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關學”暴論：明朝對女真發起“貿易戰”，努爾哈赤如何應對？
如果要説2019年到2020年網絡上“鍵政局”羣體最火的“暴論”是什麼，那必然是最早由著名的、暴論頻出的知乎大佬山高縣首先提出，卻因為論述簡潔有力、比喻恰如其分而迅速被大多數九零後年輕人所接受的“入關學”了。
何謂“入關學”呢？咱們首先必須強調一下，現代的“入關學”和作為封建時代王朝戰爭的“入關”、或者部分人自我腦補的“民族仇恨”沒有任何關係，僅僅是“借古喻今”：
篤信“入關學”的年輕人們堅信，眼下的中國就好比入關前的建州女真，而美國就好比關內的大明，建州女真儘管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層面上，相比垂垂老矣、矛盾重重的大明呈現出欣欣向榮、旭日初昇的景象，但“大明”由於底藴深厚，依然掌握着巨大的財富、看起來非常強大的軍事力量，尤其是基於其物質底藴而帶來的在諸多貿易、技術、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定義權。
典型的“入關學”梗
故而，“建州女真”無論如何發展生產力、無論如何試圖在某些方面獲取一定的優勢、無論如何試圖在意識形態上親近“大明”，在“大明”也就是美國人的眼裏，咱們永遠都是不開化的“蠻夷”，無非是想什麼時候犁庭掃穴就來一次犁庭掃穴、把咱們的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物質財富一筆勾銷的問題。
而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唯一的路徑就是“建州女真”逐步強大起來、並早日“入關”、徹底擊敗“大明”，把大明的那套話語權與定義權徹底打碎，代之以“女真標準”，自己當天下的主人，早日吃上牛排、住上大豪斯、解放全人類。
百度百科“入關學”的解釋
儘管“入關學”這套理論相比諸多國際關係模型，從一開始就顯得過於簡略和似是而非，尤其是“山高縣”被知乎封禁後，“入關學”本身快成了一個什麼都能往裏裝的筐，變成了娛樂化的顯學，完全喪失了成為嚴肅國際關係理論的可能。
但是，因“入關學”對“中美關係”的簡單化、娛樂化的表述，以及對於部分國際關係理論細節的片段化提取，卻使得“入關學”在大多數沒有接觸過國際關係的年輕人眼中，反而有了一種“簡潔有力”的魅力，其人氣也迅速攀升。甚至部分半官方的嚴肅媒體如《環球時報》，都刊登了專題文章來剖析“入關學”，甚至上海某高校已經出現了以“入關學”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而“山高縣”在入駐B站加入“觀視頻”團隊後，視頻觀看量節節攀升，刷“入關”彈幕的年輕人猶如過江之鯽。
因此，咱們今天也來湊個熱鬧，談一談“入關學”，文章分為上中下三篇，前兩篇談女真為何能夠入關、最後談後金的成功入關對我們的啓發。
大家都知道，建州女真之所以能夠成功“入關”，主要是有賴於兩位族羣領導人的傑出領導，分別是作為“第一代領導人”的努爾哈赤與作為“第二代領導人”的皇太極，而絕大多數人對這“兩代建州領導集體”的印象，也都停留在“勇武強悍”、“雄才大略”，或者貶義一點，那就是“殘忍好殺”、“族羣歧視”上了。
其實，建州的歷史要是真的這麼二元化，就一點意思都沒了，在大伊萬看來：作為“建州第一代領導集體”首腦的努爾哈赤，與其説是個抱着“家恨”起兵的偏執狂，倒不如説是一個開起自家“農家樂”積累了物質財富、順帶打贏了對明朝“貿易戰”的東北農村企業家；而作為“建州第二代領導集體”首腦的皇太極，雖然長期以來在畫像中都是一副寬面大耳的敦厚模樣，實際上人是個完成了後金族羣建構、在軍事技術革新上多有建樹、而且極其善於抓住短暫的戰略機遇期的狠人。
明朝對女真部族的統治策略
咱們先説建州的“第一代領導人”努爾哈赤。眾所周知，長居東北的肅慎、諸申或曰女真族羣，在“入關”之前，曾經在十二世紀強勢崛起過一次，併成功擊敗契丹遼國與北宋，入主古代中國北方。在女真族羣進入中原地帶後，一部分居住在古中國北方的女真人在蒙古帝國南下的時候，已經完全被中原農耕族羣同化了，而還有一部分留在東北的女真人則保留了其固有的生活方式，繼續以漁獵、採集與部分農耕生活為主，就這樣直到明帝國建立。
努爾哈赤
洪武八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遼東都司，開始了對東北女真諸部的羈縻統治，明帝國對廣大女真老百姓的統治是相當殘酷的，對女真首領的統治也好不到哪去：
一方面，明帝國在女真族羣中秉持“分而治之”的戰略，始終是“拉一派，打一派”，攛掇女真不同部族之間互相攻伐仇殺，加劇內耗，明帝國從中平衡；
明代東北女真各部四分五裂，一盤散沙
另一方面，咱們之前説過，女真族羣一直到明帝國建立時，都是一個生產力較為落後、技術水平更是低下的漁獵族羣，只是出現了少量的農業萌芽，而明帝國對女真採取了嚴格的“技術封鎖”，女真人無法獲得冶鐵、煮鹽、種地等重要的工農業技術，想要種地、想要做飯、想要穿衣服，從鐵鍋到鐵鏟再到犁耙，都要從明帝國手裏高價購買。
而當時女真老百姓用來交換這些廉價產品的，都是從深山老林裏挖來的人蔘、貂皮、鹿茸等東北特產，但是由於明帝國的“特許貿易”制度，女真人還沒法自由出售這些價格昂貴的產品，必須在指定的貿易場所也就是撫順、開原兩個“馬市”交易。既然是明帝國的“買方市場”，女真人帶來的這些東北特產自然也就黃金變成了白菜價，而“特許商人”低價大量收購的人蔘鹿茸，轉手賣到京師和江南，價格頓時翻了百倍，商人和作為他們後台的遼東邊將吃得滿嘴流油，女真部族領袖們也能稍微分點湯喝，可苦了女真百姓。
明代遼東“馬市”場景，可以看到女真人正拿着貂皮和漢人商人交易
這還不算，一旦明帝國發現女真人有“不老實”的傾向，比如有女真首領想打破這種不合理的貿易規則，那麼就會採取“貿易戰”手段，對女真經濟進行打擊。這種“貿易戰”一點都不麻煩，比當前美國對咱們的貿易封鎖要酷得多了：咱們剛才説了，女真的農業不發達，手工業更是原始，吃的鹽、用的鍋都要從明帝國“進口”，明帝國打“貿易戰”的手段就是直接關閉邊境交易場所，老子不賣給你鐵鍋鐵鏟了，你的人蔘鹿茸也別想賣給老子。對於明帝國來説，人蔘鹿茸貂皮要不要其實無所謂，無非是“貿易戰”期間商家囤積居奇、大賺一筆，“貿易戰”結束之後價格自然會降下來。
而女真老百姓可就慘了：一方面人蔘鹿茸賣不掉，又不能吃，堆在家裏沒法儲存只能爛掉，另一方面，自己生活必須的食鹽棉布買不到，對日常生活可是致命的，“貿易戰”的後果，必然是女真人生活陷於極大困頓。最後，要是女真人實在扛不住了想玩一把魚死網破，也很好辦，直接派出明軍對搞亂的女真部落搞一次犁庭掃穴就完了，比如著名的“成化犁庭”，明軍就一舉剿滅造反的女真男女老幼十來萬，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吃了大虧的女真人沒有辦法，只好接着老老實實嚮明帝國賣貨。
努爾哈赤對“貿易戰”的應對措施
努爾哈赤作為長期混跡在明帝國羈縻體系下的女真領導人，對於明帝國這套穩贏不賠的“貿易戰”玩法自然爛熟於心，而在其反叛明帝國前後，很快對於明帝國的“貿易戰”，祭出了一套針鋒相對的策略：一是發展工農業，二是革新生產技術。
遼寧新賓赫圖阿拉城努爾哈赤故居，右側的房子是糧倉，可見努爾哈赤對積聚糧食的重視
咱們先説發展工農業好了，相比建州女真之前只有極其粗放的農業、也沒有土壤改良和糧食儲存技術，努爾哈赤從掌握建州左衞開始，就極度重視農業發展和糧食儲存，尤其是在關內逃亡明朝百姓的指導下大力倡導開墾荒地、改良農具，還引入了棉花種植和織布技術，發展家禽和家畜養殖。等到皇太極時期，到訪後金的朝鮮使臣向李朝回報，説到後金境內“無野不耕，山上亦多開墾”、“家家皆畜、雞、豬、鵝、羔羊之屬”，農業獲得極大發展。
位於遼寧新賓的建州女真冶鐵工場遺址
除了發展農業，努爾哈赤還在統治區內搞起了“重工業”，針對女真採礦、冶鐵水平低下的現狀，努爾哈赤決心以優厚的待遇，吸引朝鮮、明朝的鐵匠、礦工到女真境內定居。也算是當時大明“配合得好”，由於明神宗後期各路礦監、税監橫徵暴斂，尤其是派往遼東的礦税使太監高淮把遼東礦工搞得民不聊生，結果導致大量礦工、鐵匠紛紛逃奔努爾哈赤統治區域躲避。努爾哈赤對這些“高技術人才”的到來十分歡迎，極盡優待，而這些礦工、鐵匠也把所學傾囊相授，就這樣，女真建立起了一支多族羣的工業人才隊伍。而到薩爾滸大戰後，朝鮮使臣就已經親眼看到，在努爾哈赤的都城赫圖阿拉，“銀、鐵、木、革皆有其工，而唯鐵匠極巧”，而八旗軍的“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鐵”，比破衣爛衫的明朝邊軍要精良得多，所以咱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到明清戰爭時，明軍被打得一敗塗地了。
我們今天是食用的人蔘都是用曬參法處理過的人蔘
而在努爾哈赤的羽翼漸豐、眼看就要跳反之際，明帝國決定祭出慣常的“貿易戰”手段，對女真進行經濟打擊，但是這次，明帝國以往屢試不爽的“貿易戰”手段不靈了！面對明帝國關閉邊貿榷場、自家挖出來的十幾萬斤鮮人蔘眼看又要爛掉的窘境，努爾哈赤並沒有嚮明朝乞求饒恕，而是玩起了“自力更生”。一方面加快發展自己的工農業生產力度過難關，另一方面努爾哈赤還藉助自己早年在長白山採參的豐富經驗，自己動手摸索出了一套“煮曬法”，把採來的鮮人蔘先在沸水下煮一遍、再放在太陽下曬乾、最後放在陰涼乾燥的地窖裏儲存。這套保存人蔘的方法不僅可以確保人蔘很長時間不變質、甚至到現在還在繼續使用着，更重要的是，在搞定了人蔘的長期儲存後，建州與大明的貿易變成了“賣方貿易”，建州反而可以囤積居奇、抬高價格、慢慢出貨了，價格反而比之前賣的人蔘還高几倍。就這樣，明帝國對努爾哈赤的“貿易戰”最後也以失敗告終。
努爾哈赤的侷限性
努爾哈赤作為後金的“第一代領導人”，儘管在發展生產力、革新生產技術、統合女真民族與遼東諸族羣上做出了他應有的貢獻，但是他的所作所為也未能超出自己的侷限：
建於努爾哈赤時代的瀋陽故宮大政殿和十王亭
一方面，努爾哈赤自身年輕時父親與祖父被明帝國軍隊屠殺的遭遇，使得努爾哈赤始終對於關內族羣有着深深的不信任與敵視；
另一方面，明帝國中晚期土地兼併、人地矛盾與自然災害的後果傳導到關外後，也使得努爾哈赤在內政上日趨極端化：首先是關外族羣矛盾激化，女真貴族在關外的橫徵暴斂，加劇了女真諸族羣與關內漢人族羣的矛盾，反而使得努爾哈赤統治後期關外漢人再度大批逃亡朝鮮；其次是人地矛盾激化，面對民族矛盾本質上是人地矛盾的現狀，努爾哈赤並未認真反思自己的錯誤，反而變本加厲，在關外大肆屠殺關內漢人、或者把關內漢人掠為農奴，結果不僅未能改善後金內政上的困境，反而加劇了後金經濟上的困難，生產力出現了進一步下滑，連帶着導致後金的軍事能力也連年下降；最後則是依託八旗進行的統治到了後期，已經出現權力逐步分散、八旗旗主權力過大的趨勢，努爾哈赤在位時尚能壓制住這些大佬，但等到他去世之後，這些旗主是否還能安分守己的確是個問號。
這一切問題和矛盾，都給後金埋下了巨大的隱患，甚至到了努爾哈赤統治最後，後金已經搖搖欲墜，到了崩潰邊緣。而這個時候，就要請出一位“仁厚長者”、“後金第二代領導人”皇太極了，我們在中篇接着談。
參考文獻：《清太祖實錄》、《清史稿》、《滿文老檔》、《建州紀程圖注》、《柵中日記》、《建州聞見錄》、《滿族發展史初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