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先生有云“此心安處是吾鄉”，此乃箴言，心若安，則為家，心不安，則飄搖。無獨有偶，錢穆，錢老先生在他的《人生十問》中亦云：無論如何，我們的心，總該有個安放處。而我們現代人的不幸，則是源於找不到合適的地方安放自己的內心。
錢老曰：“如何保養我們的身體，如何安放我們的心，這是人生問題中最基本的兩大問題。前一問題為人獸所共，後一問題乃人類所獨。”?對於現代人而言，温飽、果腹早已不再是問題，而如何保養身體，大部分人其實都會注意。
氣温增減的時候知道添減衣物，頭疼腦熱的時候知道尋醫問藥、打算延年益壽的時候知道勤加鍛鍊，對於身體的保養，數以萬年來，人類和獸類一樣都不曾停歇。而對於人類所獨有的，對“心”之安放的問題，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也從未停歇，只是在不同地域、不同時期，心之所駐、心之所往都有不同而已。
無法安放的內心
以古人為例，凡不滿足僅是身體的口腹之慾得到滿足之人，其心就會如錢老文中所描述一樣遊離在外，一逛就逛進了“神之國”和“物之邦”，因而才有了人類文化的萌芽、科學的萌芽和各種意識形態的萌芽。
“心的智慧”在精神之國度“遇見了它自己所喜悦、獲得了它自己之滿足”。那些層出不窮、日新月異的發明創造、科學成就甚至殺人武器都乃是人類心之所思而造就的。“心”之重要不亞於“身體”的重要程度，那麼我們這顆心到底要安放至何處呢？
達摩祖師
是如何解答心之安放的呢？達摩指導前來求解的慧可，將心拿出來後，由他代為安放。
用心來覓心之舉剛好證實了禪宗的“無心”的主張，然而我們的心確實存在，因而此舉實為謬論。
因此，禪宗的主張並沒有盛行下去，人們對於心最終安於何處的疑問也仍在繼續。
繼禪宗之後的道學又提倡將心安在我們人的“腔子”---也就是我們人的身體裏。人之腔，即人的這個軀殼，其實充其量就是承載心的容器，而此“心”也並非我們軀殼內跳動的的那個重要器官，而是我們的思想、靈魂、我們之精氣神。
當身之軀殼已被滿足之時，我們的“心”定會遊離於身體之外，去追尋它的快樂，這樣意識形態的“心”註定無法被物質形態的軀殼所束縛，因此心仍無歸處，仍需要尋找。
對於心的安置之所，又有人去探究宗教或者是科學這兩種大行徑庭的精神世界。
無論是發泄感情、寄情與希望於某位至高之神的宗教，還是以啓蒙理智、追求嚴謹與根源的科學為始，去追求物的世界為終，都對於人類之心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然而，人類的歷史證明，當將心安於這兩者過深，都會有其弊端。
中世界的西方，心歸於宗教太過，而脱離了人之根本，使得出現了一段至暗時期，宗教之心被那些心懷叵測的所謂宗教徒所利用，人心被慾望所吞噬而魂歸無處。然而當心歸於物之世界，也同樣會出現科學文明之黑暗時期，心最終也會因被其統治而迷失。
由此可知，無論是神或是物，都不是心得以安放的最佳之處。
心之所歸為何？
錢老在其文最後建議我們如孔孟一般，將心安放於“仁”和“道”之內，唯此，心才得以安之。
此舉此答與錢老其人有關，與其畢生浸染的文人士氣有關。
錢穆，錢老先生，出生於江蘇無錫的赫族錢氏，文人輩出。雖因家中貧困未能如願就讀大學，但是錢老的異稟天賦和求學不倦的精神終使其揚名於世。他醉心國學，潛心研究，堅持文明承襲，將民族文化歸為本位，對其抱有堅定地信心。
“萬里曾家山入夢、一生為故國招魂”，在新舊交替的亂世，錢老如守望者一般，懷着温情和敬意目視着那些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東西，以自己微薄之力堅守着整個中國文化的繼與承。他習孔孟，研國學，畢生在探究中國古聖先賢的思想光輝。
錢老先生以歷史的思想路徑探究着中華民族的信仰密碼，探究着人心之所歸。
孔孟所提倡的“仁”與“道”是他遍尋中外古今所發現的人心最“宜居”之所。孔孟之“仁”，於己是“克己復禮”，於國是仁政愛民，將心寄情於此，與舊時當然無錯。
然而當下已無王土，只有民眾平等的新時代，此時的心又將何去何從？
遍尋答案而無解的現代人是不幸的，每日奔波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按部就班的工作、學習和生活，肉體被時代的浪潮夾裹着，每天在車水馬龍中跌跌撞撞地前行。面對現實種種而進行應對，是生活的本能，此等反應與林中走獸無異。
而作為身處時間和未來的世間唯一高級生物，人之心有焦慮、有慾望、有期待，若無安放之處，則心不定，魂不安，茫然不知前路，終日抑或混沌度日抑或焦躁不安。金錢、權勢可否安頓？
否，因為人心無限，有限的金錢與權勢遠不能承載無限的心，而被困於其中的心也終將被其奴役而偏航，甚至做出違背初心之事，那看似風光的背後往往都是支離破碎的人生。
無論是孔孟之道、宗教信仰，或是科學文明、哲學理念，只有正視人生、正視自我，用豐盈的精神世界來承載我們的無限之心，不被物慾影響而迷失自我，安放於其間的心才會因富足而心生喜悦，我們的人生才會因充盈而前行，因努力而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