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44年崇禎皇帝上吊自殺以後，大明帝國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彷徨。
從1644年到1662年的18年間，大明的風華不再，帝國的統治分崩離析，隨後，一個在後世被稱為南明的短暫時代，在與滿清的拉鋸爭戰中陸續展開。短短18年間，在大明帝國的南方，先後出現了弘光、隆武、魯監國和永曆等幾個皇族人員為皇帝的南方政權。
南明，它的尷尬之處在於，它始終處於一種深度彷徨狀態，在定義滿清和明末農民軍上，沒有一個清晰的圖景。
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南明不明。
第一個建立的南明政權是1644年的弘光朝。這個建都在南京的政權，以和之前明朝皇帝血統很近的福王朱由崧為皇帝。弘光王朝像一個明朝的自組織。它完整地複製了明代的官僚制度、税賦制度、儀軌，以及它滲入骨髓的危機和腐敗。
最重要的一點，弘光王朝駕馭不了它在外駐紮的武將們。著名的四鎮就是有名拱衞京師的四個大將。但弘光朝調不動這些地方勢力。南明弘光朝最有名的大臣是兵部尚書史可法。但史可法虛有權力，能做的不過是大敵當前時，去前方協調這些地方勢力。
誰是大敵？弘光朝犯的最致命錯誤，就是沒有判斷清楚這個問題。
或者從更根本的方面看，這個在時局混亂中倉促成立的政權缺乏對自身身份的定位。一開始，它將滿清不是看作致命敵人，而是看作一個可以利用的盟友。在骨子裏，它和傳統的封建王朝一樣，視農民軍為最大的敵人。它想和滿清結盟，共同對付農民軍。
它的邏輯是，傾覆北京政權的，畢竟是李自成的大順軍。但這一次，它誤判了。誤判的結果，就是長達數月的時間裏，弘光朝致力於和滿清談判，而不是加強軍事佈防，貽誤了時機。
左良玉的兵變，讓弘光朝的主力軍西進，讓南京北邊的防線虛弱，也給滿清軍隊的南進製造了機會。所以當1645年，清朝多鐸的鐵騎南進時，弘光朝慌亂不已，瞬時瓦解。清軍攻入揚州後，製造了南明歷史上最大的針對平民的屠殺。長達十多日的殺戮，甚至讓屍體把揚州城內的一些池塘都塞滿了。死難者包括在揚州指揮的史可法。“國家昏亂有忠臣”，這句老子的名言用在史可法身上很貼切。但忠臣在這裏充滿反諷意味。
弘光朝繼承了晚明的國家機器，也繼承了它所有的弊病和腐敗。激烈的黨爭，賣官鬻爵，魚肉百姓，這些惡政具有的特徵，弘光朝一樣不差。這個短命王朝的皇帝朱由崧，以荒淫無道著稱。他以大婚為名，在疆域內大肆搜刮民女。沉浸於酒色的朱由崧，已經播下了王朝迅速覆滅的種子。清軍壓境時，朱由崧在出逃途中被活捉。當他被押解進南京城時，有些旁觀的百姓不僅憤怒唾罵，還向他扔瓦塊。
南明史不止於一個腐敗王朝被傾覆的尋常故事。它包含着尖鋭的民族矛盾敍事。這種敍事的核心就是身份的爭執：是選擇做滿清的臣民，還是反抗？
在南明的歷史上，兩種選擇都很致命。
兩種選擇的一種具體體現，是辮子。清朝建立自身統治，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在征服區推行滿清的服飾和髮型。辮子關乎尊嚴、民族身份和王朝認同。因此，一個著名的口號在抗清人士之間廣為流傳，“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於是當滿清的剃髮令一下，大批的百姓揭竿而起。辮子和朱氏皇族法統，成為南明抗清的兩個最有效的法寶。
清朝對於反抗剃髮令的懲罰也極為嚴酷，不剃髮者要處斬。有次，多爾袞發現一個縣的生員張蘇之子張東海沒有剃髮。張東海立馬被斬首。張蘇也被打了五十大板。當然，清朝招降一些有重要影響的明將，態度會文明很多。
但剃髮是招降談判的重要條件之一。辮子後面藴含的民族矛盾，絕非一紙命令可以平息。辮子在清朝的官方討論那裏，甚至演變為一種禁忌。因為這裏面有敏感的民族歧視內容。不但皇帝不願意提，大臣也不願意提。漢學家孔飛力在名作《叫魂》裏，對這種禁忌心態有絕佳的勾勒。乾隆皇帝在諭旨裏，就刻意迴避這個話題。
在南明，不剃頭可能面臨死亡。剃頭也可能面臨死亡。這取決於你是誰的臣民。
當南明官兵抓住那些被迫剃頭的百姓，也往往會大開殺戒。在這些因為髮型而引起的血案中，少數能倖免的人士是一些僧人。當然，在南明的開明君主隆武帝朱聿鍵那裏，這些嚴酷的殺戮被禁止了。隆武帝的仁政可見一斑。隆武帝下令給已經剃髮者頒發免死牌。這一政策吸引了眾多難民來歸附。
3在弘光朝覆滅後，南明在相隔不遠的時間內誕生了兩個政權，隆武朝和魯監國政權。
隆武帝朱聿鍵被譽為南明最有作為且最正直的皇帝。1645年登基之前，朱聿鍵曾長期入獄，歷經生活磨練，比較深入瞭解百姓疾苦。與荒淫的弘光帝相反，隆武帝生活樸素，且沒有任何嬪妃。
在隆武帝登基後不久，在浙江出現了另一個南明政權，魯監國政權。兩個政權曾取得聯繫，試圖聯合。其中一個方案是兩國的官員可以到另一個政權任職。但最終，聯合的計劃流產。這次聯合事件反映了南明各政權普遍的弊端，這就是競爭多於合作，火併多於談判。這些弊端給了蒸蒸日上的滿清政權機會。
隆武帝滿足一個明君的一切條件，但時代已經不給他更多施展能力的機會。發動戰爭使得他重蹈前輩的覆轍，讓轄區百姓一貧如洗。
在軍事上，隆武帝依賴著名的“地頭蛇”鄭氏家族。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是隆武帝的軍事支柱。但鄭芝龍並不真心想把自己強有力的軍隊和海上力量用於恢復明朝大業。鄭芝龍只想利用隆武帝的法統來壯大自己，成為一方獨立的勢力。
因為鄭氏家族近乎一個海盜背景，在江湖上缺乏號召力，明朝的餘脈對他來説就是一個有價值的牌位。因此，這次合作的悲劇，就是隆武朝廣受尊敬的文官黃道周孤身北伐。他未能從鄭芝龍處取得一兵一卒，而是沿途自己招募了數千人馬去北伐，結果可想而知。黃道周的殉國反映了隆武朝的困境：空有理想卻無實現的條件。
對於隆武帝的軍事大計，鄭芝龍也並非全然不問不管。比如1646年，鄭芝龍就派私人代表去日本借兵和武器。但這次借兵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借兵過程中，鄭芝龍就投降清朝了。鄭芝龍的作為反映了那個時代普遍的特點，就是人們對立場的喪失。
明代的滅亡不光是行政系統的瓦解和土地、人口的喪失，它也是一種身份和信仰的瓦解。現實主義政治取代了意識形態，也就是對明王朝的忠誠。如果降清有利，那就降清；如果降明有利，那就降明。這是那個時代很多官兵的路徑。有名的將領吳三桂就是典型。原大順軍領導人孫可望也是很有名的一個。
當然，在這種現實主義政治框架下，清朝也是把鄭芝龍當作一個人質。他投入清營後，就處於半軟禁狀態，後來被送到了北京，從此無自由可言，成為清朝招降鄭成功的説客。
4南明不明，也充滿歷史的反諷。南明最忠貞的將領李定國，卻曾是被明朝視為亂賊的大順軍的首領之一。
在南明最後一個政權永曆朝建立之後，原大順軍張獻忠的部將孫可望、李定國等投誠歸來，變身為明朝將領。永曆帝沒有地盤和軍隊，只能倚靠大順軍將領和鄭氏家族來撐腰。但這些政治合作都是基於利益，而不是基於王朝信仰。
孫可望就利用永曆帝朱由榔的法統來為自己的野心服務。他甚至把自己的祖父和明朝皇帝放在一起供人朝拜，而他自己則試圖充當永曆朝真正的主宰。一度被清軍追逐的永曆帝，逃到了孫可望的地盤，在貴州的安龍當了羈旅達數年之久。後來他在忠於他的大將李定國的營救下才擺脱孫可望的控制。基於這樣的君臣關係，南明王朝最後的結局可以想象。
南明最後的象徵性人物是永曆帝朱由榔。
末代皇帝帶着明朝的法統，被清軍一路追趕，一直從雲南逃到緬甸境內。在緬甸，他和隨身的臣子、嬪妃和僕人們飽受虐待。在緬甸人展開的一場屠殺之後，他們一行人所剩無幾。
1662年，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永曆帝碰到了前來捉拿他的人。這是吳三桂派來的總兵王惠。見面後，永曆帝對王惠的斥責體現了明朝最後的尊嚴，“偷生匹夫，快下去！此地是忠臣良將跪的，你有何顏跪在此？”
四個月後，永曆帝在雲南被害。
又過了三個月，一直忠於他的大將李定國聽聞消息，在疾病中故去。
像對待隆武朝一樣，成為鄭氏家族首領的鄭成功名義上是永曆朝的大將。但和孫可望一樣，鄭成功也只是利用法統壯大自己。他繼承了家族的基業，是福建沿海一帶的實際統治者，也擁有當時中國最強大的海軍。
李定國曾設想和鄭成功一起夾攻清朝軍隊。但鄭成功出於自己的利益考量，無動於衷。這也使得南明最後的擴展企圖化為泡影。像對待南明一樣，鄭成功對待清朝也只是利用。清朝多次想招撫鄭成功，但後者只是想保全和擴大自身勢力，和清朝的談判也是敷衍了事。
身在北京的鄭芝龍成為人質，多次勸説鄭成功歸附清朝。但鄭成功在回覆父親的信中，提到了對清朝的不信任：
“夫虎豹生於深山，百物懼焉；一入檻阱之中，搖尾而乞憐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
他也申明瞭自己的立場：
“清朝若能信兒言，則為清人；果不信兒言，則為明臣而已。”
作為清朝最後一個強大的敵人，鄭成功的搖擺身份顯示了南明歷史古怪的特質。他曾率領艦隊到長江作戰，試圖攻克南京。他也曾在和清軍的水戰中多次擊敗對手。鄭成功擁有統帥冷酷的一面。面對軟禁的父親的求援信，他無動於衷，任其交由命運的安排。但他也無力扭轉歷史趨勢。當他最終把基地遷往台灣時，已在事實上默認了清朝對大陸的統治。
1662年，37歲的鄭成功最終在台灣病逝。他的死，宣告了南明最後的反抗之光的熄滅，至此，南明宣告徹底隕落。
參考資料：
《南明史：1644-1662》，（美） 司徒琳，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南明史》，顧誠，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