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拜金的王朝是哪個？自上而下大面積腐敗！

　　在我國曆史上，有一個家族和他建立的政權對歷史和社會產生過重要影響，這就是司馬氏及其建立的晉王朝。司馬氏先後建立了西晉和東晉兩個政權。西晉建立於265年，280年滅東吳，統一中國，結束了自東漢以來百餘年的分裂局面。但十年之後(291年)，爆發“八王之亂”，接着永嘉之亂、五胡內遷，流民起義，全國陷入大混亂。316年，西晉滅亡。西晉共51年，是一個短命的王朝。

　　西晉滅亡後，司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偏安的東晉政權。東晉從317年到420年，共103年。

　　以西晉歷史為例，從司馬懿發動政變控制曹魏大權，到晉武帝司馬炎代魏建晉，再到最後一個皇帝晉愍帝司馬鄴被毒死，西晉滅亡，司馬家族與西晉政權的興與衰緊密相連，從始至終充滿了激烈的政治鬥爭。研究西晉的興衰過程，可以深刻、形象地展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一興亡週期律。我們從西晉的興衰中，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啓示。

　　“居治忘危”，司馬炎喪失大好局面

　　司馬炎作為西晉的開國皇帝，在即位之初，能夠以國事為重，勵精圖治，實行無為而治的寬鬆政治，使社會矛盾有所緩解。泰始四年(268)，司馬炎發佈詔書：“永惟保乂皇基，思與萬國以無為為政。”意思是，為永葆我大晉的江山，現以無為之法作為治理國家的核心。

　　無為，是道家的思想主張，本意是無所作為，但是運用到治國理念上，並不是什麼事都不做，主要是對人民少干擾，輕徭薄賦，不大興土木，不瞎折騰，讓人民有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和生產環境。歷史證明，國家在社會動盪之後實行這樣的政策，會使社會安定，經濟恢復。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因為實行了清靜無為的政策。

　　同年，司馬炎又在詔書中提出治國5條原則：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正身”，就是當政者要以身作則，起好作用;“勤百姓”，關注百姓的生活;“撫孤寡”，關心社會上老年人、家裏有困難的那些人;“敦本息末”，這是中國傳統的治國理念，“本”指農業，“末”指商業，“敦本息末”就是要重農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際關係弄得太繁瑣複雜。

　　為使詔書的精神落到實處，司馬炎帶頭遵守執行。比如，他嚴禁奢侈。有一年司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帶禮物前來祝賀，司馬炎予以禁止。有一太醫向司馬炎獻上一件雉頭裘，精美無比。可司馬炎不但沒有接受，反而非常生氣，一怒之下當眾焚燒於殿前。並下令：朝廷內外再有人敢這樣做，一定以罪論之。司馬炎這樣做，不排除作秀之嫌，但是對社會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司馬炎在位期間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發動滅東吳的戰爭，實現了天下歸一，三國歸晉。晉武帝司馬炎發動的滅東吳戰役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西晉是魏晉南北朝近400年的歷史中唯一的一次全國統一。國家的統一對於民族凝聚力的彙集和民族融合的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

　　然而，在國家統一的大好局面下，司馬炎開始飄飄然了，滋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生活上由提倡節儉開始奢侈腐化，上行下效，西晉社會風氣開始敗壞，官僚大臣爭相貪污斂財，炫富比富。社會風氣變得腐敗不堪，西晉王朝淪落為歷史上最腐敗的政權之一。

　　奢侈、拜金、清談嚴重腐蝕社會機體

　　西晉社會風氣如江河日下，其中有三股風氣最為突出，嚴重地腐蝕社會機體。

　　第一，奢侈腐化之風。西晉統治集團腐化先從皇帝開始。晉武帝司馬炎在民間大選宮女。後宮宮女多達數千，但他仍不滿足，滅吳之後，又把吳國宮中數千名宮女運到洛陽。這樣，後宮宮女達到萬人。由於宮女太多，司馬炎不知所從，有時就坐在一輛羊拉的車上在宮裏轉悠，車停在哪個宮女的門口，就在哪兒過夜。

　　皇帝如此荒淫無度、縱情享樂，怎麼能對下面進行約束?於是那些皇親貴戚、官僚大臣緊隨其後，極盡奢華，縱情聲色。有的講究吃。何曾任朝廷高官，聚斂了許多錢財，每天吃的費用多達一萬錢。面對無比豐盛的食物，他居然説：“簡直沒有值得下筷子的東西!”其子何劭，更加奢侈，一天吃飯的花費達到兩萬，超過其父一倍!

　　西晉盛行炫富、比富之風，石崇和王愷比富鬥寶的故事就很典型。在西晉，有些權勢過大、財產過多的人，牛氣沖天，缺乏自制，甚至以殺人當兒戲!

　　據《晉書·王愷傳》記載：外戚王愷在宴請賓客時常安排一些女伎奏樂助興，一次一位吹笛的女子吹得有些走調，王愷便當眾把她處死。石崇也是個以殺人為樂的極其殘忍的傢伙。每次請客飲酒，常讓美人斟酒勸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讓侍衞把美人殺掉。一次王敦與他的從兄王導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敦硬是不喝，結果石崇斬了三個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導責備王敦，王敦卻惡狠狠地説：“他自己殺他家裏的人，跟你有什麼關係!”

　　對社會自上而下崇尚奢華的現象，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大臣傅玄就向朝廷上書，憤怒指出：“奢侈之費，甚於天災!”

　　第二，金錢崇拜之風。在司馬炎的縱容和包庇下，西晉的官僚富豪們不遺餘力地追求利益，貪婪地搜刮民財，金錢成為對他們最有吸引力的東西。有了錢就沒有辦不成的事。

　　西晉是中國古代金錢拜物教最盛行的時期。錢本來是物品流通的媒介，但是，西晉錢卻成了無所不能的神物。人們痛感這一風氣對社會的腐蝕，紛紛寫文章予以抨擊。其中魯褒寫了一篇著名的《錢神論》，辛辣地譏諷一切為錢、一切向錢看的社會現象。

　　魯褒對錢的作用的論述，十分精闢，他把官僚貴族對錢的貪婪掠奪和錢的作用描繪得淋漓盡致。文中寫道：

　　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辨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發，怨仇嫌恨非錢不解……

　　魯褒的批評真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錢變成了社會上一個有力“槓桿”，人們毫不隱晦地談錢、愛錢、貪錢、掠錢，朝野上下，一切向錢看，一切可以用錢換，社會風氣腐敗透頂!

　　孟子説：“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如果舉國上下的人都在爭利、逐利，國家就危險了。如果此種現象成為社會時尚，那國家肯定要出問題了。在錢的驅動下，西晉社會問題日趨嚴重，統治危機日益顯現。

　　第三，清談虛浮之風。西晉社會上瀰漫着一股清談虛浮之風。清談又稱“談玄”、“玄言”，專門討論一些抽象的脱離實際的問題。西晉官僚們也大暢玄風。他們以“名士”自居，一邊瀟灑地揮着麈尾，一邊侃侃而談。故弄玄虛，如琅琊大族王衍，被譽為玄談領袖。他歷任中領軍、尚書令，職務很高，卻不幹實事，“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他手執玉柄麈尾，“妙善玄言”。由於清談之風盛行，使西晉的官員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當官的不幹實事，辦事又不認真去辦，敷衍了事，馬馬虎虎，每天樂此不疲的就是清談。

　　西晉官員們終日談論玄遠、喝酒放縱，不去處理和解決實際問題，這種風氣必然給國家帶來嚴重的後果。西晉滅亡時，大臣王衍被殺前，嘆息道：“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這就是所謂“清談誤國”。其實西晉滅亡的根本原因在於其政治腐敗導致的社會動亂，官員清談是政治腐敗的表現，是表而不是本。

　　司馬炎在統一中國後，驕傲自滿，不思進取，喪失危機意識，社會風氣嚴重敗壞，政治日益腐敗。唐太宗李世民在《晉書·武帝紀》中點評晉武帝司馬炎説：“不知處廣而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可謂一語中的。

　　西晉滅亡的兩點啓示

　　縱觀西晉興亡的全過程，可以發現，西晉由興到亡，猶如上山下山。上山者，司馬懿、師、昭父子三人。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消滅了曹爽集團，掌控了曹魏大權。為了奪取曹魏政權，司馬懿父子經過16年的打拼，到265年，終於登到了山頂。司馬炎繼承父祖打下的江山，成為西晉的開國皇帝。但司馬炎沒有經營好司馬氏的天下，社會風氣敗壞，西晉開始走下坡路。西晉衰敗，如同滑坡，速度越來越快，司馬炎之後的三個皇帝，個個短命，僅用了26年，就完全葬送了大晉帝國!

　　與強大的漢唐王朝相比，西晉缺少一個較為穩定、連續統治羣體是致其短命的硬傷。比如，西漢從漢高祖劉邦中經漢惠帝、呂后、文、景到漢武帝，六七十年間，推行清靜無為的恢復經濟的政策，國家恢復了元氣，出現了“文景之治”的局面，為漢武帝時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唐朝從李淵建國到唐玄宗，雖然出現動盪，甚至武則天還改了唐朝的國號，但是唐朝沒有大亂，根基未動搖，幾代皇帝勵精圖治，持續發展，終於開創了繁榮的開元盛世。

　　西晉社會腐敗，歷史聞名。腐敗問題歷朝皆有，但像西晉這樣自上而下、大面積的惡性腐敗並不多見。

　　《晉書·惠帝紀》講到西晉的社會風氣時這樣説：“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

　　所謂“互市”就是交換。權與錢、權與人、權與色、權與所有有用的東西都可以交換，權錢交易，錢能通神，比富炫富，整個社會瀰漫着一股錢臭味，嚴重腐蝕了社會機體。道德無底線，遊戲無規則，腐敗使西晉到處烏煙瘴氣。

　　從西晉滅亡中還可得到兩點啓示：

　　一是民生最重要。在西晉社會連綿不斷的動亂中，受害最深的還是老百姓。老百姓在戰亂中流離失所，四處逃亡，大量人口死於戰火或逃難途中。西晉戰亂，究竟使多少人死於非命，無法統計。

　　由於戰亂不已，政府無暇顧及民生，導致保障農業發展的基礎建設如水利工程得不到維護，所以當自然災害來臨時，由於災害防禦能力低下，水利工程失修，衞生預防全無，加劇了自然災害破壞程度，人民更加痛苦。

　　據《晉書·五行志》記載，晉懷帝永嘉三年(309年)，大旱，嚴重缺水，“河、洛、江、漢皆竭，可涉”。涉，即徒步渡水，黃河、洛河、長江和漢江的水都幹了，可以趟水過河，可見旱到什麼程度!

　　永嘉四年(310年)，鬧蝗災，“自幽、並、司、冀至於秦雍，草木牛馬毛鬣(馬頸上的長毛)皆盡”。這是説整個北方地區，蝗蟲太多了，不僅草木被吃光，連牲畜身上的毛也被吃光了!這是多麼可怕的景象!

　　二是生命最可貴。在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和建立晉政權的過程中，許多士人也遭到殺戮，他們自以為參與政治，可以“治國平天下”，到頭來卻陷入了權力之爭的殘酷遊戲。《晉書》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士人不斷被殺的慘痛教訓，人口大量死亡的慘狀，使他們漸漸清醒起來。他們意識到，人世間最珍貴的是生命，最舒心的生活是“貴適宜”。他們逐漸認識到“自我”，產生了與所謂“政治”的疏離感。他們追求屬於自己的生活，張揚個性，珍愛自我，行為舉止，標新立異，形成了內涵豐富的“魏晉風度”。在文學史上，這被稱為“人的自覺”和“文的自覺”的時代。

　　總之，短命的西晉王朝給後人的啓示中，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關注民生，遠離仇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