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中認為：“中國從漢到唐，人均產值均保持在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個發展的高峯，人均產值增長了1/3。從十四世紀到十一世紀，極有可能又降了下來。假定歐洲和中國公元一世紀時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歐洲已大大落後於中國的水平了……一般認為宋朝是一個向縱深發展的時期，而在宋以後的五百年裏，主要特徵是橫向發展。”
美國密歇根大學歷史系博士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説：“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
美國耶魯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喬納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聞週刊》刊登文章，這樣評價宋朝：“上一個中國世紀是11世紀。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國家。它的領導地位源於一系列的因素，從技術上的發明到工業企業的興起和管理良好的農業，從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試驗的傳統到對宗教和各種哲學思想的寬容。……上一個1000年的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當時宋朝的首都在東京汴梁，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人口達百萬，是世界最先進最繁榮最龐大的城市。”
美國學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國食物》中説：“宋朝時期，中國的農業和食物最後成形。食物生產更為合理化和科學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漢人統治的華北已在農業上成熟。此後直至20世紀中期，就很少再發生變化了。華南在此後歷朝中擴大了農耕，並增加了新的農作物，但那裏的模式還是在宋朝確立的，而且並未伴有多少技術上的基本變化。”
美國著名學者阿諾德.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中説：“10世紀、11世紀、12世紀的後起蠻族，也強烈地為中國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採納中國文明，他們還在自己統治的領土上傳播了中國文明，而這些領土又從未納入過中華帝國的版圖。因而，中華帝國的收縮由於中國文明的擴張而得到了補償--不僅在中華帝國周邊興起的國家如此，在朝鮮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國曆史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説：“本書的假設是：中國在一千年前後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為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啓動了人類的一個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為這一點上，從價格和私人或小團體（合夥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有些什麼成果。”
曾擔任亞洲研究協會主席的美國學者羅茲?墨菲稱宋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在《亞洲史》中這樣評價宋朝，“在許多方面，宋朝在中國都是個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它統轄着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期。從很多方面來看，宋朝算得上一個政治清明、繁榮和創新的黃金時代。宋確實是一個充滿自信和創造力的時代。”
美國學者L.S.斯塔夫裏阿諾斯也認為宋朝為“黃金時代”，在《全球通史》中説：“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商業革命的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同樣，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使作物在過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達到一季兩熟，從而促進了農業。此外，宋朝興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產量增加了一倍。生產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為可能，而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產。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此外，日本文史家內藤湖南認為 “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
法國學者埃狄納稱宋朝為“現代的拂曉時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