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論及苦雨齋內外，多會提起友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徐祖正、張鳳舉，弟子俞平伯、廢名、江紹原、沈啓無等(乃至後期的文載道、紀果庵、周黎庵、柳存仁、謝興堯，不過那時已是苦住庵)，而有一位重要的新文學作家卻多半不在視野之內，雖然她是周作人的學生，且畢業論文也由周指導，即原名謝婉瑩的冰心女士。
周作人自一九一七年任教於北京大學，後經胡適力薦，又兼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一九二二年)，所謂“獨當一面”是也。在這個新的課堂上，日後最知名的學生應該當屬冰心了。其時的文壇視冰心為周作人的得意門生，似給人造成的印象乃苦雨齋一脈，而事實上，大約並非如此。兩人談起對方的次數雖不算多，但也不至於全然無，或可以自這些話語中探究一下其中的某些意味。
冰心不太談論這位老師，寥寥數次而已，言簡意賅。一是在自傳中回憶大學生涯(一九八五年所寫)，説：“這時已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該忙我的畢業論文了。文科裏的中國文學老師是周作人先生。他給我們講現代文學，有時還講到我的小詩和散文，我也只低頭聽着，課外他也從來沒有同我談過話。這時因為必須寫畢業論文，我想自己對元代戲曲很不熟悉，正好趁着寫論文機會，讀些戲曲和參考書。我把論文題目《元代的戲曲》和文章大綱，拿去給周先生審閲。他一字沒改就退回給我，説‘你就寫吧’。於是在同班們幾乎都已交出論文之後，我才匆匆忙忙地把畢業論文交了上去。”
另有一次，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陳子善想要編一本關於周作人的回憶文集(後成書《閒話周作人》)，“廣邀海內外的周作人門生故舊新撰回憶文字”，其中冰心先生是重要的約稿對象。但冰心婉拒，寫了一封信表示這個意思，其中有言：
“關於周作人先生，我實在沒有什麼話説，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過他的課，他很木訥，不像他的文章那麼灑脱，上課時打開書包，也不看學生，小心地講他的，不像別的老師，和學生至少對看一看。我的畢業論文《論元代的戲曲》，是請他當導師的，我寫完交給他看，他改也沒改，就通過了。”
雖然是婉拒，但推辭中寫出了對周作人的印象和看法，也算是不談之談。在這數語中(再加上前面自傳的有關段落)或可揣摩出若干意思：周作人不善於講課，與學生的交流極少，自然，和冰心也沒太多交流，即使擔任導師;未對畢業論文修改，可能出於周作人的寬容，也或許是冰心寫得本來不錯，還有一點，於元代戲曲，似非周作人的興趣點，在其文章中很少提及，這大概也是緣由之一;另外，冰心婉拒寫回憶文章，“沒什麼話説”當然可以成立，但若考慮一下，九十年代初的時代氛圍，對周作人話題(包括研究)的微妙態度，大約也不是不可以的。
至於周作人如何回答他人問自己門生弟子(涉及冰心)的問題，我所見有兩次。一次是一九三四年，周作人前往日本東京訪問，其間接受井上紅梅採訪(後發表於《文藝》(改造社)第二卷第九號)，有問曰“您的弟子中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很多”，請他介紹一下，周作人答：“俞平伯現擔任清華大學教授，他是俞曲園的曾孫，在中國文學研究方面自成一家，他經常寫些評論。作家裏有馮文炳和冰心女士。馮文炳筆名‘廢名’，現在擔任北京大學英文科教授。他的《桃園》、《棗》、《橋》(上卷)以及《莫須有先生傳》等作品已經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前三個集子中的作品與鈴木三重吉的風格類似。《莫須有先生傳》是一種特殊的東西，受到莊子的文章和李義山詩的影響，大量攝取了支那固有的思想。象徵手法的運用甚至會使讀者在最初閲讀的時候不易理解，但我覺得那種作品很好。社會改革家們如果把過去的、傳統的東西徹底破壞，‘中國’這種特色也就消失了。”另一次是一九六一年，香港的鮑耀明在信中問，“此地雜誌文章謂平伯、廢名、冰心三位乃先生入室弟子，然乎?”周作人後來覆信：“承詢三君，確係舊日學生，唯其學術造就，則各人固有，與鄙人則無關係，至於女士成名，不關學問，舊日女生中有馮沅君(原名淑蘭，乃馮友蘭之妹)文學學問頗有可觀，現在青島教書，為陸侃如教授夫人，其才似出‘先生’(現時名稱與‘老師’不同)之上也。”
細讀這兩次答客問，雖隔了二十多年，卻有相似之處，即凡涉冰心均一語帶過。答井上紅梅時，雲“作家裏有馮文炳和冰心女士”，之後盡是關於馮文炳的介紹，從在何處任職，代表作品列目且在哪家書店出版，與日本作家做平行比較，甚至詳説《莫須有先生》之藝術特徵，而前面講俞平伯，介紹其家世，及在何領域所長;答鮑耀明，關於冰心，僅“至於女士成名，不關學問”，其後，反而介紹起鮑耀明並未問及的馮沅君，且揄揚其學問超出自己，可謂推崇。
從這些回答可看出，周作人談起俞平伯、廢名，甚至馮沅君，總禁不住要多説幾句，而涉及冰心，卻是惜字如金，簡練至極，幾乎一點都不多言。不免讓人好奇，為何會如此?不妨可以溯源一下。
周作人與冰心是有交往的，在《周作人年譜》上有多處記載。如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得謝冰心來函”;七月四日，“得冰心函”;七月三十一日，“謝冰心來訪”;八月二十三日，“得冰心自神户來函”;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得凌淑華、謝冰心函”。周作人不僅在新文學課程中講過冰心的文章，且曾將其詩歌及小説譯成日文介紹到海外(“有日本的知人在北京刊行雜誌，囑我做點文章，我因為自己發不出什麼議論，便改變方向，想來嘗試譯點小説。這個動機本是由於《愛的實現》的批評，因此便想翻譯這一篇……”)，主編的新潮社“文藝叢書”收入冰心的詩集《春水》。從這些痕跡來看，似乎兩人的關係還是不錯的，不過，如果置諸文藝觀念，大約是須再深入一些的。
除去答客問，周作人於所寫的文章裏，也曾提及冰心。在《志摩紀念》中，他説：
“據我個人的愚見，中國散文中現有幾派，適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長於説理講學，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碑，平伯廢名一派澀如青果，志摩可以與冰心女士歸在一派，彷彿是鴨兒梨的樣子，流麗輕脆，在白話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歐化種種成分，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進而為一種富有表現力的文章，這就是單以文體變遷上講也是很大的一個供獻了。”
這是在徐志摩逝世後寫的紀念文章，評其散文成就時，順帶將冰心與其納為一個派別，比喻為“鴨兒梨”，特徵是“流麗輕脆”。在此文的語境中，這自然是好話，正面的表揚。不過，若聯繫周作人前後的文學思想，及對文章之美的態度，這“鴨兒梨”、“流麗輕脆”，其優秀程度或許就要打幾分折扣了。
《<桃園>跋》中，他説：
“近來創作不大講究文章，也是新文學的一個缺陷。的確，文壇上也有做得流暢或華麗的文章的小説家，但廢名君那樣簡煉的卻很不多見。”
“流暢或華麗”，意同“流麗輕脆”，此特徵的文章在周作人眼中雖不屬“不大講究”，顯然有其優點，但語氣間，較之廢名的“簡煉”之風，卻是要下一格了。
還有更進一步的論述，是在《<棗>和<橋>的序》裏，“民國的新文學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復興，唯其所吸收的外來影響不止佛教而為現代文明，故其變化較豐富，然其文學之以流麗取勝初無二致，至‘其過在輕纖’，蓋亦同樣地不能免焉。現代的文學悉本於‘詩言志’的主張，所謂‘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標準原是一樣，但庸熟之極不能不趨於變，簡潔生辣的文章之興起，正是當然的事，我們再看詩壇上那種‘豆腐乾’式的詩體如何盛行，可以知道大勢所趨了 。詩的事情我不知道，散文的這個趨勢我以為是很對的，同是新文學而公安之後繼以竟陵，猶言志派新文學之後總有載道派的反動，此正是運命的必然，無所逃於天壤之間”。
流麗之特徵的文學作品，大致同於公安派復興，但“其過在輕纖”，這是周作人明確的批評。而簡潔生辣的作品必要代之興起，乃大勢所趨。此時再想一想答井上紅梅體提問時，於冰心一語而過，其後詳説廢名，可以相映成趣了。
而周作人對公安派的態度，可從林語堂寫文章認為其與公安派一脈相承，周乃大不以為然，做《重刊<袁中郎集>序》一文，表示自己的辯駁之意。於公安派，周作人有限度地認可，而明確表明自己的文章之美學淵源與此無關(六朝才是源頭)。
“流麗”之語，在周作人這裏，未必是盡為褒義的詞。《<燕知草>跋》裏説，“我也看見有些純粹口語體的文章，在受過新式中學教育的學生手裏寫得很是細膩流麗，覺得有造成新文體的可能，使小説戲劇有一種新發展，但是在論文——不，或者不如説小品文，不專説理敍事而以抒情分子為主的，有人稱他為‘絮語’過的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些。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才可以造出有雅緻的俗語文來”。
我們可以看到，“澀味與簡單味”較之“細膩流麗”(“在受過新式中學教育的學生手裏”之語，頗耐尋味)，顯然更上一層，而這才是周作人對文章之美的更高要求。所謂澀味與簡單味，是他經過對新文學的思考得來的(“中國的文學革命是古典主義(不是擬古主義)的影響，一切作品都象是一個玻璃球，晶瑩透澈得太厲害了，沒有一點兒朦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種餘香與回味”，《<揚鞭集>序》)，因之，周作人在自己的寫作中力行之，亦成為其小品文的重要特徵。廢名、俞平伯深受老師影響，審美趣味及文章風格逐漸靠攏，獲得知堂的讚賞，乃至在答客問時多言幾句，自然屬情理之中。
同樣的意思，有時周作人會不止説一次，如《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將《志摩紀念》那段話又表示一遍，不過更明瞭些：“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個水晶球樣，雖是晶瑩好看，但仔細地看許多時就覺得沒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他們的作品有時很難懂，而這難懂卻正是他們的好處。同樣用白話寫文章，他們所寫出來的，卻另是一樣，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須費些功夫才行”。
話説得有點遠，但這樣子遠一些，或可更好理解知堂老人答井上紅梅、鮑耀明時，語涉冰心的三言兩語惜字如金的緣由罷。冰心雖為其學生，但關係疏離，“沒有什麼話説”，也可以從這裏得到一些解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