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1年的屯門海戰、1522年的西草灣海戰的指揮者都是汪鋐。因為這兩次戰役，汪鋐受到了嘉靖和軍方關注。由此，汪鋐在地方上有了更多的鍛鍊，廣東、江西等地方又幹了幾年，之後進京進入都察院、掌管吏部，從而為自己推動仿製佛朗機工作有了更大的可能。
嘉靖決定向西方學習武器發展
嘉靖一方面是因為軍方推動，另一方也是因為發現大明軍事力量過於薄弱了。
1523年爆發的爭貢之役。再加上之前，正德朝在1519年的朱宸濠造反。這兩次戰役展現出明軍的各種問題。因此，明朝無論文武還是皇權都認為：軍事應該進行改革、整頓。
在這種情況下，嘉靖三年，也就是1524年，南京守備魏國公徐鵬舉等人上疏建議仿造佛郎機銃。當時的徐鵬舉的日子兒也很不好過。
作為第一代魏國公徐達的後人，他的壓力很大。新皇帝登基不過三年，藩王出身的他。一上台就打破“政壇規矩”挑起“大禮議”之爭。由此可見，朱厚熜這位皇帝不簡單。很有心思。
皇帝很有心思，做臣子的就難做了。有心思是什麼？就是怎麼搗鼓自己的權位，因此，看誰有威脅就會抑制誰。因此，徐鵬舉感受到了威脅。先是在1523年被奪了俸祿，轉而又被解除了兵權。所以，他甚感壓力和心有不甘。總得做些什麼，讓皇帝看看自己不是吃閒飯的呀，因此，積極向皇帝推薦仿製佛郎機銃的建議。
嘉靖還真挺給徐鵬舉面子兒，四月上疏當月二十三日就下旨同意了，要求南京方面組織人力物力仿製弗朗機銃和弗朗機戰船。那時，明朝上下都管弗朗機戰船叫蜈蚣船。
大明舍葡萄牙戰船，專攻火器
其實，廣東按察使汪鉉在此之前已經上奏要求仿製，他認為：佛郎機戰船長十丈、闊三丈，兩傍駕櫓四十枝，周圍置銑三、四管，底尖面平，不畏風浪。人立之處，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撐駕，櫓多人眾，無風可以疾走。各銑舉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號蜈蚣船。
由此，嘉靖皇帝就同意了仿造問題，也就同意了徐鵬舉的奏疏。
徐鵬舉接到聖旨後，立刻安排蜈蚣船由操江衙門建造、佛郎機銃由南京兵仗局建造。同時，調遣在屯門海戰中化妝成米商成功策反葡萄牙戰船上的華人楊三、戴明的主簿何儒，前往操江衙門監造。
嘉靖四年（1525年），南京方面造蜈蚣船一隻、佛郎機銃（銅造）六副。
這艘仿造的弗朗機船長七丈五、闊一丈六，但仿造效果一般，長度、寬度、火炮數量分別是葡萄牙被俘戰船的75%、53%、20%不到。
請注意，被俘的葡萄牙戰船本身就是葡萄牙殖民軍武器中的中下品，而葡萄牙亞洲殖民軍在葡萄牙武器裝備中也僅是中下品，更重要的是葡萄牙的武器在歐洲並非最優秀的。
仿造第一批佛郎機武器後（一艘船裝備6門弗朗機銃），南京方面又仿造蜈蚣船4艘、每艘十二門佛郎機銃。由此，南京方面裝備了一隻“仿葡萄牙海軍裝備”艦隊。但是，對於葡萄牙戰船仿造問題，大明方面的專家很是不屑：
嘉靖十三年（1534年），大明方面對蜈蚣船表示沒大用，同時表露出不屑之色，他們的理由很簡單：
其一：天朝上國心理。堂堂天朝取法小夷，煩其品式，巧其稱謂，以為作者之眩哉！
其二：沒有多少用處。造船廠認為：是船之制（蜈蚣船），不過兩旁多櫓，取其行之速耳。而謂之蜈蚣者，蓋象形也。考之壹百伍拾料戰船，兩旁置櫓亦略似之。
其三：仿製簡單。捍以廂門，義尤為備，特其首尾之制微有不同。因是而增損之，則無蜈蚣之名，而有蜈蚣之用矣。也就是説，專家們認為葡萄牙戰船很容易建造，之前的戰船稍微改進一下就可以了。
明朝廢棄仿製葡萄牙戰船的根本原因，就在於：宋元明朝前期我們的技術比西方強大得太多，造成中國的技術工匠們覺得葡萄牙戰船很容易建造，比我方早已經存在的戰船並不強。從而在“技術敏感性”上不行。
對於佛郎機銃，明朝上下經過實戰後普遍都認同：佛郎機火器確實厲害，應用到軍事上很有效。所以，各地都積極要求仿造佛朗機銃，而這時，他們對弗朗機銃的使用範圍擴展了。起初，也即嘉靖四年的時候，明廷上下還認為：弗朗機銃只能用在蜈蚣船上，並不適用於野戰。後來他們發現，在陸地上使用佛郎機銃效果更佳。
為此，對佛郎機銃推廣最積極的汪鋐有了更大的想法兒。
汪鋐的戰術改變，為俞大猷、戚繼光的軍事改革奠定了基礎
原來，嘉靖七年後，蒙古勢力不斷南下，面對蒙古鐵騎，汪鋐在嘉靖八年、九年先後上疏《奏陳愚見以弭邊患事》《再陳愚見以弭邊患事》。
他在奏疏中非常有見地地提出車銃這一軍事思想，從而為後來俞大猷、戚繼光面對西北戰場的“集團作戰”——步騎車集團使用打下了基礎。
可以説，沒有汪鋐早在嘉靖八年的軍事戰術思想革新，以及在這種思想引領下軍事指揮官進行的二三十年的軍事改革，俞大猷、戚繼光兩位軍事天才所做的改革也不可能出現。
汪鋐在這兩篇奏疏中提出了以下觀點：
其一：載有佛郎機銃的戰車列於陣前。敵軍騎兵進攻，銃彈齊發，被打中的死，沒被打中戰馬驚潰。
其二：戰車列護三面，可做屏障。
其三：戰車營以300到500輛為一營，每車配一門一百五十斤的銅製佛郎機銃，再配以護衞，可攻可守。
其四：將五百斤的銅製弗朗機銃放在城上，也很適用。像京城這樣的重地一百五十斤、三百斤、五百斤弗朗機銃應全部配備。
其五：邊防墩台、城堡沒有適當的對敵武器，遠的打不到近的打不着。墩台成為烽火台、瞭望台；城堡又不多。所以這些軍事設施成本高而沒什麼用，但如果墩台配可打六百步的二十斤以下佛郎機銃；城堡配備可打五六里的七十斤以上佛郎機銃。這樣，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墩內三人守衞一銃、堡內十人三銃。由此，一鎮之兵需用兵1600人。
平常守衞1600人足以，剩餘軍士進行訓練、軍屯，一年四次輪換，兵士也不疲憊，這樣不是挺好嗎？汪鋐在軍事改革的同時，與民生問題聯繫在一起，僅憑這一點汪鋐的戰略頭腦就非常厲害。
汪鋐
在嘉靖支持下，汪鋐逐漸成為重臣，甚至成為明朝唯一一位曾經主管兩部的從一品高官，嘉靖十一年成為吏部尚書、嘉靖十三年兼管兵部兩部尚書。但嘉靖朝因為嘉靖皇帝的個人特點，造成文臣集團與皇帝的關係並不和睦。為此，大凡高官都受到一種叫做夾板氣的待遇。
汪鋐也不能倖免，在成為吏部尚書之前，汪鋐就因為對佛郎機銃的關注而受到一些人的非議，而他的為政特點很典型——對於不聽話的官員，在他們的身上就會放上“兩座山”，形成一個“出”字。也就是罷官、趕出京城。
由此，汪鋐在嘉靖十四年就因為樹敵太多且夏言後來者居上，嘉靖愈發倚重夏言，從而在那一年九月被罷官，一年之後病逝。然而，由其掀起來的“軍事洋務運動”已經成型，各地軍事主管已經將佛郎機銃作為對敵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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