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農民起義軍為何能走上神壇?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誰是農民起義軍?縱觀中國數千年的古代史，曾出現過數不清的農民起義軍，從秦末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農民起義軍到東漢張角兄弟的黃巾起義軍，從隋末的瓦崗寨農民起義軍到唐朝的黃巢農民起義軍，從明朝末年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到清朝中葉洪秀全的太平天國，不難看到，歷朝歷代農民起義運動風起雲湧，農民起義軍數不勝數，那麼，領導這些農民起義軍的最高領導人又究竟是什麼人物呢?
不要説劉邦、李淵、朱元璋等人後來做了皇帝，成為了一個王朝最高統治着，就是説張角、黃巢、李自成、洪秀全這些功敗垂成的農民起義軍的第一把手是什麼人物，便可以知道這些農民起義軍的實質究竟是什麼了。張角是舞弄巫術的教會教主，黃巢是行走江湖的私鹽販子，李自成是因為犯了錯誤而被辭退的朝廷驛卒，而洪秀全則是久考不中的落地秀才，還有那個眾所周知的梁山農民起義軍的首領宋江，本來就是鄆城縣身負血案的在逃官吏。細數所有的農民起義軍的隊伍，別説是第一把手，就是這些起義軍隊伍的高層領導，幾乎沒有哪一個是真正下地幹活的正經八百的農民!再説了，這些農軍起義軍的第一把手沒有一個不想做皇帝的心。當然，有的成功了，便坐上了皇帝的大位;而那些失敗的，就成為了“賊寇”了。俗話説，“勝者為王敗者賊”，這無疑是千百年來十分極端的歷史定位。
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這種“勝者為王敗者賊”歷史定位被推翻了，並從一個極端走入了另一個極端，這句話的意思改成了“敗者英雄勝者賊”了。勝利者做了皇帝成為了千夫所指的最大國賊，而失敗者則成為流芳千古的不朽英雄。於是，農民起義軍從此走上了歷史的神壇，成了中國農民階級的驕傲。那麼，為什麼會出現着這種現象?究竟有應該怎樣看待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軍呢?
其實，在古代中國，農民起義運動風起雲湧，尤其是處於朝代更替的動亂時期，這種運動表現得尤為激烈，真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浪高過一浪。不可否認，這些數不清的農民起義運動，具有着十分積極進步意義，但是，更不能因此而否認他的消極性、危害性和破壞性，這是由於當時處於社會底層民眾的階級侷限和缺陷而決定的。
眾所周知，但凡階級矛盾上升到不可調和之時，暴力流血衝突將不可避免。中國的農民起義運動也一樣，起義鬥爭直接打擊或摧毀了原來的封建腐朽統治，表達了農民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後來的封建統治者較前代更加勵精圖治，以民為本，施行仁政。唐太宗李世民隨其父李淵在太原起兵，親身經歷了隋末的農民起義運動，使他認識到民眾力量的強大與可畏。因此，他常常關心民苦，體察民情，在對其太子的教誨中也常提到“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感慨!
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運動，使得掌控王朝的統治階級在某些方面和程度上調整生產關係，使之適應不斷變化着的生產力的發展，這是農民起義運動的積極進步性，是值得肯定與讚揚的!然而，存在着不可調和的階級鬥爭，就沒有不流血犧牲的。農民起義運動中的死傷的民眾讓人瞠目結舌，動輒成千上萬，可謂是屍骨如山，血流成河。
在封建社會農耕時代，農業生產是頭等大事。經過戰爭的破壞，不要説農時的耽擱，田園的荒蕪，即便是戰爭平息之後，青壯年男丁傷亡無數，這使得農業生產缺乏足夠的勞動力，造成“十室而九空”，婦女、老人不得不從事繁重的農務活動。這種現象並不僅僅出現在一次的農民戰爭之後。這裏舉幾個例子：如唐朝的黃巢領導下的農民起義運動，據《舊唐書》上説，“黃巢所過之地，百姓淨盡、赤地千里。” 即便這部史書上説得有些過分，但是這次農民起義運動造成惡果也是顯而易見的。
再如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運動，當時農民起義領袖中有一位與“闖王”李自成齊名、自號“八大王”的張獻忠。開始他與李自成合夥共打天下，但在攻下武昌後便自稱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權。後攻陷成都，於公元1644年，即明朝甲申年十月十六日登基稱帝。史書記載，其人嗜殺成性，以殺人作為其報復和發泄手段，進而以之取樂。他在成都曾立有一塊七殺碑，上面刻着他殺人如麻的理由：“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似乎對他而言，殺人不僅不是罪過，反倒是他的一種責任，他是在替天行道!這是多麼荒唐可笑的理由，多麼讓人痛心的殺戮!
還有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這可以有數字來説明這次農民運動所造成的惡果：太平天國爆發前夕，即公元1851年，中國人口達到四點三億。太平天國失敗後，即公元1863年，中國人口只剩下二點三億。一場農民戰爭使中國損失了兩億人口，其中竟有四千萬人是直接死於戰爭的，這是何等的殘酷!以後直到1911年，全國人口才恢復到三點四億。
這還不過是造成的一方面惡果，如果是農民起義軍的高層不僅殺人生性，而且貪財好色，那麼，這次的農民起義運動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會更大!這在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運動和清朝中葉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中人們可見一斑。這兩次農民起義運動都是因為起義軍的高層領導貪財好色、貪圖享受而最後走向失敗的。
其實，中國封建時代的農民習慣於做安順良民，忠於自己生活的那個王朝，而且中國封建時代的農民對物質的要求比較低，較能安於現狀，守着自家的“一畝三分田”，和老婆孩子一起過着平淡的生活，享受天倫之樂，他們是懶得起來造反的。除非是天災人禍，社會大亂，觸及自己的根本利益，使自己生活不下去時，才會被迫鋌而走險，起來造反。然而充滿激情的農民起義者在革命衝動的同時，也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數的農民起義者可能僅為了能填飽肚子，而盲目地跟從一些起義領袖參與鬥爭。其實，他們既沒有明確的革命目標，也沒有完整正確的革命綱領，很容易被一些欲施展報復而不得志的封建中下級地主階級的蠱惑、利用，甚至成為個別人性扭曲，嗜殺貪財的小人為打擊報復，破壞社會的工具。而許多農民起義者卻不能明白，反倒一次又一次地成為他人掌控之物，何其痛苦?何其悲哀?
那麼，古代的農民起義軍為何能走上歷史的神壇，原因就是由於不少歷史學家只讚揚農民起義運動的積極進步意義，而對其存在的消極性、危害性和破壞性的階級侷限和缺陷卻避而不談。當然，封建時代的農民階級有其許多階級優越性，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但如果以此就不重視其消極方面的影響和探析其階級侷限性，就會有失偏頗，有失公正。這必然會影響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更不利於去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史為鑑，以史為戒，最後只能是一句空話。
事實上，歷史以其詳實的資料反覆地證明：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起義運動，其結果只是在不斷重複着用一個朝代去代替另一個朝代，卻都沒能最終跳出封建制度的歷史“怪圈”。這就好像是一個原點在同一層面上的環狀運動，最終達到的還是那麼一個原點，只不過原點的內容和方式有所增益罷了，而當時的農民階級卻由於歷史或自身的某種原因，不能採取制度上的革新，使其以一種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態勢去變革落後的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國的封建制度發展得如此充分，根深蒂固，相比於世界上其他的許多國家更為漫長的緣故吧!那麼，中國近代化起步之晚，其原因就不言自明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