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看天下實驗室 （ID：vistaedulab），作者：劉雲杉（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編輯：石悦欣，頭圖來自：《小歡喜》
家長並不是一個抽象概念，也不是模糊的一羣人。我們需要認識他們：他們是誰？他們如何學習為人父母之道？他們面臨什麼樣的教育選擇？他們和他們的孩子所面臨的是什麼樣的學校環境、教育制度、社會結構乃至國際秩序？
目前的家長多是“80後”一代，也多是第一代獨生子女。“四二一”的家庭結構讓他們成為家裏的小太陽，甚至“小皇帝”“小公主”，他們好像永遠不需要長大。
可是，時間並不等待一代人的成長，獨生子女一代如何為人父母呢？享受愉快學習、信奉兒童中心的父母為什麼深陷教育競爭，瘋狂“雞娃”呢？
這就出現了一個奇異的現象：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童年是漫長的，而他們的孩子的童年或者缺失，或者被壓縮，他們被加速成長。這一切背後到底是什麼邏輯？
劉雲杉
為什麼要出台教育雙減？
2016年，我在《自由的限度：再認識教育的正當性》一文中指出：對應試教育最直接且切膚的批評來自温情的獨生子女家長，他們尖鋭地批評應試教育是“精緻的暴政”，他們希望能為孩子提供更為輕鬆、自然且自由的童年。他們相信，想象力是第一生產力，要善待兒童，保護兒童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他們喜歡引用愛迪生的這句話：人類的大腦發展的可能性幾乎是無限的，但重要的是不要讓小孩子去學習他們不喜歡的東西，如果學習不如玩耍有興趣，那就變成了一種傷害。如果你讓一個孩子學習他不喜歡的東西，並且一直持續到14歲，那他的大腦就永遠地損害了。
愉快學習進入政策話語，變成了素質教育。素質教育作為應試教育批判的武器登場，素質教育減輕了學生的學業負擔嗎？
在減負的1.0版本——學校減負了，家長們卻憂慮了，校外培訓機構高興了。減負將學校的主陣地讓渡，將教學的關鍵責任外包：一方面，在自主且愉快的校園，在多元的評價中，學生們是沒有區分度地普遍好；另一方面，核心競爭已經移步於校園之外，在課餘、在假期，在各種收費貴賤不等的培訓班、補習班中，在奧數、英語、書法、鋼琴，在各種可以測量與不可測量的技藝與特長中。
校內的“減負”與校外的“增負”意味着教育的育人與擇人的兩大功能有了離奇的分離：在應試教育中，學校既培育亦篩選，學得好就能考得好。可是，在校內的學業減負背後，有多少身心疲憊的孩子與負擔沉重的家庭？孩子的學業負擔已經轉化為家庭教育負擔：家長的經濟負擔、時間成本與情感焦慮，學業減負背後卻是家庭的教育負擔加重了。
家長們不心疼孩子嗎？不懂拔苗助長的道理嗎？“不能輸在起跑線上”，既是培訓機構蠱惑人心的廣告詞，也是家長們彼此綁架、推高投入的心魔。
《小歡喜》劇照
2021年，在《拔尖的陷阱》一文中，我借“楊搶跑”（化名）的案例剖析了“搶跑”的機制：
三歲時，母親給我買了第一本字典，艱難地教會我如何查字典；三歲半學會了10以內的加減法，誤打誤撞做對了奧數題。上小學前，就可以輕鬆讀報、讀無插圖的格林童話，計算四位數進位錯位加減法，背乘法口訣，掌握了勾股定理。
可是，這究竟是超常的學習能力還是超前的學習節奏？
小學二年級開始系統學習奧數，小學三年級學習初中英語，小學五年級學習初中數學，小學六年級學習初二物理，小升初的暑假背完了中考必備古詩詞。
若干年後，“楊搶跑”考上了北京大學，但她確信自己並不是超常兒童，她不過是一個早慧且聽話的孩子，她習慣了超前學習的各種甜頭：長期保持絕對領先的優勢，在班級始終處於領導者地位，成長中與外界建立了“正反饋”。然而，這樣的“超前學習”並非沒有代價，教學論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學習既要尊重知識內部的邏輯，也要尊重兒童認知心理的發展。“楊搶跑”總是忙碌於新一輪的超前學習，她校內的自主學習、獨立探究高度依賴校外培訓。
她反思：在高中之前並沒有真正學會學習，解題的套路和學習的思路都是各式輔導機構提前灌輸的，既未深入理解知識的原理，也不具備舉一反三的能力，甚至只熟悉輔導機構提供的例題。知識的領悟能力與獨立思考能力長期停滯不前，學習並沒有捷徑。
“早一步，贏一路”，搶跑已經不再是個別人制勝的秘密，多數人都按下了超前學習的快進鍵。校外培訓成了“生存”的必需——不提前學，很難一次就跟上常規的學校課程（進度），少數搶跑學生很容易主導課堂參與，這極大助長了不正常的超前學習。在奉行學生自主學習的教改學校或競賽班級，出現了“校外系統學習”，“校內個性展示”的局面。
學業減負與校外教培興起是什麼關係？校內減負與校外學習嵌套在一起，在校內校外分工的1.0版本中，校內傳授基礎知識、校外補缺或者是培優；2.0版本則是校外超前，校內加速；到了3.0版本，則是校外系統輸入知識，校內展示能力，體驗成功。
教師少教，學生就能多學嗎？學業減負、建構主義教學與學習資本化、教育產業化究竟是什麼關係？
校內減負與學業外包，自主學習與校外培訓、多元選擇與項目超市、成長賽道之間，構成複雜的教育生態：其一，學校內部以學替代教，知識認識化，教學活動化，教師被弱化，學校的邊界、教育的權威被消解；其二，家長主導制興起，“母職經紀人”出現，精明的家長不僅規劃學習內容，還選擇教師，甚至選擇學伴。其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自由”“選擇”與“效率”，既成就了學習經濟的巨大利潤，也造成了學校教育的空洞化。
這是教育雙減政策出台的背景。雙減的一個期待是：不以外包的學習替代學校的教育，重塑家長對學校教育的信任。
自由散養為何迅速破產？
愉快學習為什麼會南轅北轍？自由散養為何迅速破產？教養理念既和每一代人的生命歷程緊密相連，也由其所植根的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所決定。我們來參考美國社會學家帕特南的《我們的孩子：危機中的美國夢》，因為它所反映的不僅是美國夢的受挫，而是全球社會發展的一些共同特徵。
二戰以後，《斯波克育兒經》風靡一時，它諄諄教誨嬰兒潮一代的父母們，採取放養式的教育，讓孩子們按照自己的興趣和節奏去自由發展，而不是壓制子女，讓小孩子追趕成年人生活的日程和規則。
這很像我們的獨生一代，“80後”一代趕上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大潮，整個社會各階層都搭上了自動上升的扶梯，一代比一代更強的進步敍事既是樂觀的期待，更是客觀的事實。美國的嬰兒潮一代同樣趕上二戰以後的黃金時期，整個社會快速增長，欣欣向榮。1954年，《國富民豐》出版，美國的富足造成了史無前例的機會均等，人們樂觀地相信，經濟增長的大潮會讓所有的船隻都揚帆遠航，增長的紅利、發展的紅利能讓每一人分享。
在帕特南的故鄉，1959屆的畢業生，無論出身如何，都能獲得體面的人生機遇；無論血脈是否相連，鎮民們都把這屆畢業生視為“我們的孩子”。一代人之後，59屆的畢業生的孩子行將踏上這台自動上升的扶梯時，它卻戛然而止；貧富不同的孩子駛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
“我們的孩子”被分解為一家一户的孩子。學校不再奠定社會秩序與社會團結，而是變成機會競爭的戰場。
相應，1980年代以後，關於何為好父母的主流觀念和社會規範發生了轉向；1990年代以後，斯波克的“放任教育”已經為人所摒棄。“模範父母”不僅是需要學習的，而且是需要家長投入極大時間和金錢成本的工程。
安妮特·洛羅的研究指出當今美國社會出現兩種父母教育模式，“精心栽培型”主要指中產階級父母的育兒方式，這類父母從一開始就深謀遠慮地為子女做教育投資，有意識地培養孩子的認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養，最終是為了自己孩子將來可以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學校內有優秀的表現。
相反，自然放養的教育則放手任由孩子發展，讓他們更多憑藉自己的天分和運氣，父母沒有什麼計劃，也不干預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在教育孩子時，這類父母更多靠硬規矩和大棒，很少密切關注子女，缺少對孩子的鼓勵。自由放養型是低社會階層的父母育兒方式。
這一時期，科學研究關注兒童早期的經歷和社會經濟環境是如何影響他們的生物神經發展，早期的生物神經發展又是如何影響他們的未來人生的。有研究揭示出“羅馬尼亞孤兒”——指被孤兒院收養的嬰兒，嚴重缺乏關愛導致這些孩子智商、心理健康、社會適應能力，甚至大腦構造都不同於正常的兒童。
在兒童的成長中，成年人耐心與細緻的關照，温暖且安全的心理環境，親子之間的雙向互動學習，尤其是“接發球式”的互動極為重要，譬如父母以呢喃小曲回應孩子的咿呀。孩子需要的是非正式的互動，而不是外包出去的正式訓練，兒童的大腦並不是一台可孤立運轉的計算機，而是社會性的器官和機制。
更多的研究指出，孩子在幼年如果缺乏來自父母的關愛，他們同成年人之間的親密互動的頻次會下降；如果疏於管教，任由兒童暴露在壓力或惡性壓力下；如果兒童長期在高度的精神壓力下，或負面甚至惡性的心理環境下，由此造成的大腦發育的欠缺，身心出現病變是難以彌補的，將導致他們在身體和心智方面面臨終身困難，譬如抑鬱症、肥胖症或遊戲上癮等。
80後父母身處中國社會四十餘年經濟的高速增長，社會的急速變化，家庭內細微的親子互動、育兒實踐如同晴雨表，折射着時代的潮汐。
如果我們出一道題目：每週能和孩子一起吃五頓晚餐嗎？有多少家庭達不到這個指標？餐桌即課堂，父母的陪伴與耐心是最為重要的指標。
在這個指標之下，我們要格外關注留守或流動兒童，要關注父母缺席的隔代教育，他們是否既被忽略又被放縱？
我們也要關注城市中產階級教育中高期待所形成的高壓力，以及新富階層在掙錢與花錢的忙碌中，用昂貴的教育投資或教育消費遮蔽了對子女的冷落與忽視。
認識到這些，才能理解家長焦慮內涵的多元與複雜。
《小歡喜》劇照
世襲的聰明人
幾年前，我曾藉助龜兔賽跑寓言，提出一個疑問：是什麼樣的教育制度與社會制度或結構，讓烏龜只能、且必須與兔子比賽跑步，而不是自由游泳、在水裏憋氣，或者背石頭？更進一步的疑問是，這一制度還必須讓不善跑的烏龜不能明顯失敗，或者説讓善跑的兔子不能明顯地佔優勢，這一制度該怎麼設計？或者説制度背後的邏輯究竟是什麼？
接着就有聽眾説：開寶馬的烏龜入場了，還跑不過赤腳的兔子嗎？
龜兔站能站在一個起跑線上，這是教育機會均等，它用優績主導制（Meritocracy）區分了贏家與輸家。然而，自由主義的機會均等有其侷限，一方面自由的競爭必然伴隨着嚴酷的競爭，引起叢林法則；另一方面，形式公平的機會均等無視或否認天賦能力的差異，譬如不承認烏龜沒有跑步能力，因此對於輸家來説，不是智商不夠，就是努力不夠。競爭中不僅充滿能力上的排斥，還伴隨人格上的羞辱。
開寶馬的烏龜入場時，學校教育既被拓展為學習經濟，又重構為家庭的教育投資，父母有無經濟能力，成為決定子女教育和生活機會的一項日益重要的因素。當教育被視為一種服務行業，學校被視為提供琳琅滿足的課程與項目的學業超市時，基於父母“選擇”基礎之上的消費者權力凸顯。
在家長焦慮的話語中，活躍着順義的“爬藤母親”，海淀黃莊的高知媽媽，當然還有西城金融街的高管母親……她們的出場，意味着中國版的“直升機式父母”出場了。
他們盤旋在空中，既如“教練”一般時時督導、監控施壓；也如“規劃師”一般，靈活調整方向、提供資源保障。他們不僅是名校畢業生，也多是頂尖專業的從業者，他們不僅深諳“守門人”的標準，甚至能左右“優秀”的內涵、“傑出”的指標：“量化的美德”——在大學申請表上高光的履歷、炫酷的活動。
在名校“直升機父母”背後，是全球化中的經濟轉型，美國冠名為“新經濟”（英國稱為“磁體經濟”），呈現出以下五個特徵：新自由主義、金融化、新技術、全球生產和跨國力量以及二元勞動力市場。新自由主義主導了教育領域中的市場化改革，報酬豐厚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精英階層希望能為其子女購買優質的教育，以便進入全球職業精英隊伍。
優績主導制終止於家長主導制（Parentocracy）——一個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更多取決於父母的財富和意願，與孩子的能力、付出的努力相關減弱。從基於“成績”的選拔轉變為基於“資本”的選擇，優績制的核心是智商與努力基礎上成就，家長主導制的核心是由偏好與資源所決定的選擇。
社會流動的“階梯”已經蜕變為兩部並行的自動扶梯：一部向上，另一部向下，教育的選擇極為嚴峻與殘酷：或者高居自動上行的扶梯前端，頭頂光環，如魚得水；或者使出全力，躋身上行扶梯，卻時刻防止下滑，或被殘酷地甩出；或者在自動下行的扶梯的上端，所有的努力，不過是避免跌落得太慘；或者乾脆不做任何掙扎。
正如帕特南所言：窮孩子的教育紅利是一種幻想，他們努力拼搏，卻只是為了趕上一道不斷下行的自動扶梯。
在美國，兩軌自動扶梯之後是教育的兩軌制，從能力分組，課程選擇，課外活動，SAT成績，學生之間的競爭從學校內部的分層競爭，移步為家長主導的不同學校的分軌，最終完成於為特權服務的雙層教育體系：一條是私立學校——常春藤學校——頂級專業——起薪6位數——特權階層；另一條是滑入資源匱乏的城市或鄉村高中-非精英學院或大學，再不得不走入辛苦的、充滿不確定的臨時工作。
而軌道的體制性已經從家庭的庇護變成制度性庇護，精英家庭、名牌學校、頂級公司之間環環庇護，建立了信任的契約，跳起了聲譽遊戲的探戈，社會閉環已經完成——具有相同資格者在羣體內部展開的個體競爭。
資格的門檻再次被豎起，卻不再是個體的智商與努力，而是家長的財力與見識。民主時代的大眾精英重新回到世襲——聰明人的後代——不僅是財力，也靠智力，更靠對規則的熟悉。
此時，教育所選拔出來的並不是最有能力的人，或者品格最優秀的人，而是對規則最熟悉的聰明人，而且是聰明人的後代——“世襲的聰明人”。
那麼，這些聰明人能更好地治理社會嗎？能更好地管理自己嗎？
2014年，在常春藤名校浸泡了24年，在耶魯任教10年的威廉·德魯謝維奇（William Deresiewiez）出版《優秀的綿羊》：這些“聰明人”大都富有天分，而且鬥志昂揚，但同時又充滿焦慮，膽小怕事，對未來一片茫然，又極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標感——他們被包裹在一個巨大的特權泡泡裏，所有人都在老實巴交地向着同一個方向前進，他們非常擅於解決手頭的問題，卻不知道為什麼要解決這些問題。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看天下實驗室 （ID：vistaedulab），作者：劉雲杉（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編輯：石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