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幫——晉商的崛起

明清商幫——晉商的崛起
談商幫之前先談晉商的崛起。明清著名的十大商幫興起的時間不同,按照先後崛起的順序以及在商場中所起的作用及重要性看來,晉商尤為重要。

晉商曆史

戰國鹽商猗頓算是晉商。隋朝末年,有一個大商人叫武士彠,他的女兒是武則天。這個人了不起,木材生意發了好大的財。當時李淵還是隋朝的一個官員,他和李淵走得很近,他認為天下英雄就是李淵。他資助李淵很多的錢,無話不談,甚至談到政變的事。武士彠勸李淵造反,説隋朝氣數已經盡,你如果造反的話就能當皇帝,你需要錢我來資助。李淵就受他的蠱惑,並得到武士彠主要在財務方面的非常大的幫助。武士彠是山西人,用木材、皮貨、農產品賺來的錢資助李淵,把天下打下來了。所以晉商真正要追溯源頭的話,一個是猗頓,另一個大概就是武士彠了。

明清商幫——晉商的崛起
(武士彠劇照)

晉商到宋代就已經很輝煌了。宋朝得天下不容易,宋太祖陳橋兵變把政權搶來之後,因為開始也沒那麼名正言順,所以坐天下後提心吊膽,出台了兩個重要決策:第一個重要決策就是父傳子改為兄傳弟;第二個最重要的決策,為了君權不旁落,不給任何人兵權,一定要把兵權收到身邊來。所以有了《水滸傳》提到的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光衞戍部隊就有這麼多人,主要的兵馬基本上都是拱衞京師,皇帝就怕軍權在別人的手裏,尤其是邊遠的地方,以防引起兵變。

當然宋朝不得不防北方部族,在邊防上想辦法設卡子,囤積一些兵。主動出擊有時候打勝仗,有時候打敗仗,甚至打了勝仗還提心吊膽。比如著名的澶淵之盟就是打了勝仗以後,又跟人締結了一個不平等條約,還要給人家貢馬、貢糧粟、貢布匹、貢絲。這就是兩手,一手硬一手軟。硬的就是軍事防禦或者主動出擊;軟的就是生意開馬市。在邊境咱們不打了,開一些交易市場進行互市,這樣對雙方都有好處的。蒙古、東北、西北都需要中原的物資,中原也需要你們的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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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淵之盟)

整個北宋時期和北方部族有時候打,有時候做生意。做生意的地方主要就是山西這一帶,所以那個時候長城腳下各個關口都有山西人的市場,非常繁榮。山西人生意叫“走西口”,這個西口就是長城的關口,叫殺虎口。所以山西人走西口的歷史很悠久。不單在邊境上,山西人在邊境上有互市,他把從外邊買來的東西到長途販運到山西境內賣。臨汾這一帶在宋代的時候非常輝煌。

明清商幫——晉商的崛起
朝裏一派主張追窮寇,一派主張防守,朱元璋想來想去,繼續打沒財力沒國力,因為需要平定的地方還有很多,尤其是東南海域還沒平定。蒙古那邊實在是地形不熟悉,不同於在中原打仗,在主場優勢條件要多一些。但是大軍深入到蒙古的話就是客場,糧食軍餉怎麼運輸,天氣變化南方人受不受得了?地方這麼大,蒙古部隊一人一馬全部是騎兵,明朝軍隊最強的時候也是兩個人一匹馬,也就是一半是騎兵,當時明軍號稱一百萬,騎兵號稱四十萬,也非常不得了了。但就是這樣,和蒙古人周旋恐怕也還是有問題。他想來想去,想到自古以來中原政權都是一個綏靖政策,開互市,利用一些天險和人工的屏障防守。人工屏障就是長城,所以明太祖朱元璋開國就開始修長城。

最早,先秦六國都有長城,各防各的,秦始皇統一以後把各國的長城全拆了,最靠北邊顧不到的地方留了下來。朱元璋徵集天下民夫把斷斷續續的這些城牆給連起來,東起遼東山海關,西到嘉峪關,連成長城。但是實際上大段大段的缺口不可能全鑄起來,有的時候沒有城就靠天險,有的地方估計繞不了這麼遠的路就不修了,所以主要的不能完全依靠長城,還得靠守邊部隊。而守邊部隊不能排成一字長龍,沿着長城的方向排下來,所以一般都是在邊關設一些重點,來駐紮兵馬,主要以舉烽火互相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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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時候一直到唐玄宗每天都在問,城外烽火台舉火了沒有?當時長安城外都是烽火台,一到傍晚火都會舉起來了。如果哪一個烽火台的火沒舉起來,肯定是出事了。所以到安史之亂之前,唐玄宗最後一次問,城外烽火台的火舉了沒有?左右一報告他説,烽火台沒舉火,他就慌了,就知道有事發生了。到了明朝仍然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除了修長城,明朝還修了九邊重鎮,分別是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太原鎮(也稱山西鎮)、延綏鎮(也稱榆林鎮)、寧夏鎮、固原鎮(也稱陝西鎮)、甘肅鎮。這九邊囤積了八十萬兵馬,幾乎是明朝軍隊的總和。這就可以看得出來,朱元璋對蒙古人是有多懼怕。他跟蒙古人打了這麼多年仗,他知道蒙古人很能打,真讓他捲土重來可不得了,一定要得把他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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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軍隊八十萬號稱百萬,就堵在北邊的長城沿線,九邊之地,全部都分配好了,隨之而來的一個大問題就出現了: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要保證百萬大軍和四十萬匹戰馬能在九邊恪盡職守的話,首先得讓他們吃飽飯。那這麼多人要消費多少糧食?就算這個帳怎麼辦?當時剛剛全國平定下來,一場戰爭之後百孔千瘡,所有的東西都被破壞掉了,包括道路和河道。河道要疏浚,道路要修治,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看看歷史上的例子,反秦戰爭結束後,楚漢相爭又打了四 年,反秦加上楚漢相爭導致天下的道路破壞殆盡,河道都淤塞了,馬都沒有了,漢初皇上出來都只能坐牛車。你要知道先秦的時候中國的交通很發達,秦始皇當時做了三件事:“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什麼是“車同軌”?歷代在註解這三個字的時候都有點疑惑,軌是軌道,不能説“車同軌”的意思就是把所有車的輪子之間距離全部取成一樣的。輪距長一點短一點,這個沒什麼意義。又有人説路上軋出來的那個溝是固定的,這恐怕也有問題。歷史記載秦朝從咸陽修了九條大路到全國各地,路寬基本上都在五六十米,想想看這個路比現在的高速公路都要寬,每九米種一棵樹。

明清商幫——晉商的崛起
“車同軌”以前是一個假設,在前些年得到了證實,秦始皇的時候軌道交通跟今天的軌道相比,不同的只不過就是今天是鐵軌、鋼軌,那個時候是用硬木的軌道,底下鋪枕木,枕木之間的距離和今天的鐵軌的距離是一樣的。每隔六十米寬的大路,旁邊都是平路,中間是兩個木軌,一上一下不會撞車。那時候的車輪子設計出來可以在平地上走,也可以上軌道走的機關。

前兩年姜文拍的電影《讓子彈飛》,片頭就是馬拉着火車頭在軌道上跑,這是一個荒誕派的處理方式,但是在秦代,真的是這個情況,馬拉着車在軌道上跑。我們今天走軌道,發現一步一個枕木,走得太碎,一步跨兩個枕木又有點吃力,但是據考證,馬跑正好,前蹄子後蹄子不斷交錯,就落在枕木上。所以那個時候整個的交通是馬拉着車在軌道上跑,兩邊是慢騰騰的其他車輛,還有人行道和綠化帶,這個公路修得真是很棒,只不過用的都是夯實了的土,不是今天用的這種材料而已。但是到漢代的時候什麼都沒有了,看不出曾經的輝煌。軌道交通在秦以前從周代時候就有了,只不過你防我,我防你,有的是寬軌,有的是窄軌而已。民國時候還有這樣的情況,山西用的窄軌道,要入山西境的話,貨物和人都要換車。那個時候的軌道是不同寬的,所以到李斯那個時候,把所有的軌道全部整齊劃一,這樣“車同軌”三個字就解釋通了。這不是猜測,而是有實證的:在河南南陽的山上,發現了一段秦代的軌道,現在在大英博物館複製出來,也就是説是有考古發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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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子彈飛》劇照)

戰爭對整個社會各方面如經濟、文化的破壞是非常之大的。我們都讀過《濫竽充數》這篇課文,齊宣王喜歡聽吹竽,竽是類似於笙的一種樂器,光吹竽的樂人就有三百人,樂隊裏邊還要有編鐘、磬、鼓、絲竹和其他各種各樣的其他樂器,樂隊很龐大,也就是説那個時候的樂隊編制非常了不起。但是到漢代的時候,我們看不到有這樣的樂隊,有很多的樂器都不見了,好像整個音樂史包括其他的一些文化史都是重新起源的,就是戰爭的破壞太厲害了。

到了明初的時候,很多的地方赤壁沒有人煙,道路和漕運都破壞了。朱元璋的百萬大軍一字排開在北方防蒙古人,那麼糧食怎麼運?有大臣給他出主意,説官運可能不行,因為官運最大的問題就是要疏通河道,修道路還得造船,要是船運的話還得造車,在沿途各地建糧庫。即使河流疏通了,還要用駱駝、馬和牛轉運,需要大筆支出。民運的話,中原這一帶的老百姓運一袋糧食到邊關去,因為道路太難走了,一袋糧食要付六到七倍的路費,運輸成本比糧食貴六到七倍。糧食運輸的費用怎麼算?如果攤在國家頭上,税賦還沒有大規模地開始起徵,國庫是空的;攤到老百姓的頭上,每一個王朝建立的第一件事就是“與民休息,輕徭薄賦”,你還沒開始讓百姓休息,就開始給百姓苛以重賦那是不行的,老百姓造反可受不了。另外老百姓往上運糧食,路途遙遠,不是一天兩天就能走到的,尤其是南方有的時候是要一兩年的時間才能到九邊,那家裏邊的地還種不種?而且運糧食的都是精壯男子,都是勞動力,把勞力征走了,田地就荒蕪了,下一年的糧食誰交?誰種?這都是問題。朱元璋想來沒有辦法了,於是這個時候就盯上了商人,而最早盯上的是晉商。

明清商幫——晉商的崛起
那個時候遍佈全國的就是山西商人。為什麼山西商人這麼多?山西商人對整個商業史、對後世商幫的興起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元素。從最早的春秋時代的猗頓,一直到唐代的武士彠、到宋代,山西人生意已經成為傳統了。元代雖然蒙古人是統治者,對交易是看不起的,但是他也離不開貿易。比如忽必烈時代,漕運剛通到北京,忽必烈聽到漕運大船從張家灣通過,趕緊騎着馬出去看看,到什剎海的邊上,駐馬而立,看着遮天蔽日的帆、各色的旗幟飄揚着,聽着船上在各種各樣的語言、雞鴨鵝的叫聲,潸然淚下。也就是説這種運輸,這種商品的交易,無論是你從理論上重視它還是不重視它,對一個國家是極其重要的。我們從1949年一直到改革開放前,對商業一直是不重視的,尤其文化大革命時期,已經到了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你無論怎麼樣在強調意識形態,無論怎麼樣強調政治,經濟商業都是不得不重視的。你不重視它,它就能把這個社會給毀了。所以山西商人在整個的商業史上功不可沒。

導師簡介

周嶺

中國科技財富雜誌社社長。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方略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中國創業板研究會研究員、常務理事、副秘書長、學術中心(籌)副主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著名紅學家、中央電視台電視連續劇《紅樓夢》編劇;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對外經濟貿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處講課或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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