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岑少宇】
澳大利亞選舉變天，剛剛當上新總理的阿爾巴尼斯就如約前往東京，參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領導人峯會。
在競選過程中早已顯露優勢的阿爾巴尼斯，對這場會議肯定有所準備。觀察人士很容易就能注意到，他在強調“澳大利亞新政府的優先事項與QUAD議程保持一致”的同時，把“氣候變化”放到了“地區安全”的前面。
這顯然是與工黨的競選綱領保持了一致，而不完全符合美方的期待。
當然，無論是中國、澳大利亞還是其他國家的分析人士，目前基本都認為，澳大利亞不會在安全問題上改變與美國綁定的局面。最好的可能也只是在中澳關係上不主動挑事，減少實際的軍事動作（反正本來也沒多大用），但整體路線必定還是按照美國的戰略來。
然而，澳大利亞安全上的慣性，恐怕還只是表層，有必要探討下中澳之間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問題。
與生俱來
澳大利亞如何參加一戰、二戰、越戰等等，一查就能查到，但人們很容易忽略的是，儘管澳大利亞1901年正式獨立，國家意識穩固成形，卻要一直等到一戰期間。
我以前介紹過：
“大名鼎鼎的澳新軍團（ANZAC，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於1915年4月25日，在一場糊塗戰爭的一處莫名戰場——土耳其加利波利打響第一槍。仗打得多慘我都不好意思説，反正策劃人之一的丘吉爾事後退出了英國內閣。澳人自己公認，這仗打完才算真正有了民族凝聚力。”
戰爭催生凝聚力，並不罕見，可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質上是爭霸歐洲、爭奪全球殖民地的戰爭，可以説，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已經由殖民者佔主體的殖民地國家，又是在這樣的戰爭中完成塑形，先天就是嵌在殖民主義架構中的。
西方國家雖然很多都是殖民地宗主國，但澳大利亞這種非宗主國，要去除殖民主義反而更困難，因為關係到根本的合法性。
而中國是飽受殖民主義侵害的國家，反殖反帝更是新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內化的殖民與反殖思想，就是第一重結構性的矛盾。
澳大利亞國內對於殖民主義當然也有不少反思，甚至和其他一些發達國家橫向比較，有些方面做得還可以，比如原住民的文化研究汗牛充棟，文化元素展示到處可見。
但原住民的生活仍不理想，連澳大利亞進步人士都廣泛詬病，從這樣的情況看，反思終究還是停留在表面功夫上，也就不可能改變澳大利亞原有的結構定位。
阿爾巴尼斯在召開就任總理後的首場新聞發佈會時，打破慣例，把身後的三面澳大利亞國旗去掉了兩面，換成澳大利亞土著旗和託雷斯海峽島民旗。
記者拍到工作人員將右邊兩面國旗更換為澳大利亞土著旗和託雷斯海峽島民旗。圖片來源：推特@Stela_Todorovic
這樣的表態或許可以視作積極信號，但最樂觀的人士也難以期待在他的第一個任期裏能做出多大的改變。
即使有朝一日原住民境遇改善了，對於真正消除殖民主義思想而言，也只是第一步，結構性問題的真正解決遙遙無期。
印入骨髓
從一戰對澳大利亞的重要意義，還能看出“跟班”的特性，可以説是打孃胎裏來的。
對於中國這種始終獨立成為一“極”的國家，可以去試着理解但很難真正明白那種“跟班”的感覺。就像鴨子生下來後，把它和狗放在一起，天然把狗當成鴨媽媽，緊緊跟着，鴨子自己不會覺得有任何不妥。
更何況，英國和澳大利亞確實有“血緣關係”，美國這種“表親”至少也能算是鵝，不像鴨子和狗差別那麼大，看上去就更自然了。
在某種意義上，澳大利亞的自主性甚至天然不如朝鮮、越南這樣的小型國家。這些國家在大國周邊，與大國密切互動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在“事大”和“不事大”之間平衡、跳轉，它們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可以參考，是有一定自主空間和政治智慧的。
而對於澳大利亞來説，不僅天生跟隨美英這樣的盎格魯撒克遜大國，而且短暫的歷史中缺乏其他的選項（最多也就是從“事英”轉換到“事美”的經驗），一切都彷彿天經地義。
即使美國近些年一些窮兵黷武的做法，也讓部分澳大利亞人漸漸感到不滿，但除了對外部世界有深刻、真切認知的極少數人，大部分可能還是很難想象一個不由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主導的地區、世界是什麼樣子。
2003年，僅墨爾本就有15萬人參加反戰遊行，但這些人還不足以構成穩固的政治力量來推動變革，澳大利亞最終還是與美國站在一起，圖片來源：BBC報道截圖
常有人説美國如何操縱了澳大利亞政治，但換個角度看，澳大利亞是否真的需要美國花力氣來“操縱”，或者説由於上述歷史基礎的存在，即使操縱也只需極低的成本就能實現。
它的這種狀況與歐洲一些國家“事美”或被美國“操縱”，顯然還是有巨大區別的。
獨立與不獨立同樣是一種結構性的差異，即使在中澳雙方善意的對話中，也可能產生微妙的效果。
一些西方國家頗有共性的、與中國與結構性差異的問題，比如種族主義、對“共產”的盲目恐懼等，就不多展開了。
當然，明面上西方國家都反對種族主義，但新冠疫情爆發後，各國大量產生的歧視亞裔特別是華人的新聞，就足以證明種族主義的頑固性。
種族主義、對“共產”的盲目恐懼等，疊加上前面所説具有澳大利亞特點的“殖民與反殖”“獨立與不獨立”兩項，就會產生更強烈的分歧。
零和博弈
澳大利亞與新西蘭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差別。據我觀察，新西蘭原住民的情況要比澳大利亞好得多，這就意味着“殖民主義”相對更弱化。
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亞雖然不在南太平洋進行“狹義”的殖民，但存在“殖民主義”式的確保勢力範圍的迷夢。
它所追求的南太平洋霸主地位，是嵌在美國帝國體系中的，是隻有美國能給的，因此不做這迷夢的新西蘭，反而可以相對澳大利亞更“獨立”（也更容易被“遺忘”）。
即使中國不追求主導，但僅憑崛起後的絕對體量在那裏一擺，都足以改變國際政治結構，包括南太平洋，這對於澳大利亞來説是極難適應的，更不要説“順應”了。
南太事務可以説是第三重結構性問題。
隨着中美關係的惡化，至少從2016年起，澳大利亞就開始各種鬧騰，但當時主要還是非常侷限在澳國內政治鬥爭裏，表現就是以嘴炮為主。
就像以前美國大選，候選人都會拿中國當靶子，當選後又降低調門，務實發展經貿關係。這當然不是什麼“理想狀態”，但中澳很多人對這種波動都已經“習慣”了。
可後來，澳大利亞不僅嘴炮猛烈，對華還有不少實際動作，甚至頗為“主動”。比如禁止華為參與5G建設，搜查“友華”議員和中國記者，妄圖推動針對中國的新冠病毒源頭國際調查，對TikTok發起調查，允許在澳香港人申請永久居留權，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就南海問題致信聯合國，不批准中方收購乳企等。
究其原因，就在於嵌入殖民主義國際政治架構、且不夠獨立的澳大利亞，感受到了切身的“威脅”。
在中國復興前，澳大利亞就是南太霸主，美國等同於委任它監管南太，很少“親自”涉足具體事務。
在中國剛開始復興時，雙方暫時還能相安無事，但當中國加深與南太平洋國家的關係後，澳大利亞看到的就是地緣政治的淨虧損。
當然，我們知道一帶一路可以帶動地區繁榮，對於絕大多數國家都有利，但有可能説服澳大利亞，它所得會更多嗎？
它算的不是直接的經濟帳，而是“霸業”帳。2018年，時任澳總理莫里森提出一項名為“PacificAus”的計劃，向太平洋地區的斐濟、巴布亞新幾內亞、所羅門羣島、瓦努阿圖、基里巴斯、圖瓦盧和瑙魯等國的廣播公司免費提供1000小時的內容。2020年內容開始正式播放，計劃將耗資1710萬澳元（當時約合7979萬人民幣）。
《鄰居》是輸出內容之一，這類文化產品的交流本來也屬合理，但澳大利亞自由電視台首席執行官布里奇特·費爾自己拿它舉例子，坦承“政府的計劃旨在提供最能反映澳大利亞文化和價值觀的內容……”
這其實並不會產生直接的經濟利益，反而是貼錢。它也不像港口建設等可以推動經濟發展，資金的主要投向也不是通訊設施基建，只是為了文化輸出，目的是加強控制，維護“後院”而已。
那麼澳大利亞的知華人士能幫助解決結構性問題嗎？
澳大利亞研究所國際與安全事務項目負責人艾倫·貝姆（Allan Behm）曾經感慨：“儘管沒有人確切知道有多少人受僱為澳大利亞政府提供中國問題諮詢，但我們‘愚蠢’的做法表明，我們對中國的瞭解是多麼得淺薄。”
他認為，在澳大利亞，只有20個學者及智庫擁有中國方面的專業知識。“如果你手下只有20個人瞭解中國，那根本不值一提。”
但我想，這20個學者及智庫裏，真有多少能説服自己，澳大利亞不會在地緣政治上淨虧損？更不要論説服其他澳大利亞人了。
沒有捷徑
由於結構性問題的存在，不能對其他因素抱有太大希望。
據澳大利亞澳中關係研究所（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2020年公佈的數據，由澳大利亞主導的科研論文中，涉及中國研究者的數量遠超任何其他國家，由2005年的3.1%上升至2019年的16.2%。這意味着，中國已經默默取代美國成為澳大利亞的主要研究夥伴。
科研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一部分，但對結構性問題的解決有多大幫助，很值得懷疑。醉心研究的澳大利亞科學家，政治影響力是非常有限的。
在更受關注的經濟層面，經熱與政冷的共存已經司空見慣。
還需要注意的是，超級買家和超級賣家固然互補，但也是要博弈的。澳大利亞礦業巨頭坑人的事，並不是新聞。
攫取更大利益的動機，本來就普遍存在，澳大利亞也清楚自己為了利益，做過些什麼。
2020年5月12日，《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評論稱，中澳貿易爭端，澳大利亞並非沒有責任，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多年裏，澳大利亞對中國的鋼鐵、鋁和化工產品一直徵收着高額關税。2014年4月，中國商務部曾就這樣不平衡的貿易關係致函澳大利亞方面，甚至一度表示“和堪培拉接觸完全是在浪費時間”。
而且，有些時候商人也會主動規避風險，而不是幫助解決結構性問題。
中澳關係剛開始有些變差的苗頭，2017年中國投資者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就減少了11%，從2016年的150多億澳元降至130多億澳元。隨後連年下降，從2018年的48億又降到2019年的25億澳元。自2014年以來，中國投資者在澳大利亞花費的500億澳元中，大部分是在2017年之前。
這裏面有部分澳大利亞收緊監管的因素，但主要還是商人“用腳投票”，只是對於結構性問題並不會帶來什麼實質改變。
我認為，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可以推動雙邊關係緩和與發展，自然應該鼓勵，但只能掩蓋或推遲結構性問題的爆發，而不能真正解決它。
中國不可能為了消弭結構性問題，而變得和美國一樣，許諾澳大利亞南太“霸主”的地位，那樣的話，中國復興就成了一個勇者變惡龍的故事。中國更不可能變得和澳大利亞一樣不獨立，委身於美國的帝國體系下。
那麼，如果結構性問題有一天可以解決，必然是澳大利亞自己完成重大的改變。在深切認識到維持南太“霸主”地位不切實際，並且不“道德”的情況下，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倡議。
現實中可行的路徑也非常有限，一條就是國內對殖民主義殘餘進行更深刻的反思，進步力量逐漸累積政治能量，最終切實改善原住民以及其他少數族羣的境遇將成為觀察的指標之一；另一條就是在國際風雲的變幻中，最終認識到美國式帝國的不可持續性。
在第二條路徑上，中國也許能在某些事件中順帶“幫”到澳大利亞，但歸根結底，能幫助澳大利亞的擺脱慣性的，只有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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