北遷。客居北京宣武門的紹興會館，他過了7年苦行僧般的生活，靠抄古碑、讀古書紓解苦悶。
朱安留守在周家新台門裏，沒有人知道，幾似被遺棄的她心中作何感想。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都娶了日本妻子，兩位弟媳還是姐妹。看他們兩家人熱絡地作“日本式的聊天”，朱安在家族中的位置更顯尷尬。從1914年起，朱安越來越頻繁地回孃家，有時一待就是一個月。
【1912年周家合影，後排左為周建人、右為周作人，前排左起：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魯瑞、羽太信子(周作人妻子，懷抱的嬰兒是周作人長子周豐一】
1919年年底，魯迅在北京八道灣衚衕買了四合院，把全家人接到北京。1923年與周作人“兄弟反目”後，他帶着朱安搬出八道灣，先後住在磚塔衚衕61號和西三條衚衕21號。
在西三條居住時，魯迅兼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多所高校的講師，家中常有女大學生來訪。她們20出頭、剪短髮、穿黑布裙、渾身上下散發着清新的氣息。這讓已經40多歲、典型舊式裝扮的朱安感到更深的自卑。
魯迅和朱安各居一室，除了衣食住行的日常應答，對話寥寥。其實，魯迅同樣感到極大的痛苦和煎熬。就在這個時期，許廣平出現在魯迅的生命中，促使他“向着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
【魯迅和許廣平】
1926年8月，遭段祺瑞政府通緝的魯迅離開北京，和許廣平一道南下。在上海整整十年，魯迅沒有給朱安寫過一封信，即便不得不對話，也往往是通過母親魯瑞轉達。但他每月按時給朱安匯錢，保障她在北京體面過生活。
對命運，朱安也有過激烈的反抗。一次是在紹興，朱安備席款待親友。席間，朱安跪在眾人面前，歷數魯迅的種種不是。魯迅聽之任之，一言不發。另一次是在北京，魯迅母親壽誕，開席之前朱安忽然穿戴整齊走出來，向親友下了一跪，撂下一句“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叩了頭，退回房裏。這番話博得了所有人的同情，也讓魯迅更加無奈，但朱安的命運並不能因此改變。
【1918年，魯迅首次用筆名“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説《狂人日記》】
作為“新文化運動”先驅和“五四運動”裏許多青年學生的精神導師，魯迅在《我之節烈觀》等雜文中，曾多次提到舊時婦女的不幸。在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他認為“娜拉”走後只有兩種命運：要麼墮落，要麼回來。
魯迅雖然不愛朱安，卻何嘗不理解和悲憫她的處境：她無力謀生，孃家亦敗落，倘若真離了婚，她也許只有死路一條。所以，他和許廣平結合後依然供養朱安，只是始終保持冷淡的距離。
後半生，朱安守在魯老太太身邊，像對待親生母親一般伺候婆婆，維護着自己作為周家大媳婦的尊嚴。1929年，魯迅和許廣平的兒子周海嬰出生，年過五十的朱安和別人一樣，興奮異常。作為舊式婦女，她有着封建的宗族觀念——她知道自己已不可能再生育，有了周海嬰，就有人給她養老送終了。
【魯迅和周海嬰合影】
平靜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1936年魯迅逝世後，朱安把魯迅著作的出版權轉讓給了許廣平，她每月能從許廣平處獲得一筆生活費。
日軍攻陷北平後，魯迅的著作收益大減，朱安也陷入了以稀粥和蘿蔔為食的窘境。她聽從周作人的建議，在報紙登載廣告，準備賣掉魯迅的藏書。人在上海的許廣平聞訊，焦急萬分，她囑託唐弢和劉哲民去見朱安，勸説她珍藏好魯迅藏書。朱安的情緒很激動，她對來訪的唐、劉等人説：“你們總説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我呀!”
最終，朱安聽從了眾人的勸告，沒有賣掉魯迅的藏書。
八年抗戰結束後，朱安疾病纏身，她自知不久於人世。1947年6月24日，全身浮腫、氣喘不已的她在昏迷中醒來，説，在夢裏見到了去世的親人。5天后，69歲的朱安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她未能如願回南方和魯迅合葬，甚至也未能葬在婆婆魯瑞身邊，而是一個人被埋在了偏遠的保福寺。
臨終前，她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見過海嬰。面對來訪的記者，她説：“海嬰很聰明，你知道嗎?有機會的話，我願意看到他……”
今天的北京保福寺一帶，馬路寬闊，高樓林立，物是人非。鮮有人知道，這裏埋葬着一位老婦人。
九十年前，她沒有去北京火車站給魯迅和許廣平送行。在靜默的西三條衚衕，她曾發出這樣的感嘆：“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
她寂寞地活着，又寂寞地死去。世界上，少了這樣一個寂寞的人。
【晚年，朱安在西三條居住時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