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一共出現過三次，在大一統的中原漢族王朝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攻滅後，在南方得以重新立國，形成劃江而治、南北對立的局面，從而實現國祚的延續。
第一次是兩晉時期的“永嘉南渡”，即在西晉滅亡後，晉元帝司馬睿南渡建康，建立東晉政權，延續晉朝國祚104年。
第二次是在“靖康之恥”、北宋滅亡後的“建炎南渡”，宋高宗趙構在臨安建立南宋政權，使宋朝的國祚也延續了152年。
第三次就是在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時候，李自成率兵攻克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正統明朝滅亡後，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正式建立南明弘光政權，只不過僅僅過了一年，弘光政權便宣告覆亡。在此之後，雖然南方地區也出現了多個由朱明皇族後裔建立的局部政權，但實力與統治範圍遠不能與弘光政權相提並論，也紛紛被清軍攻滅。最終，伴隨着康熙元年（1662年），永曆皇帝朱由榔被吳三桂絞死，南明政權就此徹底宣告滅亡。
“永嘉南渡”、“建炎南渡”之所以能夠延續前朝國祚百餘年的時間，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便是這兩個政權都有着軍隊的保護，有效的抵禦了敵人的進攻。東晉時期有過“淝水之戰”，以少勝多，堪稱“軍事奇蹟”，而在南宋時期由岳飛統領的“岳家軍”抗擊金軍入侵、保家衞國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廣為流傳。
再看南明政權，特別是最初的南明弘光政權，軍隊非但沒有履行拱衞疆土、抵禦外敵的職責，卻紛紛倒戈做了敵人的“幫兇”，就此也成為了致使整個南明政權覆亡的真正“掘墓人”。
小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稱帝，建立弘光政權後，時任兵部尚書的史可法，在為抵禦清軍南下，積極地做着準備工作。
他在長江以北的地區佈置了四個鎮的兵力，分別由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及劉澤清統領，俗稱“江北四鎮”，與此同時，他還安排左良玉繼續領兵坐鎮武昌，守衞着長江上游地區。
此時拱衞弘光政權的這些軍隊在實力上並不遜於清軍，甚至可以説是佔據着明顯的上風的。
首先，這些統兵的將領們並非酒囊飯袋，恰恰相反，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悍將。
黃得功、劉良佐這二人，在此之前已經與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軍交戰多年，多次大破敵軍，立下不少戰功；劉澤清則是始終奮戰在與清軍對抗的第一線，表現同樣是有可圈可點之處；左良玉先是在關外與清軍交戰，隨後又被調入關內，開始鎮壓農民起義軍，對於雙方的戰法都很熟悉。
而高傑的經歷則更是豐富，他的綽號是翻山鷂，以作戰勇猛著稱。他最早是李自成的部將，但是由於他與李自成的妾室刑氏私通，被迫反出了李自成的農民軍，投降了明軍，在這之後與李自成的戰鬥中，也是互有勝負。
所以，如果説是明軍統兵的將領能力不濟才導致的明軍潰敗，那純粹是無稽之談。
其次，就是明軍在數量上，更是遠遠勝過清軍。
“山海關大戰”後，清朝可以説是“舉國入關”，可即便是如此，進入山海關的總人口也只有一百萬人左右，而軍隊的數量更是隻有不到二十萬，這還加上了吳三桂以及其他投降而來的明軍將領所統領的軍隊。
再看這個時候的南明軍隊，保守估計，總數也絕對超過了一百萬。
坐鎮湖北的左良玉，號稱統領百萬大軍，雖然實際數字沒有如此誇張，但其巔峯期總兵力也曾達到過六十萬人左右。
而江北四鎮，名義上是每鎮“有兵三萬、馬騾九千”，然而各鎮都在不斷私自擴充軍隊數量，實際的兵力已然是遠遠超過三萬，特別是高傑，他也自稱其是坐擁四十萬兵馬。
再次，就是此時的南明軍隊佔有着明顯的“地利”的優勢。
清朝一直是以“馬上得天下”自居，這也確實，在當時八旗鐵騎不僅是整個中國地面上戰力最強的軍隊，就是縱觀整個世界也是難逢對手。可面對南方密佈的水網和陌生的戰局環境，八旗鐵騎的戰鬥力難以充分發揮，實力必然是大打折扣，特別是在面對黃河和長江這兩大“天險”的時候，更加會顯得束手無策。
與之相對應的是，南明的軍隊則是在南方征戰多年，並且多為本地官兵，熟悉水文和地理環境，同時也是以一種以逸待勞的狀態迎戰清軍，有着“主場”的優勢。
而實際上，史可法也正是根據雙方的這一優劣比較，依託“地利”優勢構築了一道完整的防禦體系。
黃河以北的鳳陽、徐州、淮安地區，由高傑和劉澤清鎮守；黃河與長江之間的廬州、蕪湖地區，由黃得功和劉良佐鎮守；史可法本人坐鎮揚州督師，同時沿長江佈防拱衞南京。而在長江上游，左良玉的軍隊從側翼拱衞江南地區，抵禦四川的張獻忠和南逃李自成，以及從河南地區追擊李自成南下的清朝軍隊。
與此同時，清軍在當年南下劫掠時所犯下的“暴行”，也極大地刺激了南方士紳與百姓的抵抗熱情，整個弘光政權內從上至下都處於嚴陣以待的狀態。按照如此態勢，弘光政權即便不能北伐中原收復大明故土，可與清朝南北對峙，維持半壁江山也並非難事。
可最終的結果卻是，清軍幾乎是以摧枯拉朽、勢如破竹的態勢，迅速滅亡了南明弘光政權，而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悲劇結局，問題也就出現在了南明的軍隊上。
史可法躊躇滿志的構築了一道抵禦清軍南下的江北防線，然而，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南明的軍隊就此進入到了一種“失控”的狀態，而史可法自己卻也對此束手無策。
一來，江北四鎮與左良玉所部儼然發展成為了軍閥，開始了肆意的擴張，卻給當地百姓帶來了沉重的災難。
而造成這種原因的關鍵所在，就是此時的南明朝廷已經拿不出錢來養軍隊，只得讓其自主經營，自力更生：
“一切軍民聽統轄，州縣有司聽節制，營衞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聽開墾，山澤有利聽開採；仍許於境內招商收税，以供軍前買馬制器之用。”
按照史可法的安排，是“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可結果卻是各鎮軍閥為了擴充實力，拼命增長軍隊數量，而他們籌集軍餉錢糧的方式更是極為的粗暴與蠻橫。
“四鎮各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畫分地，商賈裹足，鹽壅不行。各私立關税，不繫正供；東平則陽山、安東等處，興平則邵伯、江堰等處，多兇橫掠民，民不聊生”。
左良玉的部隊，那就更不用説了，當地百姓對於其的評價是：
“加殺甚於流賊。”
可以説，此時南明的軍隊已經不能稱之為“官兵”，儼然是與“兵匪”無異，而這也極大的削減了士紳階層與百姓對於南明軍隊的擁護與支持，反倒是對其怨聲載道。
二來，史可法發現，自己已經指揮不動這些軍隊了。
對於此，史可法就曾痛斥道：
“天下事決裂至此，職由四鎮，尾大不掉。昔之建議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姜曰廣、馬士英也；依違無所救正者，餘也”。
而造成這樣的局面重要有兩個主要原因。
一方面，此時的史可法受到了馬世英、阮大鋮等人的排擠，並且已經退出了朝廷中央，其本身的權勢和地位受到了極大削弱，包括他前往揚州“督師江北”，實際上也是一種迫於無奈的舉動。
另一方面，明朝此前用以管控軍隊的“監軍制度”以及“文官節制武官”的制度，也伴隨着朝廷讓軍閥“自籌糧餉”而遭到了徹底廢止，朝廷失去了對軍隊的行政管控力。
因此，史可法只能通過個人的能力與影響力去協調各方關係，但收效也只能是微乎其微。
三來，軍閥之間開始了火併與紛爭，極大的加劇了內耗。
而這首當其衝的就是高傑與黃得功之間的衝突。先是高傑趁着黃得功不備，偷襲了黃得功的地盤，進行一番搶掠後離去，就在黃得功準備對高傑進行報復性進攻的時候，被史可法勸了下來，並且史可法自掏腰包穩定住了黃得功。後來高傑在“睢州之變”中，被早已有降清意向的許定國所殺，得知消息的黃得功便率兵奔向高傑地盤進行大肆搶奪，並對高傑的舊部進行收編。
緊跟着左良玉、左夢庚父子，又打着“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叛亂，沿長江殺向南京而來，史可法只得改變原有的部署，鎮壓左良玉部的叛亂，整條江北防線也就此全部被打亂。
然而，這些僅僅是個開始，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這些被委以重用、寄予厚望的南明將領，竟然紛紛主動向清軍投降了。
左良玉在“東進南京”的路途中去世，而他的兒子左夢庚率領着二十萬大軍向清軍統帥英親王阿濟格投降，而此時阿濟格統領的軍隊人數只有十萬人左右。
高傑統領的部眾在其被殺後，除被黃得功收編外，大部分也投降了清軍。
而最為致命的是，劉澤清和劉良佐，更是帶領着自己的軍隊，在一仗未打的情況下，直接投降了清朝。
至此，南明弘光政權在短時間內，直接向清朝“輸送”了將近六十萬人左右的軍隊，這些投降的軍隊也隨即調轉槍口，攻向了弘光政權。
而最終的結果便是，黃得功獨木難支，力戰而亡，其剩餘部眾也選擇投降了清軍，失去黃得功保護的弘光皇帝朱由崧，也被劉良佐部眾所俘獲，不久後又被押赴北京問斬，存續僅僅一年時間的南明弘光政權就此徹底覆亡。
一直以來，南明的弘光政權都被人看作是最有希望延續大明王朝國祚的政權，除了因為其繼承了崇禎朝時期在南京部署的一整套行政機構與官僚體系外，更是因為弘光政權還有着近百萬的軍隊嚴陣以待，以有效的抵禦清軍的南下。
然而，也正是這些弘光政權寄予厚望的軍隊與統御他們的將領，卻也成為了弘光政權甚至是整個南明小朝廷的真正“掘墓人”。
大量軍隊的背叛與投降，不僅摧垮了南明小朝廷最後的防禦根基，在此消彼長的同時，南明政權的無力抵抗、節節敗退，以及清軍乘勝追擊、橫掃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也就此變得不可逆轉，這樣的結局也不禁讓人感到遺憾和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