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薩藤在緬因海岸獨自生活，以寫作為業。她從抑鬱症的泥潭中站了起來，然後説：“鳳凰，是的，那種神話中的鳥，在火中化為灰燼，又從灰燼中重生……我會像鳳凰一樣從火中再生，更新一切，尤其是我心中的痛苦。”
她1912年生於比利時， 4歲時隨家人移居美國，生活在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市。她的父親喬治 · 薩藤是一位科學史教授，她的母親瑪貝爾 · 薩藤是藝術家和設計師。梅 · 薩藤自孩提時代起就對文學和詩歌有着濃郁的興趣，她19歲時遊學歐洲，在巴黎生活了一年，此後每年訪歐，認識了一連串傑出的朋友：弗吉尼亞 · 伍爾夫、伊麗莎白 ·鮑恩、朱利安和朱利婭 · 赫胥黎、柯特連斯基等等。受這些朋友影響，她於1937年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四月相遇》(Encounter in April)，次年又出版了第一本小説《孤犬》(The Single Hound)，由此開啓了漫長而成功的創作生涯。
知名文學雜誌《巴黎評論》有一檔經典欄目：作家訪談。半個多世紀以來，榮登這一訪談的作家包括海明威、聶魯達、桑塔格、厄普代克、馬爾克斯、昆德拉、博爾赫斯、埃科。《巴黎評論》每篇訪談都力求完美，整個週期往往歷時數月甚至更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梅·薩藤迎來了《巴黎評論》的採訪者。她在自己的日記《過去的痛》中寫道：“1979年3月11日 星期五，《巴黎評論》的記者全天都在這裏，這是一個剛從拉德克利夫畢業的年輕女人……沒有萬達的熱情沒人會來我這裏，但我感到一點悲哀，我等了這麼多年的採訪者並不很理想。她對作品不太熟悉，也不讀詩。那使我費了很多口舌談了許多關於詩的東西。令人失望的是缺乏尖鋭的問題，那種問題對被訪問者可能是具有啓發性的。我努力去接受她提供的一切，並儘可能去幫助她，這也許會使結果比我擔心的要好一些。”
文中的採訪者應為萬達·烏爾班斯卡(Wanda Urbanska)，1978年剛剛大學畢業，在《巴黎評論》任助理編輯。可以預料的是，這篇並不成熟的訪談並沒有出現在《巴黎評論》上。我們看到的是四年之後的另一篇訪談，由卡倫·索姆(Karen Saum)完成。她是梅·薩藤長期的密友，也曾數次出現在《過去的痛》中。在1983年這期作家訪談裏，已經獲得讀者和評論界認可的梅·薩藤回憶起年輕時“為錢而寫”的經歷：“我在劍橋生活的那段時間確實寫過一些短篇小説……那些故事都不怎麼樣，我可不想看見它們重印。它們實在是…… 唉，有一篇很短的故事讓我得到了600美金，當時那可是不小的一筆，我有點飄飄然了。我想，這可真不錯啊，那就多寫點吧!後來確實寫了不少，但最終停下來了，因為當我坐在打字機前的時候，美金的符號就在眼前飄過。那是為了錢而寫的。 不知為何我沒法這麼做。
她確實沒法這麼做。她的詩句如此清澈，容不下雜質。
“To be still, to be silent, to stand by a window.
Where time not motion changes light to shadow."
訪談中還有這麼一段對話。卡倫問：“從哪裏開始，這樣的結局就變得無法避免了?”梅·薩藤答：“從真摯的愛被玷污的那一刻開始。那是喪失一切、一無所有的轉折點。接下來她就身處地獄了。”不知道有多少曾經身處地獄的人經歷過這樣的轉折點。光與暗的分界，喜悦的終結。退回一步，是無知無覺的快樂;向前一步，是萬丈深淵。梅·薩藤的處境不可謂不艱難，在她生活的年代，身為同性戀要承受比現在大得多的壓力。《紐約時報》一位書評人公開指責她的新作是“同性戀小説”，而與她共度十餘年人生的伴侶朱迪患上了奧茲海默症，忘記了過去的一切。在難以想象的傷痛中，她寫道：“穿越痛苦的惟一途徑是經歷它，吸收它，探索它，確切地理解它是什麼，以及它意味着什麼……沒有相同的愛，也沒有相同的死亡，相同的損失：這些路我們是要獨自走的。”被深淵回望過的人，恐怕都明白這個道理。
身為女性，身為少數羣體，究竟要面對多少苛責?梅·薩藤在小説《報應》中借勞拉之口説：“ 我想，不論一個女人曾經擁有多少創意和力量 —— 就像你—— 我們都默許自己陷入各式各樣的成見中。説到底，女人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們並不會預設男人 “ 應該” 結婚、“應該 ”成為父親，對嗎? ”如今我們似乎走入了四十年前美國社會的軌道。選擇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幾乎一定會招致指責。一個獨自生活的人能夠過得幸福嗎?太多人急於評判，卻不知道內心足夠豐富的人會把孤獨看作一場盛宴，因為它能提供安靜平和的心態，以及源源不斷的創造力。在一個理想的社會里，再小眾的生活方式也會受到尊重;但即使沒能身處這樣的社會，我們也得寬恕自己，才會有力量前行。
《過去的痛》真實地還原了一顆敏感、熱忱的詩人之心，卻並沒有囿於情緒的鋪陳，而是更多地表達了對文學、歷史、教育等諸多領域的關注。比如梅·薩藤對芝加哥貧民窟一所學校的描寫：
它由一名黑人婦女所領導，接受的是五到十三歲的黑人兒童。她的名字是馬瓦·科林斯(Marva Collins)，學校命名為西區預科學校(West Side Preparatory School)。她曾在公立學校教書，厭惡過多的小玩意、工具、體育館，和真正的基本教育的匱乏，尤其是閲讀和寫作，於是她決定在自己的房中開幾個房間，她的房子在當地一排高大卻多少有些荒廢了的房子中間。她站在那裏，痩削，稜角分明，有着一張極其熱情的面孔和燦爛的黑眼睛，面對着一教室的黑人孩子，她命令他們努力學習，每天從八點到三點都不準玩耍，她給孩子們留家庭作業，孩子們也熱心於此，他們上牀睡覺時都帶着書。他們讀些什麼?誰是他們喜愛的作家?當莫利·塞弗(Morley Safer)提出這些問題時，孩子們紛紛舉手，一個大約九歲的男孩令人震驚地回答 :“喬叟、莎士比亞”，一個稍大一點的男孩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等等，很清楚，閲讀已經成了他們生活中最大的事情。
被梅·薩藤視為摯友的卡倫問她：“如果您現在十七歲，看到七十歲的自己，會怎麼想?”梅· 薩藤答道：“我想我會為自己驕傲。我做到了預想中的事情，儘管沒得到多少幫助……假如十七歲的我知道自己出版了十二本詩集(那時候我根本沒想到會有小説)，我會覺得相當不錯。我會説，你做到了自己該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