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指出，那時的反對派實在太差了。在1918和1919年間，這一反對派的重要領導人便是那位著名的翻譯大師林紓……對這樣一個不堪一擊的反對派，我們的聲勢便益發強大了。”在口述自傳中，胡適如是説。該書在上世紀70年代風靡一時。
胡適早年曾説：“我們晚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林紓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做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
可寬容如胡適，最終也給林紓打上“反對派”的標籤，且“不堪一擊”，實屬遺憾。
林紓真是“落伍”者嗎?真的“食古不化”嗎?從他的人生悲劇中，不難讀出時代裹挾的盲目與可怕。
因個人遭遇迷上《茶花女》
林紓是福州人，生於1852年。林家世代務農，祖父輩始入城，父林國銓販鹽為生。
林紓4歲時，父親的鹽船觸礁沉沒，致傾家蕩產，父親去了台灣。林紓在祖母和母親拉扯下長大。5歲時，林紓嬸嬸去世，遺孤秉華交林母撫養，林母每餐必令秉華先吃，然後才輪到親生子女，林紓等“面有妒容”，林母説：如果我不幸先死，你嬸嬸也會這麼待你們。
林紓9歲入私塾，曾在牆上畫一棺材，寫道：“讀書則生，不則入棺。”林紓22歲時學畫，雖患咳血癥，10年不愈，卻“一日未嘗去書，亦未嘗輟筆不畫”。
30歲時，林紓中舉，以後7次參加吏部考試，均未銓選成功。
1897年，林紓妻子劉瓊姿病逝，林紓心情鬱悶，在友人勸告下，去福建馬尾友人處散心，結識了正在船政學堂任法文教習的王壽昌。王壽昌小林紓12歲，曾留法6年，好文藝，枕邊常置《茶花女》，在酒席上，王壽昌聊起了書中內容。
王壽昌曾與琵琶女蟾月有染，蟾月後嫁給商人，雙方仍有往來，事蹟略近《茶花女》，而林紓也與一謝姓歌妓有染，迫於禮教，只好分手(該歌妓後來也嫁給商人，3年後抑鬱而終)。
林紓被《茶花女》打動，但當時小説被視為邪書，不可公開談論。王壽昌説，在法國，只有最優秀的文人才去寫小説，希望林紓將其譯成文言文。
一小時能“譯”1500字
林紓不懂外語，但當時士林只接受文言文，而寫好文言，絕非易事。
嚴復留學歸來後長期不受重用，就因他文言太差，翻譯《天演論》時，文稿經著名學者、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改寫，始得風靡，吳汝綸很欣賞林紓的古文，吳赴日考察時，伊藤博文曾問當下誰文言水準高，吳立刻答以林紓。
清末以來，翻譯西書多取“舌人”法，即由懂外語的人口譯成漢“語”，再由“撰述者”轉寫成“文”。
林紓下筆奇快，一天工作4小時，可成6000字。
王壽昌口譯時，常淚流滿面，林紓亦深受感動。二人此生只合譯過這一本書，1899年，《巴黎茶花女遺事》(即《茶花女》)出版，嚴復説：“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足見其轟動程度。為了這本書，林紓特別編了個“冷紅生”的筆名，但2年後翻譯《黑奴籲天錄》(即《湯姆大伯的小屋》)時，則不再藏頭露尾，直接署名。
對《茶花女》，林紓並不特別看重，不僅將稿費全部捐出，助辦福州蠶桑公學，且後來檢討自己譯書“將及十九種，言情者實居其半”，決定轉向外國探險小説，即“摭取壯俠之傳”，“以振吾國民尚武精神”，並説“白人一身膽勇，百險無憚”，希望通過譯書“俾吾種亦去其倦蔽之習，追躡於猛敵之後”。
在北京大學混得不開心
1903年，林紓被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譯書局聘用，該局總辦為嚴復，月薪300兩白銀，有説法稱林紓是副總辦，實屬訛傳，林紓不懂外語，職位比“分譯”還低，只是“筆述”，月薪僅60兩(分譯為120或100兩)。
林紓曾自嘆：“不能抱書從學生之後，請業於西師之門。凡諸譯著，均恃耳而屏目，此真吾生之大不幸矣。”
1906年9月，林紓被正式聘為北京大學教習，但到1913年，與校長何燏時衝突，在私信中，林紓稱“校長何某，目不識丁，壞至十二分，專引私人”，因北大經費困難，兼以學潮，林紓只好離去，結束了在北大的9年沉浮。
林紓收入不低，但開銷亦大：一是再娶後子女多，計有七子五女;二是好友王灼三、林述安逝後，林紓將他們遺孤帶回家中撫養成人。在北京，林紓利用知名度在各學堂兼職，並與出版商往來密切。
雖離開北大，但林紓“前已為政學大學延為講師，每禮拜六點鐘，月薪一百元，合《平報》社二百元，當支得去。唯搬入城內，屋租三十八元，稍貴耳。幸與銘盤、石孫、秀生三人譯書，亦可得百餘元”。
對於被解聘，林紓曾説：“究竟餘一生靠天，即無大學堂一席，亦不至餓死。”著名學者陳平原認為，從此言中可嗅出林紓硬爭面子的味道，認為這是他後來“與北京大學諸君直接衝撞的遠因”。
坐穩文壇領袖
從邏輯上説，民國文學史本從1912年1月寫起，可到目前為止，仍多以魯迅1918年5月發表《狂人日記》為始，留下整整7年空白，而這7年，恰是林紓領袖文壇時期。
汪闢疆在《光宣以來詩壇旁記》中，將林紓、李寶嘉、吳沃堯、劉鶚、曾樸並稱為“清末五小説家”，其中只有林紓、曾樸活到辛亥革命後。
林紓自稱：“屏居窮巷，日以賣文為生，然不喜論證，故着意為小説。”1913年，他完成了個人第一部長篇小説《庚辛劍腥錄》，寫戊戌變法，1914年又有長篇小説《金陵秋》，寫辛亥革命，此外還有《冤海靈光》、《巾幗陽秋》(即《官場新現形記》)、《劫外曇花》等幾部長篇。1911—1917年，林紓堪稱是第一國民小説家，只是未脱傳統章回小説窠臼，藝術價值不高。
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引起巨大轟動，一個月後，林紓發表《論古文之不宜廢》，予以回應。在文章中，林紓提出“文無所謂古也”，認為“亦特如歐人之不廢臘丁(今譯為拉丁文)耳。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這本是尋常的文藝爭論，卻遭新派學人輪番嘲諷。
林紓本是清末白話運動的干將，戊戌年前出過白話詩《閩中新樂府》，1900年在杭州參與白話報工作，並寫了數篇白話道情(一種民間戲曲)。
林紓提出異議，或有爭正統之意，此外，林紓天性好辯。
林紓終於上了當
在《論古文之不宜廢》後，林紓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涉此話題，可新派學人的批評聲反趨激烈，甚至轉向人身攻擊。
一方面，新文化運動領軍人物陳獨秀與胡適觀點不盡一致，唯有在批林紓上有共識，故彼此競逐、層層加碼;另一方面，新派人物初期社會影響低，常感寂寞，期待用爭吵引來關注。
1918年，《新青年》4卷3號上，“雙簧戲”正式上演，劉半農假借回應“王敬軒”(實為錢玄同)，稱林紓“著作……半點兒文學的意味也沒有”“其知識實比不辨菽麥高不了多少”。
劉半農、胡適還在《新青年》反覆嘲諷林紓誤譯，林紓的翻譯確實不夠忠實原文，隨意刪改，但劉、胡舉卻舉錯了例子，把別人的誤譯安到林紓頭上，稱“這樣譯書，不如不譯”。
傅斯年則撰文稱，林紓“怕白話文風行了，他那古文的小説賣不動了，因而發生飯碗問題，斷不至於發恨拼此殘年，反對白話”。
輪番轟炸下，林紓終於把持不住，掉入了對手圈套，先後寫了《荊生》《妖夢》，對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進行人身攻擊。
《荊生》中寫了一個“偉丈夫”，痛毆陳獨秀等，陳馬上將其附會為軍閥徐樹錚。其實，荊生為“經生”(書生之意)諧音，林紓少年習劍，自視為俠客，他與徐樹錚雖有私交，但後半生從不入官場。
袁世凱復闢時，讓徐樹錚請林紓出山，林紓回以“請將吾頭去，此足不能履中華門也”，後段祺瑞祝壽，重金請林紓的畫，林卻予以拒絕。
林紓本光明磊落，惜一時修養功夫不夠，從此名聲掃地。
真的是千萬富翁嗎
林紓一生共翻譯出版184種作品，鄭逸梅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其中140種，別人稿費千字2—3元，林譯為6元，如此算來，林紓僅翻譯收入便高達20萬銀元，在今天至少是千萬富翁。
林紓後期繪畫收入已超譯書，據他自己説，1924年時“今舍譯賣畫，一月到得千元”，據説他的山水畫每幅賣30塊大洋，其好友陳衍稱“琴南房中是造幣廠”，並誇張地寫道：“紓有書畫室，廣數筵，左右設兩案:一案高將及脅，立而畫;一案如常，就以屬文。左案事畢，則就右案，右案如之。食飲外，少停晷。”
但林紓經濟情況未必像傳聞中説的這麼好，因他翻譯作品需與“舌人”分賬，有時他拿3.5/6，“舌人”拿2.5/6。1913年，在給兒子的信中，林紓寫道：“一錢來處均不易，父老而力疲，須從儉為是，亦以體貼老父，即為孝子。”
1918年，林紓致信商務印書館稱，譯稿字數一直有漏算，應予重估，並補足差額。商務印書館讓實習生謝菊曾專門負責此事，果然漏算10 萬字，補發了600元。
為了生計，林紓晚年筆耕不息，鄭振鐸曾説他“實是一個最勞苦的自食其力的人”。直到去世前，林紓“猶日作畫數事，自謂以分諸子也”。1924年6月，林紓一病不起，強撐至孔教大學授課，作詩説：“任他語體訟紛紜，我意何曾泥《典》《墳》。”
9月10日，林紓溘然而逝。他曾撰一聯，稱“遂心唯有看山好，涉世深知寡過難”，其中悲愴，何人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