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的童年 | 盧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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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人類歷史上的偉人愛因斯坦，仍是今天時常提起的名字。一邊是科學家不斷證明其偉大，一邊是社會文化給他“造神”。愛因斯坦還常以“雞湯”主角的形象出現，尤其是在關於他童年是否有語言障礙，小學時是否成績不好等頗具爭議的話題中。本文就來帶你還原愛因斯坦的童年，作者從大量文獻中溯源，並給出了自己的見地。
撰文 | 盧昌海
據德國烏爾姆 (Ulm) 鎮1879年3月15日開具的出生證所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於1879年3月14日“上午十一時半”出生在該鎮[注1]。
愛因斯坦(3歲)
烏爾姆是一座小鎮，面積100多平方公里，人口為兩三萬（如今約有十二三萬）。愛因斯坦一家在愛因斯坦出生後的第二年 (即1880年) 就搬離了烏爾姆，因此烏爾姆對愛因斯坦並無重要性。愛因斯坦50歲生日時，他出生時所住屋子的屋主送了他一張屋子的相片，愛因斯坦以半幽默半冷淡的口吻評論道：“作為出生的地方，這屋子足夠令人愉快了，因為人在那個時候還不太有藝術需求……”烏爾姆對愛因斯坦雖無重要性，愛因斯坦卻是烏爾姆的榮光，因此雖然他的舊居乃至舊居所屬的整個街區皆已毀於“二戰”，那裏仍建起了愛因斯坦紀念館。烏爾姆的一條街道也被命名為“愛因斯坦大街”——愛因斯坦被告知此事後的評論依然是半幽默半冷淡的口吻，表示那條大街雖冠上了他的名字，但“我的安慰性的想法是，我無需對那裏未來發生的任何事情負責”。
愛因斯坦出生時的身份是德國猶太人，出生證所載的父母宗教皆為猶太教[注2]。不過，愛因斯坦的一生不僅在科學上是“叛逆者”，對“德國猶太人”這一身份也有很大幅度的“反叛”。首先是在12歲那年“反叛”了猶太人身份中的宗教部分——愛因斯坦在1946年（時年67歲）所撰，收錄於保羅·亞瑟·希爾普 (Paul Arthur Schilpp) 主編的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 （《愛因斯坦：哲學家-科學家》）一書中的晚年自述 (Autobiographisches) 裏寫道：“通過閲讀通俗科學書籍，我很快就確信，《聖經》裏的許多故事不可能是真的……我很清楚童年時的宗教天堂就這樣失去了。”後來則是在16歲時放棄了德國國籍。
美國科學作家傑里米·伯恩斯坦 (Jeremy Bernstein) 曾經評論説，1879年這個愛因斯坦的出生年份恰好處在德國猶太人境況相對良好的一個為期不長的階段裏：在1871年之前，德國猶太人所受的歧視相當顯著，時常被驅趕到貧民窟；在納粹崛起之後，德國猶太人更是連命都難保。因此，愛因斯坦這樣一個人物的出現，在一切其他機遇之外，還有一層歷史的僥倖。 愛因斯坦的名字“阿爾伯特”的由來也略有故事：據2004年“出土”的，被稱為“愛因斯坦最後女伴”的捷克裔女子約翰娜·範託娃 (Johanna Fantova) 與晚年愛因斯坦交談的“日誌”記載[注3]，愛因斯坦的父母原本打算將愛因斯坦取名為“Abraham”（亞伯拉罕），以紀念他爺爺（“Abraham”是愛因斯坦爺爺的名字，以爺爺的名字給小孩取名在很多國家都很常見），後來覺得這名字“猶太味”太重，就只襲用首字母“A”而改為了“Albert”（阿爾伯特）[注4]。
愛因斯坦的妹妹瑪雅·愛因斯坦 (Maria ''Maja'' Einstein) 在1924年完稿的一篇愛因斯坦生平片段中曾經表示，愛因斯坦從母親家族繼承了音樂天賦，從父親家族繼承了數學和邏輯天賦。不過，愛因斯坦的早期傳記作家之一卡爾·西利格 (Carl Seelig) 就此事詢問愛因斯坦本人時，愛因斯坦卻表示自己只是“滿懷好奇”而已，並無特殊天賦，因而也談不上繼承天賦。愛因斯坦到底有沒有從父母那裏繼承過天賦，大概是永無答案——甚至不太有水準——的問題，因為天賦的繼承與否根本不存在明確界定，就連愛因斯坦本人也不可能確知，至多是基於父母子女間的某種相似性作出猜測。而從相似性的角度講，音樂倒還罷了，以數學和邏輯而論，愛因斯坦與父母的相似性是非常弱的——哪怕有，程度也天差地別。倒是愛因斯坦對西利格的回覆有一種格言式的言簡意賅，無形中提升了問答的品位。至於那回復能否當真，則見仁見智，甚至取決於對“天賦”一詞的並無公認標準的理解。
像愛因斯坦這種量級的名人，角角落落的事情都會被挖出來，童年之事也不例外。關於愛因斯坦的童年，有着林林總總的説法，有些説法頗為流行，其實卻不無爭議，甚至是以訛傳訛。 有關愛因斯坦小時候“不會説話”或“很晚才開始説話”的説法就是“不無爭議”的例子之一。這種説法的來路相當“權威”。比如瑪雅所撰的愛因斯坦生平片段中，就提到愛因斯坦學説話遇到很大困難，以致於“周圍人擔心他也許永遠不會説話”。愛因斯坦本人也曾在晚年（1954年）的一封信件裏白紙黑字地寫過：“因為我很晚才開始説話，我父母確實擔心過，甚至諮詢過醫生”。
這些説法被幾乎所有的愛因斯坦傳記或媒體報道所吸收，有時還被“發揚光大”，比如稱愛因斯坦有“失讀症” (dyslexia) 或“阿斯伯格綜合徵” (Asperger syndrome) ，甚至乾脆將愛因斯坦的“病”定義為“愛因斯坦綜合症” (Einstein syndrome) 。愛因斯坦的崇高地位使這種反差性的“病”具有了很高的“雞湯”價值，一度被“失讀症”羣體引為楷模。“他將成為下一個愛因斯坦”則成了某些邏輯混亂的醫生安慰“失讀症”病人或家屬的“金句”。
童年愛因斯坦的説話能力到底怎樣呢？可惜我們沒法坐“時間機器”回去看看。不過，有些其他資料可對瑪雅及愛因斯坦本人的前述説法作出有價值的補充。比如愛因斯坦兩歲零三個月時，他的外公外婆在看過他之後寫給他母親的信裏這樣描述愛因斯坦：“他是如此乖巧可愛，我們就他的有趣想法聊了又聊。”；又比如瑪雅出生時，事先被告知妹妹會是他玩伴的兩歲零八個月大的愛因斯坦很失望地問道：“它的輪子在哪裏？”這句趣意盎然的話，以及能讓外公外婆知曉自己的“有趣想法”，都顯示出愛因斯坦的語言能力起碼在兩歲之後就已經不差了。事實上，瑪雅在愛因斯坦生平片段裏也表示，周圍人對“他也許永遠不會説話”的擔心很快就“被證明是沒有根據的”。
仔細想來，瑪雅和愛因斯坦本人的身份雖然權威，但在愛因斯坦小時候的説話能力這樣“遠古”的話題上，這兩人的信息也必然是“二手”的，只能是來自周圍人。那麼，還有沒有其他此類信息可供參考呢？我覺得愛因斯坦的晚年助手之一，德裔美國數學家恩斯特·斯特勞斯 (Ernst Straus) 的一篇回憶也值得注意。斯特勞斯的那篇題為“Reminiscences”（懷念）的回憶是為紀念愛因斯坦誕辰100週年而撰的。在那篇回憶裏，斯特勞斯記述了一個“來自愛因斯坦本人”的説法（瑪雅的愛因斯坦生平片段裏也有大同小異的説法），那就是：愛因斯坦小時候説一句話之前，習慣於先對自己小聲説一遍，覺得沒問題了才大聲説出來。這種説兩遍的習慣被身邊的人——比如保姆——視為了遲鈍。斯特勞斯並且表示，“起碼在愛因斯坦看來，這是那些關於他發育遲緩的故事的緣由。”
為這種故事推波助瀾的，也許還有童年愛因斯坦的另一個特點：離羣。據瑪雅記述，愛因斯坦親戚家的小孩常在愛因斯坦家的花園裏玩耍，愛因斯坦卻不愛參與那些鬧哄哄的玩耍，而喜歡專注於一些安靜的事情。愛因斯坦的朋友兼同事菲利普·弗蘭克 (Philipp Frank) 在發表於愛因斯坦生前的傳記 Einstein: His Life And Times （《愛因斯坦：他的人生和時代》）裏也提到，愛因斯坦不愛參與小孩們的遊戲，尤其討厭小孩們最愛玩的模仿軍人的遊戲。弗蘭克並且特別提到，愛因斯坦小時候曾在一次目睹軍人列隊行走時對父母説：“我長大之後，不想成為那些可憐者中的一員。”[注5]愛因斯坦的這種離羣使他在“遲鈍”之外又得了“乏味”的名聲，而這兩種名聲是頗有相互“促進”之可能的。
將這些信息綜合起來，關於愛因斯坦小時候的説話能力，我覺得較有可能的情形是：愛因斯坦開始説話或許有所偏晚（因為整個傳聞完全子虛烏有的可能性並不大），但程度很可能被誇大了，誇大的緣由最初是跟他因習慣及個性之故而被視為“遲鈍”、“乏味”有關，當他成為世界級的名人之後，則或許跟“雞湯”需求量的增大不無關係。
愛因斯坦（14歲）和妹妹瑪雅（12歲）
從愛因斯坦不愛參與鬧哄哄的玩耍和討厭模仿軍人的遊戲，以及他的專注於安靜的事情，讀者也許會以為童年的愛因斯坦是個乖孩子，其實卻也不然。因為瑪雅也記述了愛因斯坦的另一面：曾經拿椅子砸跑了教他小提琴的音樂女老師；曾經用一個“大保齡球”（來自英譯“large bowling ball”，想必是瑪雅的小孩眼光把其他什麼球當成了“大保齡球”）砸瑪雅的腦袋；甚至用一個兒童鋤頭在瑪雅頭上砸了個洞（來自英譯“knock a hole in her head”，想必只是砸破頭皮）！當然，童年時的種種“俱往矣”，瑪雅的記述明顯沒有抱怨色彩，她並且還幽默地表示：“這足以表明，想當一個科學家的妹妹需要一個結實的腦袋。”事實上，愛因斯坦和瑪雅的感情非常好。瑪雅晚年卧病在牀時，已是七旬老人的愛因斯坦一直陪伴在旁，每晚為她朗讀文學作品[注6]，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1951年6月瑪雅去世，愛因斯坦在一封信裏寫道：“我對她的懷念超乎想象。”
愛因斯坦的童年“瑣事”裏，最重要的一件——或第一件真正重要的——大概要算是他初次見到羅盤（compass，也稱“指南針”或“指北針”）。那件事使他因經驗世界與思維世界發生衝突而感到“驚奇”。在晚年自述裏，愛因斯坦這樣寫道：
當我還是個四五歲的小孩，在父親給我看一個羅盤的時候，就經歷過這種驚奇。那指針以如此確定的方式行動，完全不同於那種在無意識的概念世界裏能找到位置的現象 (由直接“接觸”產生的效應)。我直到現在仍能記得——起碼自信還能記得，這一經歷給了我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在事物的背後一定有某種深深隱藏着的東西。
愛因斯坦的晚年助手之一，英國物理學家巴涅希·霍夫曼 (Banesh Hoffmann) 在Albert Einstein: Creator and Rebel（《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創造者和叛逆者》）一書中曾經提到，這個羅盤的故事是愛因斯坦特別喜歡講述的。愛因斯坦當時正在生病，卻“因禍得福”地被羅盤勾起了“驚奇”，並因之而早早意識到了“事物的背後一定有某種深深隱藏着的東西”。
愛因斯坦所強調的這種“驚奇” (wonder) ，正是（前文提到的）他對西利格所表示的，自己只是“滿懷好奇”的那份“好奇”之由來。愛因斯坦的一生，尤其是思想的演化，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對‘驚奇’的不斷擺脱”——也就是不斷找尋“驚奇”背後那種“深深隱藏着的東西”。
在愛因斯坦的晚年自述中，談的主要是思想（用他自己的話説，“我這種類型的人，其本質恰恰就在於他想的是什麼和他是怎樣想的”），而很少述及生活瑣事。愛因斯坦的一位醫生老友亞諾斯·普萊斯 (Janos Plesch) 曾經寫道，愛因斯坦的記憶有很強的偏向性，只偏向於他所從事的科學，愛因斯坦很少述及生活瑣事，“不是因為他不感興趣，而只是因為沒有足夠好地記住”。愛因斯坦在給普萊斯的信中首肯了這一點：“關於我在個人事物上的糟糕記憶，你説得很對。”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當愛因斯坦偶爾述及生活瑣事時，往往不可等閒視之，因為那往往是對他的思想有過真正“深刻而持久的印象”的事。
愛因斯坦6歲（1885年）時進了一所天主教小學，且跳過一年級，直接入二年級就讀。這個“跳級”是“蓄意”為之的：學校規定小孩滿6歲才能入學，因此愛因斯坦的父母從5歲起為愛因斯坦請了家教，以便他一入學就能直接讀二年級。愛因斯坦“跳級”後的成績如何呢？《愛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的第一卷收錄了愛因斯坦第一個學年（即二年級）結束時，母親鮑林·愛因斯坦 (Pauline Einstein) 給她姐姐的信，信中寫道：“昨天阿爾伯特拿到了成績，他又是第一名，拿到了一張很漂亮的成績表……”在關於愛因斯坦童年的林林總總的説法中，稱愛因斯坦為“差生”可算是“以訛傳訛”的著名例子（“訛”之緣起很可能是愛因斯坦就讀的瑞士中學的評分標度逆轉過一次，使某些粗心的後人將高分誤當成了低分，並廣而告之），鮑林的這封信則是顯示傳聞不確的第一份書面證據。
愛因斯坦9歲時（1888年）升入了慕尼黑的路特波德中學 (Luitpold Gymnasium)。這所中學給愛因斯坦留下了很壞，甚至稱得上令他厭惡的印象。在去世前一個多月撰寫的一篇簡短自述中，愛因斯坦稱路特波德中學是“一個處處使人感到受權威指導的德國中學”，稱其教育與“自由行動及自我負責的教育”背道而馳。不僅如此，愛因斯坦針對學校教育的所有嚴厲批評，無論是否有直接的針對者，都或多或少地影射着這所中學[注7]。
不過，路特波德中學是否真的很糟糕，卻是大可商榷的，大約也可算作關於愛因斯坦童年的林林總總的説法中“不無爭議”的例子。比如美國西密歇根大學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的歷史學教授劉易斯·派伊森 (Lewis Pyenson) 在The Young Einstein (《青年愛因斯坦》) 一書中就認為，路特波德中學在當時的德國其實是比較開明的中學 (“had a reputation as an enlightened school”)，愛因斯坦對它的印象無可避免地受到了他後來對德國本身的壞印象影響，從而有一定的誤導性。愛因斯坦的朋友安東尼娜·瓦朗坦 (Antonina Vallentin) 在1954年出版的Einstein: A Biography （《愛因斯坦傳》）中也提到，愛因斯坦早年並未對路特波德中學表示過抱怨或討厭，甚至看起來也並不苦惱，他是在很多年之後才開始嚴厲批評路特波德中學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派伊森的説法。不過這兩人的説法也各有些言過其實，因為如下文將會提到的，愛因斯坦未等畢業就自作主張地從路特波德中學退了學，這哪怕不代表嚴厲批評，起碼也算“用腳投票”地表示了某種程度的抱怨、討厭或苦惱。而退學後不久，他就申請放棄了德國國籍，可見對德國本身的壞印象也是“古已有之”而非只是“後來”才出現的。
這種著名人士的童年記述引發爭議的情形讓我想起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 曾寫過一篇文章，叫作“Such, Such Were the Joys” (這，這就是快樂) ，對自己8歲到13歲期間就讀過的學校作出了極負面的回憶。這篇奧威爾去世之後才發表的文章是一篇散文傑作，但對那所學校的描述是否可信，則頗有爭議。愛因斯坦對路特波德中學的評價也是如此。當然，奧威爾的文章由於是“描述”，故可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核對事實來辨析真偽——並且也確實辨出了一些“偽”。也許小説家本就容易職業性地修飾記憶吧，英國作家C. P .斯諾 (C. P. Snow) 甚至説過，小説家不該寫自傳。但愛因斯坦對路特波德中學的評價既然只是“評價”，是偏於主觀範疇的東西，則所謂爭議也往往只能“公説公有理，婆説婆有理”，而不太可能實質性地予以推翻。
不過也許——雖然只是也許（因為有賴於一種推測）——有一點可以替路特波德中學美言幾句，甚至愛因斯坦本人也未必會反對——因為這“美言”是借用愛因斯坦自己的一次“點贊”，雖然那“點贊”直接針對的並不是路特波德中學。
我們先從那“點贊”説起。愛因斯坦晚年自述所談及的為數很少的生活瑣事中的另一樁——也是另一樁所謂“驚奇”，乃是他12歲那年得到了一本“明晰性和可靠性給我留下了難以形容的印象”的“神聖的幾何學小書” (holy geometry booklet) 。那本書是慕尼黑大學的醫科學生麥克斯·塔耳玫 (Max Talmey) 給他的[注8]。如上文所言，愛因斯坦偶爾述及的生活瑣事往往是對他的思想有過真正“深刻而持久的印象”之事，這本“神聖的幾何學小書”也是如此。它是最廣為人知的愛因斯坦童年故事之一。
這故事既然涉及到一本“神聖的幾何學小書”，我們自然要問：那到底是哪一本書？對此，主要有兩種猜測。猜測之一是前文提到的愛因斯坦的晚年助手之一霍夫曼的看法，他認為“神聖的幾何學小書”是E.海斯 (E. Heis) 和T. J. 埃斯韋勒 (T. J. Eschweiler) 1881年出版的Lehrbuch der Geometrie zum Gebrauch an H?heren Lehranstalten（《高等教育用幾何教科書》）。理由是愛因斯坦的遺物中就有此書，且此書的頁邊上有愛因斯坦的旁註。但這個理由雖能確定愛因斯坦讀過此書，卻不能説明那就是“神聖的幾何學小書”——除非愛因斯坦一生只讀過一本幾何書。而且我從Amazon搜到的此書重印本的篇幅達264頁，似乎不能算是“小書” (booklet) 。對“神聖的幾何學小書”的另一種猜測來自愛因斯坦繼女伊爾塞·愛因斯坦 (Ilse Einstein) 的丈夫魯道爾夫·凱澤 (Rudolf Kayser) 以安東·賴澤 (Anton Reiser) 為筆名出版的Albert Einstein : A Biographical Portrait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傳記》）一書，該書認為愛因斯坦讀的是路特波德中學的數學教本Leitfaden der Elementaren Mathematik（《初等數學教科書》）的第二部分——也即幾何部分，只不過是提前閲讀 (因為他所在的年級尚未教到該部分) 。
哪種猜測更有可能呢？我覺得是後一種，因為凱澤的傳記發表於1930年，是愛因斯坦親自作序的。愛因斯坦並且稱該書的事實部分基本準確 (“I found the facts of the book duly accurate”)。單憑這一點，該書的説法就已經比前一種説法更有分量了。而且跟海斯及埃斯韋勒的高等教育用書相比，路特波德中學的教本顯然更適合向年僅12歲的愛因斯坦推薦。從篇幅上講，也顯然是中學教科書比高等教育教科書更有可能是“小書”。此外，兩本教科書的出版時間分別為1881年和1888年，路特波德中學的教本在出版時間上更接近塔耳玫向愛因斯坦推薦的時間，而且路特波德中學的教本是慕尼黑本地出版的，這些都顯示其更有可能被塔耳玫所注意並向愛因斯坦推薦，從而也就更有可能是那本“神聖的幾何學小書”。
對於像愛因斯坦那樣超前自學的人，學校的作用無疑是大大弱化，甚至往往只會顯出羈絆的，但如果被愛因斯坦大力“點贊”的“神聖的幾何學小書”是路特波德中學的教本，路特波德中學總也該分到一些功勞吧。更何況那個教本的作者阿道夫·西肯伯格 (Adolf Sickenberger) 也正是路特波德中學的教師。將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我覺得也許可以這樣來評價路特波德中學：愛因斯坦對教育體制——尤其是對當時德國的教育體制——的批評無疑有着深刻的一面，但如果因為他這個“非典型性”學生在很多年之後所表述的個人評價，就將路特波德中學視為一間特別糟糕的學校，抹殺其在教材和教師方面的出色之處，那是不公允的。
既然説到了“神聖的幾何學小書”，不能不順便提一下愛因斯坦童年時代跟幾何的另一次“親密接觸”。依據晚年自述，這次接觸發生在他得到“神聖的幾何學小書”之前，是來自他的叔叔雅各布·愛因斯坦 (Jakob Einstein) 。雅各布是一位對愛因斯坦的智力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叔叔。除幾何外，這位叔叔對“代數”的一句風趣介紹也是愛因斯坦津津樂道的——而且拿到今天也不失高明，甚至被認為對愛因斯坦本人的“科普”風格有過影響。雅各布説，代數是“一門愉快的科學，當我們想抓的動物沒被抓到時，我們暫時稱它為x，然後繼續抓捕直到它落網。”回到幾何上來，雅各布將畢達哥拉斯定理 (Pythagorean theorem) 告訴了愛因斯坦（但未予證明），使後者大為着迷，並在“經過很多努力”之後證明了這個定理。
學過幾何的讀者都知道，幾何的證明——乃至其他數學證明——是要從公理、定義等等出發的，從而離不開某種體系。愛因斯坦既然尚未學過“神聖的幾何學小書”，他是怎樣證明畢達哥拉斯定理的呢？這個有趣的問題雖無第一手的答案，但依據愛因斯坦留下的片言隻語的線索，人們已能很有把握地復現他的證明。在晚年自述中，愛因斯坦提供了一條線索：即他的證明用到了直角三角形的“相似性”（考慮到他當時尚未學過幾何，這一術語當是回憶時的借用）。具體地説，他認為足夠顯然——從而可作為證明依據的是：“直角三角形各邊的關係完全取決於它的一個鋭角”（換句話説，兩個直角三角形若有一個鋭角相同，則彼此“相似”）。另一條線索則出現在波蘭哲學家亞歷山大·莫茲科夫斯基 (Alexander Moszkowski) 1921年出版的Einstein The Searcher : His Work Explained From Dialogues With Einstein（《探索者愛因斯坦：通過與愛因斯坦的對話解讀他的工作》）一書中。莫茲科夫斯基是愛因斯坦的朋友，他這本書記錄了與愛因斯坦的很多對話及來自對話的信息，其中提到愛因斯坦在證明中作了一條從直角三角形的直角頂點到對邊的垂線。
依據這兩條線索便可以很有把握地復現愛因斯坦的證明。上圖畫出了一個直角三角形及從直角頂點到對邊的垂線，並對各線段作了標註：A、B、C是直角三角形三條邊的長度，m、n為斜邊被垂線分成的兩個線段的長度。顯然，圖中的兩個小直角三角形分別跟大直角三角形共享一個鋭角，從而“各邊的關係”完全相同。因此：A/C=m/A，B/C=n/B；略微變形後可得：A2=mC，B2=nC，因此A2+B2=(m+n)C=C2。證畢。這個證明用到了愛因斯坦給出的兩條線索，且只用到了那兩條線索，故極有可能就是愛因斯坦的證明。雖尚未讀過“神聖的幾何學小書”，證明畢達哥拉斯定理的這一努力還是讓童年愛因斯坦領會到了數學證明的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只有……不‘顯然’的東西才需要證明”。有了這種領會，當他讀到“神聖的幾何學小書”時，對公理的存在及必須不加證明地接受公理這一特點就並不覺得困擾了。
1894年，因生意經營不善，愛因斯坦一家從慕尼黑遷往意大利，只留了愛因斯坦在慕尼黑讀中學。按部就班的話，愛因斯坦尚需三年時間才能讀完中學，但該年年底（12月29日），愛因斯坦就從家庭醫生——恰好是塔耳玫的哥哥——處弄到了一紙醫生證明，以“健康原因”退了學[注9]。愛因斯坦並且還得到了路特波德中學一位老師的“推薦信”，對他的數學知識和數學能力給予了讚許。就這樣，愛因斯坦“輟學”離開了路特波德中學，赴意大利與家人團聚 (這麼大的事自作主張，幸虧他父母不是什麼“虎媽”、“狼爸”，否則焉有寧日)。不久之後，愛因斯坦申請放棄德國國籍，並於1896年1月28日獲得了批准[注10]。
關於愛因斯坦的童年，大致就寫到這裏。本文——及擬在未來一段時間撰寫的有關愛因斯坦的若干其他文章——是隨筆，也可以算讀書筆記，可歸入我“自創”的所謂“理科書話”之中。既是隨筆，自然不會——也不必——面面俱到。事實上，有關愛因斯坦的文獻汗牛充棟，面面俱到別説辦不到，哪怕能辦到，也勢必包含太多已被別人重複過太多遍的東西，不如只揀一些我想寫的方面來寫，其中起碼會有一些——且希望所佔的比例並不小——是不太容易從普通讀物裏讀到的。這是本文——以及我的所有隨筆類文字——在內容取捨上的基本原則。
作為本文的尾聲，我們來欣賞一幅愛因斯坦在路特波德中學的集體照——攝於1890年。愛因斯坦站在第一排右數第三，是相片上唯一面帶微笑的小孩。
註釋
1. “十一時半”常被轉述成“11時30分”或“11:30”，不過對於熟悉精度概念的人來説，這種轉述是有些彆扭的。因為當一個“物理量”的數值不帶誤差時，精度往往由最後一個數字來體現，因此“11時30分”或“11:30”意味着精度是“分”，誤差只能在“分”的量級，而“十一時半”是以“半小時”為單位，誤差可以大得多——比方説完全可以是“11:18”或“11:43”等等。
2. 確切地説，字面上所載的是“以色列宗教”(israelitischer Religion)，那是猶太教的前身。不過，愛因斯坦的父母其實並不信猶太教——也不信別的宗教。愛因斯坦在晚年自述裏曾表示：“我是完全不信宗教的(猶太人)父母的兒子”。愛因斯坦小時候所受的宗教影響是來自他的遠房親戚及學校。
3. “愛因斯坦最後女伴”(Einstein's last significant other)的説法源自愛因斯坦文獻專家艾麗絲·卡拉普萊斯(Alice Calaprice)等人編撰的An Einstein Encyclopedia (《愛因斯坦百科全書》)。“significant other”常被中譯為“愛人”(比如中文維基百科就如是對應)或“情人”，但中文“愛人”所具有的“配偶”之意，及“情人”所具有的曖昧之意跟愛因斯坦與範託娃的關係有所不同(前者完全不符，後者過於誇大)，故改譯為“女伴”。
4. 身為猶太人的愛因斯坦父母為何會因“猶太味”太重而放棄一個名字？我不得而知。猜測一下的話，也許是因上文所説的，直到愛因斯坦出生前不久的1871年，猶太人在德國所受的歧視仍相當顯著，故而也許習慣性地不願太容易被人從名字上識別出。
5. 這讓我想起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一書裏曾經記述説，張愛玲看到軍人操練時駭然表示：“他們都是大人呀，怎麼在做這樣可怕的兒戲！”
6. 愛因斯坦的光芒往往會遮蔽身邊的人，比如我很久以來就只知道瑪雅是“愛因斯坦的妹妹”。其實人家是很有才的，是文學女博士，可以甩如今的多數女文青們好幾條街。
7. 但不無諷刺意味的是，這所被愛因斯坦嚴厲批評過的中學，卻於1965年改名為了“愛因斯坦中學”(Albert-Einstein-Gymnasium München)，讓人不禁想起愛因斯坦説過的一句話：“為了懲罰我鄙視權威，命運將我變成了權威”。
8. 塔耳玫——當時叫作塔耳木得(Talmud)，塔耳玫是後來改的名——是一位貧困的猶太學生，每週四在愛因斯坦家吃一頓免費午餐。提供這種午餐是一種猶太傳統，本意是請一位教士，不信教的愛因斯坦父母將之改為了請一位普通學生。不過那“普通學生”通過推薦科學讀物而對愛因斯坦的未來產生了巨大影響，包括讓一度與父母的不信教背道而馳的愛因斯坦擺脱宗教，則是始料未及的“蝴蝶效應”。
9. 那紙醫生證明想已不存(起碼是未被《愛因斯坦全集》所收錄)，各傳記的記述大致雖同，細緻用語卻互有差異，也不知哪些是醫學用語，哪些是描述性用語(但都指向“精神”或“神經”，程度則有“緊張”、“疲勞”、“崩潰”等等)，姑用“健康原因”籠統言之。另外可以提到的是，當時愛因斯坦跟學校的關係已相當緊張，據他多年後在一封信裏敍述，一位老師希望他退學，並對他説：“僅僅是你的存在就破壞了學生對我的敬意”。不過沒有跡象顯示愛因斯坦的退學是被迫而非主動。
10. 促使愛因斯坦退學及放棄德國國籍的另一重可能的原因，是德國孩子年滿17歲就必須登記兵役，不得移居國外，而愛因斯坦——如正文所述——從小就對軍事化訓練深為反感，更遑論兵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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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簡介：文章2020年8月14日發表於微信公眾號 返樸（愛因斯坦的童年 | 昌海一述），風雲之聲獲授權轉載。
責任編輯：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