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屢次上書勸諫韓王，卻都未被採納，最終死於遊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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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相應的制度也要及時得到改革。於公元前355年，韓國君主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以此來實行國家的改革。申不害是戰國早期的法家人物，他建立起“ 循功勞、視次第“，其大意是君王在表彰一個人的功績時，應當遵循因功行賞的制度。申不害強調了“術”的作用，即君王在任免、考核和賞罰各級官吏，應當有成文的制度，並藉此來加強國家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申不害在韓國為相十多年中，他“修術行道，國內大治，沒有諸侯侵伐“。
只是，在申不害死後，韓國的國勢逐漸衰弱，最初是秦國攻佔了韓國的宜陽，而後又遭遇旱災。在內憂外患的特殊形勢下，韓昭候認為，自己得想一個控制禍端的法子，思來想去，他加強了城池的建設，修築了一座高大的城門。對於韓國的衰弱，韓非看在眼裏，他也曾屢次上書勸諫韓王，只是都未被採納。於是，韓非很不滿韓國的制度，他從心裏抱怨君主治國不講求法制，不借助權勢的力量來統御臣下。韓非認為，儒者經常用文詞來詮釋法術，那些“俠義”的人又經常用武力來添亂。
法寬，就能恩寵到那些名譽人士；法嚴，就有利於啓用那些穿甲冑的武士。在平日，培養的人都並不是所用的人，而所要用的人又並不是平日裏培養出來的人。他還為那些清廉正直的臣子打抱不平，因君王未能明辨是非而被小人所害。察古今國君的得失和變異，最令人悲傷的，還是韓非自己。因此，韓非寫下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説林》和《説難》等着作。在他眾多着作中，《説難》篇較為完備，其內容主要闡述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如何做才能得到君主的歡悦，進而也提出自己的建議。
他希望君王能採納他的建議，從而收到切實的效果。在他的《説難》中有這樣論述：“凡是遇到遊説難題，不在於將自已所知道的向對方來遊説為難題；也不在於對方能瞭解自己的意思以説之為難題；又不是自己敢有閃失，所用詞理能説出自己的情為難。凡是遇到遊説難題，在於懂得國君的心意，而後用你所説的去打動他，暗自與國君的心意相吻合，這才是最難的一件事情。”“在遊説十分重要的事情時，要知道君王敬重的事，並要適時以言辭文修飾。對於君王避諱或是認為醜陋的事，要避而不談；君王自知失誤的事，説臣不可再一次失誤的事來諷刺他。
君王自認為是勇敢的決斷，説臣切不可再以自己的意願來攻擊他，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煩；君王自認為是在表現自身能力的事，説臣就不可以困難的事來拒阻他；若國君與某人同計，或者是與某人有同行，説臣要適時地規勸他或者讚譽他，要以文辭飾之而並非去中傷他。若君王讚譽與其一同但出現過過失的人，説臣的言辭要明確飾出沒有過失。忠義人進諫，君王最初不會聽從，説臣應當暫時退止，待君王愉悦之時再行進諫，切不可違背君的意願。
忠義的言辭，本意在於安人興化，君王喜歡愉悦地接受，而後對其恩澤，君臣的意見相合，這才能算智。這是親近君王卻不被懷疑的一 種方法，也是一名臣子知君上之意最難的地方。君臣之道相合，且能曠日持久，君王的恩澤普及於臣，魚水各補所需，獻計時君王不會懷疑，與君王交爭時不會被怪罪，這樣一來，就可以以明計的利害關係為國立功，直指君王的是非，加爵祿於終身，以此君王臣子相互執持，用這樣的方法來遊説才是最為成功的。”
在韓非所着述的文章中，都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專制主義制度下賢臣在施展自身才能的同時受到的各種限制和危害，雖然有那個時代的腐朽和糟粕，但卻有着深刻的歷史背景，也有許多表現得淋漓盡致的地方。尤其是當他聯想到自己反覆進諫而不被採納，反而遭排擠的經歷，因此心裏不免感慨萬千。雖然在《説難》篇章中，韓非對於遊説的難題闡述得是面面俱到，可是到頭來，就連他自已也不能對論述的內容自圓其説，最終死於遊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