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昆明3月16日電（記者嶽冉冉）李尚宸的媽媽終於可以“光明正大”接兒子了。下午5點20分，母子倆到校門口旁的燒餅店包圓了最後的生煎包，手牽手回家。
這是昆明市盤龍小學嘗試解決“三點半難題”的第二個學期。變化正跳動在與這所公立小學相關的每根神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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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半的尷尬
時間回到兩年前。“那時，每天接孩子放學讓我很有負疚感，因為需要早退。”李尚宸媽媽坦言，自己和老公在醫院上班，為接孩子，兩人要輪換着請假，不僅同事不滿，也影響了事業發展。“老人不在身邊，自己也想過當全職太太，但條件不允許，老公壓力大。”
很多家長都有同樣的困擾。三點半，孩子放學。五點後，才能下班。誰接？誰管？這一尷尬的時間差，成為許多家庭需要過的坎。
盤龍小學校長高輝曾做過調研，雙職工家庭一般就兩個選擇：老人接或校外託管機構接。前者無法保持常態，且老人的育兒理念與家長有別。後者有安全和食品衞生隱患，不菲的收費也增加了家庭開支。“那時三點半放學，舉着託管班牌子的年輕人和白髮老人一起擠在校門口，成了一道風景。”高輝説。
但如果讓孩子在班裏等家長，學校也難。老師白天很早到校，中午得照顧學生吃飯，放學要備課和批改作業，工作量已近飽和，如果三點半後還要義務看管，弦會繃太緊。
雖然教育部門一直在提倡解決三點半問題，但有效且可複製的經驗並不多。盤龍小學主校區1600多名學生中，半數家長都希望解決這一問題。
需求旺盛，卻無從下手。直到一件事刺痛了高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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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的刺激
2020年因為疫情，學校停課了兩個月。復課後，高輝發現“小眼鏡”明顯多了。她在這所小學工作了32年，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孩子像她一樣戴眼鏡。
一次偶然的機會，高輝發現，但凡有體育特長的學生視力都好，像足球隊的鮑欽湛、啦啦操隊的王鋆兮，視力都是5.2。在諮詢了眼科醫生後，高輝有點吃驚，原來我國青少年近視人數已超1億，而且大學幾十個專業都不收“小眼鏡”。醫生告訴她，預防近視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讓孩子每天户外運動一到兩小時。
“體育課的時間達不到，就用三點半課堂補！”高輝突然開竅。
但很快，後續問題出現：如果以教體育技能為主，把社會力量引入校園，如何把關？家長能接受的費用是多少？運動傷害數量增多怎麼辦？太多問題暫時無解，但想到孩子鼻樑上的眼鏡，高輝心一橫，先幹再説。
她給每個班配置了可升降桌椅，把所有教室換成了護眼燈，要求留體育家庭作業和假期作業，比如跳繩需由家長計數填表，班級每月一賽。
在相關部門幫助下，高輝把雲南省學生體育協會作為第三方引入校園，“他們是有備案的社團，也是教育部門評估認可的機構，下轄很多委員會，教練專業。在費用上，體協與家長結算，我們老師的加班費則由區政府買單。”
為了給體育老師撐腰，也為了降低運動傷害風險，高輝開始編織一張“提前防、制度管、有預案、保險全”的網。2020年10月9日，盤龍小學的“三點半課堂”正式開課。
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唐江澎的話讓高輝很有共鳴，“好的教育就應該是培養終身運動者、責任擔當者、問題解決者和優雅生活者。這就是一個校長的使命。”
“一個健壯的體魄，一雙明亮的眼睛，一個終身運動的自覺習慣，是我想送給小學階段孩子們的禮物。”高輝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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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大歡喜
下午3點30，下課鈴響。孩子們揹着書包奔向另一個“課堂”。
“足球、田徑、跆拳道在操場；跳繩、籃球在2號樓背後；啦啦操在音樂教室……”大隊輔導員彭麗娜在樓梯口喊。
盤龍小學地處市中心路段，操場只有四個籃球場大，每棟教學樓後的空間或被改成50米跑道，或被建成迷你籃球場。“我們在努力讓每個角落都有運動條件，儘量‘地盡其用’。”高輝説。
下午4點的昆明，陽光柔暖，孩子們開始做準備活動。每個班都由學校體育老師和體協教練負責。“我們瞭解孩子，教練擅長專項，大家優勢互補、教學相長。”體育老師杞春財説。他的搭檔蔡娟是昆明學院跳繩專業大三學生：“我畢業後也會是體育老師，能提前進入角色，很棒。”
5點20，校門口已有父母等候。“讓孩子出出汗挺好。雲南省中考體育已經是100分了，而且從初一開考，不從小學打基礎怎麼行？”家長楊雲淇説。“校外一堂鋼琴課要180元，學校三點半課堂才25元，還有兩位教練的‘雙保險’，我很放心。”家長王箏説。
“最主要的是，我能準點下班接孩子了。”李尚宸媽媽説。
校對：黃緒國、吳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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