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布斯離世以來，“蘋果再無創新”的評價幾乎貫穿歷次新品發佈會的次日，與其説是某種政治正確的刻奇表態，不如理解為公眾對於蘋果和iPhone的預期遙不可及。
這與喬布斯所主張的“Stay Hungry”的理念或有重疊，在他生命的最後數十年間，Mac、iPoad、iPhone、iPad就像從魔法帽子裏接連跳出的兔子，激活酣睡的市場使其變得飢餓如同野獸，蘋果公司亦是盛況空前。
只是，人們擅長總結守舊的代價，卻極少言及創新的風險，經管學科將之稱為“創新力與控制力的統一”，比如安然公司的創新能力迄今為止仍是MBA教材內的經典案例——其在上世紀末就開始投資和開發寬帶網絡和電子商務——但是追求變革同時也意味着根基遊離，企業的主營業務受累於向創新項目輸血，終致現金流的失衡。
熊彼特將創新解釋為“建立新的生產函數”，它並非是一蹴而就的新鮮商品，而是始於供應、撬開需求的市場行為，否則便會淪為諂媚資本的概念，一如摩托羅拉生不逢時的“銥星計劃”，或是百度服務於公關訴求的“筷搜”。
縱使如此，蘋果2015年的新品發佈會的表現很難完全隔絕“新意”——我們姑且藏起“開創”的詞性——順應人體工學的壓力屏技術不僅重塑了觸屏設備的交互體驗，它也同樣將新的適應成本裹挾而至，所謂“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人們往往擁戴創新，卻又遲疑和畏懼改變。
當中國的科技企業已經將“生態”擴大到了“生態鏈”並還在設法尋找更為恢宏的描述時，最具發言權的蘋果仍在強化它的平台故事，當技術奇點尚未臨近，硬件廠商的最大使命就是跟隨摩爾定律，將角色職責從“我能做什麼”延續到“我能讓別人來做什麼”上。
因此，無論是春季還是秋季，蘋果兩場年度盛會的第三方登台者比重逐年增加，硬件本身的功效在於提供實現能力，至於如何實現，那是同盟陣營的工作，職業經理人相比企業創始人的變通空間從而體現，我們看到微軟的副總裁現身演示Office套件在iPad Pro——同時也是Surface最大的競爭對手——上的體驗，而Adobe也重新成為“Good Friend”，Flash遭到蘋果全系產品驅逐的歷史似乎獲得“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處理，更不必説那個曾在《1984》經典廣告中被隱喻為“Big Brother”的IBM，它和思科一起亮相於蘋果戰略合作伙伴的名單，蒂姆·庫克大概想要證明在這個偏執狂稀缺的時代，不是偏執狂也能找到生存的合適方式。
直到U2樂隊的收場傳統終結，剛為Taylor Swift巡迴大秀助陣不久的Ryan Tedder亮相前台，方才令人察覺喬布斯的遺產就在唸念不忘之中流失殆盡，而蒂姆·庫克用了足足四年時間，完成了全球最大商業帝國的領袖變更，蘋果公司的市值幾近翻倍，這份答卷無論如何也足以稱得上差強人意。
蒂姆·庫克既是喬布斯向董事會力薦的繼任者，也是為蘋果清洗喬布斯印記的執行者。根據彭博社的記錄，喬布斯生前對庫克及其管理層的最後忠告，就是“不要問‘如果是史蒂夫會怎麼做’”，他的欣慰在於，後者忠實的遵從了這份指示。
喬布斯在最初一代iPhone發佈時嘲諷其他觸屏智能手機的手寫筆配件，Keynote上赫然在目的旁白是“誰會想要一隻筆”，儘管那時的語境基於智能手機和文字輸入，然而適配iPad Pro且服務於圖像輸入的Apple Pencil還是引起媒體充滿戲謔的用作對比。
更小的平板電腦、更大的智能手機、不再擬物化的設計，甚至連喬布斯重返蘋果時力主叫停的慈善捐贈計劃也被蒂姆·庫克重新恢復，他做了他在世期間宣稱絕不會做的所有事情，並讓所有產品的銷量繼續保持增長，這種告慰形式本身就有着十足的“喬氏範兒”。
蒂姆·庫克面臨着與喬布斯時代截然不同的競爭環境，位於iPhone 3GS的準心中央的是黑莓和它所代表的商務市場，而在其隕落之後填補真空市場的Google則更為靈巧和強大，蘋果的爭取人羣亦向布魯克林的青年男女靠攏，他們的消費能力及意願並不亞於主流的中產階級。
或者説，這是美式文化的怡情與輸出，佩戴Apple Watch收聽孕婦胎動的醫生、使用iPad Pro繪製樣張的設計師、經由Apple TV觀賞職棒大聯盟的家庭、按下iPhone快門留駐美好時刻的大眾用户，疊加構成了蘋果公司的價值觀區間：它所生產的商品從來不是生活的主角，但是有了這些商品，生活會變得更加愉悦。
與此同時，雖然中國終於再度成為iPhone 6S系列新品的首發國家——這在很多時候都是不敢奢求的期待——但是中國市場體制對於蘋果產品軟件層面的閹割，其實是將這種優勢打了折扣，就像iPhone 6S的演示應用列表中除了微信和微博之外，同屏的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都是大多數國家的狂歡和小部分國家的孤單。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講過一則故事，説若是在台大校園立牌子，無論是寫“台灣獨立”還是“兩岸統一”都不會有人理會，但是要寫“”“全校禁止使用網絡”，肯定會引起暴動，“我去過大陸十幾次，年輕的助理一路上都讚美大陸，但發現上不了Google、Facebook之後，他們對大陸的看法就變了”。
Apple TV的未來更加清晰，它的劃時代體驗無需贅述，然而中國用户註定與之隔絕無緣，很難想象蒂姆·庫克的團隊如何解決電視盒子在華的牌照門檻，即使解決了——或者説真的借牌落地——那時的Apple TV，又該陷入怎樣一種“買櫝還珠”的窘境，作繭自縛成為一個平庸無奇的廣電接收器。這也是為什麼當中國幾個最大的視頻網站還在將1080P超清體驗作為會員收費選項經營，海外的用户已經能夠通過Youtube和Hulu在各個終端上的應用收看4K畫質的內容了：我們談論的，並不只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差距。
用苛刻的眼光來看，蘋果值得挑剔之處還是不少，比如還是沒能改善的攝像頭凸起問題，這是機身攤薄工藝的勝利，卻沒能拉上堆棧式CMOS共同進退。只是，蘋果的強勢在於它能夠強化短板領域的“可接受程度”，比如在iPhone 6之前，很少有其他智能手機企業敢於將攝像頭做凸起，多數妥協都是放棄機身攤薄將厚度配合攝像頭的高度。而在之後，凸起的攝像頭很快成為業界常態，眾所推舉的公共防線即是蘋果“也這麼幹”。
至於Live Photos其實是將Htc Zoe的特色移植而來，這項功能的驚豔，使得《哈利波特》設定中的“會動的照片”實現成真，這便是科技的魅力，它讓奇幻不再是空中樓閣，如愛因斯坦所言：“知識有限，而想象力無限”。
蒂姆·庫克亦從最初上任就終結了“One more thing”的戲劇性演繹，這讓那些推崇《喬布斯的魔力演講》的忠實擁躉不無傷感，但是流水能夠帶走落葉，卻對巍然不動的礁石無能為力，它的亙古超越歲月刻度，同時也要坦然接受孤獨而沉默的命運。
所以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概莫能外。
法國青年托爾維克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裏總結，人們原本憧憬建立一個脱離過去的嶄新世界，卻發現他們最終不過是在用那些廢墟的瓦礫重建曾經夢想的高樓。我想，屬於蒂姆·庫克和他的蘋果公司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