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郁達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報》社長鬍昌耀的邀請，偕同妻兒輾轉來到海外，開始了又一段輝煌壯麗的人生。
1942年2月4日，日軍佔領了新加坡，郁達夫和胡愈之、王任叔等19人被迫撤離。他們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省一座叫“巴爺公務”的小鎮住下。不料這裏也被日本憲兵侵佔。
郁達夫改名“趙廉”，開始蓄鬍子，自己寫作舊詩，抒發對親人、故鄉的思念。1938年12月，他的母親陸氏拒絕為日軍做苦役躲進鸛山凍餓而死；1939年11月，他的長兄鬱曼陀在上海因從事“司法抗戰”被日本特工暗殺。每想起這些，郁達夫“不是失聲痛哭，便是默然豪飲”。
為了隱蔽身份和解決生計，他們經營“趙豫記酒廠”，酒廠的老闆就是郁達夫，經理是張楚琨，帳務是胡愈之。由於郁達夫巧於周旋，這裏還比較安全。許多文化界人士和從事抗日活動的青年也來到小鎮避亂。為了維持這些人的生活，郁達夫又開辦了肥皂廠和造紙廠。“趙豫記酒廠”成了抗日人士的活動中心，在郁達夫的掩護下建立秘密組織“同仁社”，蒐集情報，開展抗日宣傳。
有一次在巴爺公務鎮的僑長蔡承連家裏，一個日本憲兵發現郁達夫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即報告上司，於是郁達夫被迫給日本憲兵分隊當“通譯”。“他編了一套假履歷，不斷來往兩地之間，利用合法身份保護當地華僑、印尼人和我們逃難者。很多華僑都願意找他幫忙，他對華僑有求必應。我清楚地記得他那瘦削的臉上留着兩撇短鬍子。對人和善，總是彬彬有禮的樣子……對他忍辱負重的高風亮節愈加敬重。”
蘇東首府棉蘭的日本長官派了一個漢奸特務和四五個籌賑會委員，來勢洶洶要搜捕華僑領袖陳嘉庚，請求當地憲兵部協助。“趙廉”用日語對憲兵隊長説：“陳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國了，這幫傢伙故意找麻煩向你們討人。”憲兵隊長大怒，用日語大罵，那幾個人只好抱頭鼠竄而去；“趙廉”用中國話教訓這幾個人：“你們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嗎？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樣子！”
夏衍先生在《憶達夫》一文裏提到，他1947年2月到新加坡時，陳嘉庚曾當面對他説：“達夫先生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捕僑領。”同年5月，馬來亞共產黨的一位負責人也對他説：“這位趙廉老闆真了不起，沒有他的幫助，我們的組織就會遭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然而危險也在一步步向這位“趙廉老闆”逼近。1944年初，一個受過日本訓練的福建籍特工洪培根向日本憲兵部告密，説“趙廉”就是郁達夫！
漢奸告密的消息傳來，郁達夫趕緊通知並建議胡愈之、沈茲九、汪金丁等緊急疏散，離開巴爺公務鎮。他們勸郁達夫一道走，達夫明確地表示：“我已被監視，只能不動聲色，你們必須快走。”這時他已有犧牲準備，決心掩護別人撤退。朋友們為他擔心，他斬釘截鐵地説：“抓去無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態，我的態度很清楚：第一擁護重慶，第二反對南京偽政權。”這些擲地有聲的話，深深地留在了患難戰友的記憶裏。
不久，日本憲兵攤牌，亮出他們蒐集來的郁達夫著作，説：“趙先生，你並不姓趙啊！”郁達夫早有準備，鎮靜地回答：“你們為什麼早不問我啊？郁達夫是我早年寫作的筆名。”對方説為了安全，要送他到上海或東京去，他斷然拒絕：“我哪兒也不去！”當時日軍只是嚴加監視，並未逮捕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郁達夫帶着勝利的喜悦，開始考慮如何在海外為祖國的復興做些工作。他首先召集當地華僑，組成了一個歡迎聯軍凱旋的籌備委員會。
1945年8月29日晚8時許，郁達夫正在家中和蔡清竹等幾位華僑商談迎接聯軍事宜，突然進來一個身穿便服的印尼青年，操一口馬來語，要郁達夫出去一下。幾位華僑等到深夜11時，仍不見郁達夫回來，便分頭尋找，但沒有找到。這一年達夫49歲。
國內外對郁達夫烈士的關注和對他被害詳情的調查，一直沒有間斷。1985年9月27日，新華社曾報道：日本橫濱市立大學副教授鈴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開始了對郁達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他3次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等地調查，尋訪了上百名當地人，終於找到了當年的日本憲兵班長，就是他下達了殺害郁達夫的命令，從而證實了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的推測。
鈴木正夫與這個憲兵班長、頭髮花白的75歲老人在日本見過面。憲兵班長承認：“責任在我，是我對幾個部下下令綁架處決趙廉的。”憲兵班長説，“如果他活下來，日本將會被他毫無遺漏地暴露出來，這終將成為證據”，所以，憲兵隊在奉命撤退以前，便決定對郁達夫下手。8月29日晚派4名憲兵，找了一名印尼人騙他出來，把車開到附近荒野，在一個山崖下把趙廉，也就是郁達夫活活掐死。
郁達夫從此完成了從浪漫詩人到永生戰士的人生轉型。南洋海面上，迴盪着他為抗戰奔走呼號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