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宋朝 320 年的歷史，戰爭幾乎貫穿其始終，使得宋朝始終處於一種內憂外患的境遇之中。為了加強軍事建設，少數士大夫主張發展騎兵，但大多數人並不重視騎兵建設。騎兵在正規軍、廂軍、鄉兵和蕃兵中都有分佈，正規軍中的騎兵是其主要作戰力量，但廂軍、鄉兵和蕃兵中的騎兵力量也不可忽視。騎兵的軍政管理在兵員、費用和訓練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並對騎兵兵員的素質和戰鬥力的發揮有着重要影響。騎兵的兵器、盔甲、馬甲和馬鞍等配備，共同構成了騎兵的基本軍事裝備，影響着騎兵戰鬥力的發揮。戰馬作為騎兵最重要的裝備之一，其來源、數量、質量、飼養管理和草料情況對騎兵尤為重要。騎兵的消極防禦戰略既是宋朝傳統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受到君臣觀念、地形和糧草供給等因素的影響。在具體戰術的運用上，宋朝騎兵常採用迂迴包抄、正面進攻、步騎協同、快速追擊、長途奔襲和偷襲等戰術，但是，除個別戰役外，宋朝成功運用騎兵的戰例多為小規模戰役，騎兵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遼、夏、金、蒙（元）以遊牧民族為主，以騎兵為主力，相對較為強大，這與宋軍以步兵為主和騎兵不振的情況形成了鮮明地對比。從總體上來説，宋朝騎兵戰鬥力低下，在與強大的北方少數民族騎兵的對抗中常常處於被動和劣勢。
宋人對騎兵的認識和騎兵的建設
由於宋朝建國初期即先天失去北方“燕雲十六州”和今陝西中北部及甘肅地帶，而且不斷遭受少數民族騎兵的南下和入侵，所以宋政府自始至終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以抵禦少數民族的入侵。由此，也引發了宋代士大夫在騎兵問題上的議論，在政策的不斷調整中，宋朝的騎兵建設也在不斷髮展變化。
宋人對騎兵的認識今河北以北、陝西中北部和甘肅地帶是中國古代主要的戰馬產區。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然而宋朝初年，與遼交惡，“無匹馬南來，備徵帶甲之騎，取足於西域”。到宋仁宗時期，西夏建國，西狄“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夏賊之眾，未嘗以匹馬貨易於邊郡，是則中國備徵帶甲之騎，獨取於西戎之西偏”，傳統意義上的優良戰馬產地相繼落入遼、夏等少數民族手中，宋朝的戰馬產地進一步萎縮。歐陽修也不無慨嘆道：“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自唐中葉以來，中原王朝便逐漸失去了西北戰馬產地，只不過，隨着唐末、五代中原王朝的動亂，西北遼、夏少數民族相繼崛起，宋朝缺少戰騎的情況更加嚴重。這是宋朝騎兵戰鬥力低下的主要原因。
面對着北方少數民族鐵騎的一次次緊逼，宋代一些有識之士也認識到騎兵的重要性，主張加強騎兵建設。北宋國子博士李覺説：“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認識到發展騎兵是抵禦少數民族南下的當務之急。武將劉昌祚也説：“俗謂‘人強馬壯’，若能如此，可謂兩全，倘若強弱不齊，適足為累。故馳逐應急取勝，非馬不能。”指出了騎兵在機動作戰中的作用。不僅如此，在南方用兵上，章惇和王安石也主張運用騎兵，二人曾上奏説：“誅舒光貴得馬軍力。”宋神宗也贊同這種觀點。宋徽宗時期的陳次升也認識到騎兵相對於步兵的優勢，他説：“兵家制勝莫如馬，步兵雖多，十不當馬軍之一。”北宋末年，李綱也主張加強騎兵建設。他説：“臣契勘軍行全藉騎兵，今來宣撫司出師，得馬不滿千匹，又多羸弱。金人鐵騎，動以萬數。將來防秋，不知何以御之？”表達了對宋朝騎兵不振的憂慮。同時，李綱並不主張以步制騎，他議論道：“軍旅之事，以馬為先。近年以來，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中國以步兵當之，安能取勝？”紹興元年（1131），工部侍郎韓肖胄説：“戰以騎兵為勝。”南宋蘇籀説：“吳之強弱在蜀之安危，蜀之安危在隴之向背。”其原因便是“騎兵出於隴右。”極言西北騎兵的重要性。
然而，騎兵的建設有賴於戰馬的數量和質量，但傳統意義上的優良戰馬產地被少數民族控制着，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宋朝騎兵的發展。故一些士大夫認為欲發展騎兵，首先需要加強馬政和增加戰馬。宋真宗與遼訂立澶淵之盟後，“天下久罷兵，有言鬻廄馬者”，楊崇勳説：“馬者，戰之備。雖無事，可去耶？”認為戰馬是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不可輕棄。宋祁曾上奏説：“臣聞馬者，兵之大也，邊庭之所以常取勝中國者也……中國之兵，歩多騎少，騎兵利平，歩兵利險。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目與天盡，不見堆阜，此非用歩之利也，雖歩卒百萬，詎能抗戎馬之出入乎？故莫如養馬與之馳逐，則契丹懼矣。”主張增加戰馬，發展騎兵與遼軍角逐。宋神宗也“嘗患馬政不善”，而修治馬政，頒佈《羣牧敕令》，並且實行保馬法，“冀國馬蕃息，以給戰騎”，充分認識到騎兵的重要性而採取各種方法增加戰馬。王巖叟認為：“馬者，兵之用，國之所恃以為險者也。有國以來，未嘗無馬，國多馬則強，少馬則弱。”提出了戰馬在國防上的重要性。上述觀點都認為戰馬和騎兵的運用可以增強宋朝的軍事力量。
但這些以騎制騎的意見在長時期內並不佔主導，宋朝總的政策還是以步制騎。
宋代許多士大夫主張減少騎兵的原因，主要集中在組建和編練騎兵需要巨大的財政支出。北宋名臣范仲淹就認為：“自古騎兵未必為利，開元、天寶間，牧馬數十萬匹，祿山為亂，王師敗於函谷，曾何救焉。”並且道出了他內心的憂慮：“沿邊市馬，歲幾百萬緡，罷之則絕戎人，行之則困中國”，“騎兵之費，錢糧、芻粟、衣縑之類，每一指揮，歲費數萬緡”，向少數民族買馬和供給騎兵糧草都需要一筆很大的支出。龐籍建議：“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把騎兵和冗兵、冗官並列，認為國家在騎兵上的支出是一項巨大的財政負擔，並要求減少騎兵。宋仁宗時期，元昊寇邊，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提出應對西夏的策略之一就是“廣土兵，減騎卒”，並且認為：“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減少騎兵可以免除一部分糧草的供應，也就相應減輕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同時，尹洙也請求“減並柵壘，召募土軍，省騎士，增步卒”。騎兵的花費比步兵高，一些士大夫對此也做過比較。
康定元年（1040），張亢曾説：“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慶曆元年（1041），田況上奏説：“請密料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軍之費，可贍步軍二人。”慶曆二年（1042），張方平論説：“緣邊騎兵，計畜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走集也。多留馬軍，既不足用，徒索芻粟。”慶曆五年（1045），張方平又説：“邊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駑，不任馳敵，平時虛糜芻粟，動輒兼人齎送。若今後所發緣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還，寬減調度，此其略也。”南宋時期，戰爭頻繁，更是無力發展騎兵。紹興三十一年（1161），淮南轉運副使楊杭説：“高郵軍創復之初，錢糧闕乏，無力招置馬兵防捍。”在戰馬或騎兵上的高額支出，成為宋代許多士大夫主張減少騎兵，增加步兵的重要理由。
宋代一些士大夫反對加強騎兵建設的另一理由就是宋朝士兵不擅於騎射。丁度曾論奏：“中國抗夷狄，可以智勝，不可以戰鬥，蓋地形武技與中國異也。羌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不如也。隘險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技不如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不如也。”他認為宋人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習慣造成了騎射技術不如少數民族。沈括“以為契丹馬所生，而民習騎戰，此天地之產也”，而宋朝“利強弩”，“舍我之長技，勉強所不能，以敵其天產，未聞可以勝人也”，他認為宋人運用弓箭是揚長避短，而不主張學習和訓練騎射技術。宋祁也曾論奏説，宋朝有“馬少，又人不習騎”的短處，“每至賊來作過，則朝廷常以所短敵所長，是以十戰十負，罕有勝理”。這些看法當然有一定道理，然而不善騎射的狀況，是可以通過訓練和戰爭而改進的。但是，宋朝在騎兵的訓練上，問題也相當嚴重。田況曾尖鋭的指出宋朝騎兵“馳走挽弓，不過五六鬥，每教射，皆望空發箭，馬前一二十步即已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況未能中之”，其騎兵訓練不足，由此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在客觀上，宋朝失去了西北優良戰馬產地，再加上大多數宋代士大夫主觀上並不重視騎兵建設，認為騎兵加大了政府的財政負擔，而且也主觀臆斷的認為中國的騎射技術不如北方少數民族。雖然少數士大夫主張發展騎兵，但總體上並未改變宋朝騎兵弱小的事實，騎兵在整個宋朝軍隊中始終處於輔助地位。
宋朝騎兵的建議
騎兵在正規軍、廂軍、鄉兵、蕃兵中都有分佈，並且混雜其中，與步兵、水兵等兵種共同構成了宋朝的軍事力量。因此，考察騎兵在各軍種中的數量和番號等基本情況，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宋朝騎兵的基本軍力構成。
正規軍中的騎兵北宋的主要軍事力量是禁軍，而到了南宋，駐守在邊防前線的屯駐大軍成為其依賴的軍事力量。進一步深入考察宋朝正規軍中的騎兵建設情況，可以更有利於我們瞭解騎兵的軍力及其在軍隊中的地位。
北宋前期禁軍中的騎兵
宋朝建國之初，禁軍中騎兵的番號和數量並不多。呂陶説：“藝祖受命之初，國家之兵十有二萬”，另有史載：“宋太祖皇帝建隆初……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衞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皇城司領步兵之額二；左右騏驥院領騎兵之額二”。也就是説，除去不便於計算的御前忠佐軍頭司的四指揮，禁軍共有 195 指揮，其中騎兵 74 指揮，騎兵約佔總數的 38?雖然宋朝建國之初禁軍數量較少，但騎兵所佔比例較高。同時，其騎兵大多因襲五代，非常精悍。
但隨着統一戰爭的進行和軍隊數量的增加，騎兵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呂陶説：“太宗皇帝削除僭叛,中外混一,始有三十餘萬之數。”嘉祐七年(1062),樞密院上奏:“開寶之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宋太祖開寶年間，馬步軍有 193000；宋太宗至道年間，馬步軍有 358000；到宋真宗天禧年間，馬步軍有432000。如果按照騎兵在禁軍中的比重是 28?估計，可得出宋太祖開寶年間，騎兵數量大致是 54040，宋太宗至道年間，騎兵數量大致是 100240，宋真宗天禧年間，騎兵數量大致是 120960。當然，此種估計方法不一定準確，因為時間不同，騎兵在禁軍中的比重肯定不是一成不變的，只是我們沒有直接的史料證據，而權且估計罷了。宋朝前期，騎兵的數量隨着禁軍的數量的增加也在逐步增加，但相比後代而言，數量並不多。
宋仁宗時期禁軍中的騎兵
在繼承前朝騎兵的基礎上，宋仁宗時期的騎兵又有所增加和變化。龐籍曾上奏説：“夫寶元中，騎兵，捧日之外所增一百六十二營；步兵，天武之外増七百五十二營。”嘉祐七年(1062),樞密院上奏説：“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禁軍總數是 826000，若仍按照騎兵在禁軍中的比重為 28?估算，可得出此時的騎兵數量是 231280，比宋真宗末年增加了 110320，擴充將近一倍。另外，宋朝軍隊編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並且“馬軍以四百、步軍以五百人為一營”，“騎以四百人、步以五百人為一營”3，也就是説騎兵每指揮 400 人，再根據宋仁宗時期禁軍中的騎兵與禁軍分駐各地表中得出騎兵為 543 指揮，再加上未統計在內的 12 指揮，共 555 指揮，可得出騎兵數量是 222000，與上述統計數字相差 9280，若再加上數量不多且不便於統計的諸班直，兩個數字基本接近。同時，這也進一步證明了上述估算方法的相對準確性。
北宋後期禁軍中的騎兵的變化和編制調整
宋朝自宋太宗以來，禁軍數量不斷增加，到宋仁宗時期，達到了頂峯，但面對遼、夏少數民族的進攻，卻屢屢敗北，其原因很多。一是軍隊中老弱者較多，士兵素質較差，“老弱者眾，緩急又不可用”4；二是編制嚴重不滿員，“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一、二百。而將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而且“馬軍多不精，一營或止有數十匹馬”。“額存”則朝廷仍須供給每營四、五百人的錢糧，“兵闕”則養兵費落入將校的手中，再加上騎兵的缺馬狀況，更嚴重削弱了騎兵的戰鬥力。
到宋仁宗晚期和宋英宗時期，禁軍開始裁減。治平元年(1064),三司使蔡襄説:“禁軍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九人。”另一記載是“英宗治平初,兵一百一十六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六十六萬三千”。宋英宗時，軍隊數量已經開始減少了。
宋神宗“即位之初,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二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3。若以禁軍數量 663000，騎兵在禁軍中的比重是 28?估算的話，騎兵數量應該是 185640，這是宋英宗時期和宋神宗初年的騎兵數量，由此也可以看出騎兵的數量比宋仁宗時期已經有所減少了。
但是宋朝依然保持着數量龐大的軍隊，宋神宗和王安石針對上述兩條積弊，採取比較果斷的措施，裁削冗兵和冗將，撤銷一部分禁軍的番號，或者合併某些番號的指揮。史稱“帝患兵冗不繼,始議銷並”，而且重點整治的是禁軍。
南宋禁軍和屯駐大軍中的騎兵
南宋的正規軍主要是禁軍和各地的屯駐大軍，這是南宋與金、蒙（元）對峙的主要軍事力量。
尚平先生對此有深入地研究，他認為：從殿、步兩司的總兵力來看，南宋在臨安附近的駐軍近十萬人，騎兵大致為一萬。長江下游防區集中在建康和鎮江的總兵力超過十二萬，騎兵編額約一萬六千（建康都統司軍及馬司軍為九千七百，鎮江軍五千，池州軍一千五百），大部分駐防在建康府及其附近地區。長江中游三支大軍所擁有的騎兵數量為一萬四千上下。川陝軍隊中騎兵數量基本保持在一萬三千以內。南宋騎兵總計為五萬三千左右，騎兵數量並不多。從地理和防禦地區來看，建康府和鎮江府的長江下游沿江地區集中了殿前司、馬軍司、建康都統司和鎮江都統司的騎兵，騎兵數量在兩萬到三萬之間，江州、池州各有一千多，荊襄防區一萬，川陝地區一萬多。可以明顯看出，長江下游和臨安附近聚集了大量的軍隊和騎兵，其數量遠遠超過荊襄地區與川陝地區的騎兵和軍隊數量。1由此可以看出，南宋正規軍中的騎兵總體數量比北宋大為下降，除了南宋更加缺馬之外，南方多山川河流的地形也限制了騎兵的運用。通過南宋軍力和騎兵的佈署，可以看出南宋仍然繼承了北宋內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則。
1.廂軍中的騎兵
廂軍是“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其實是地方軍兼雜役軍，但廂軍也同時具有戍守的職責和對外防禦、對內鎮壓的職能，即“緩急出軍行師，廂禁皆用”。但軍事職能畢竟不是廂軍騎兵的主要職能，比如宋英宗時，“總諸州本城教閲騎軍之額四，步軍之額六，不教閲騎軍之額三十有五，步軍之額一百九十有五”，用於戰爭的教閲騎軍番號數額很少，比例非常小。另有記載：“廂軍總諸州騎兵之額四十八，步兵之額百八十三。”
鄉兵中的騎兵鄉兵即是民兵，主要分佈在西北地區，其職責是“以為在所防守”。雖然鄉兵不是正規軍，但部分鄉兵有戰馬，是鄉兵中的騎兵。比如“諸路教民兵多用馬”。“鄜延路土兵弓箭手二萬五千，內步人二萬、騎五千”，鄜延路的土兵弓箭手有兩萬二千人，其中騎兵就有五千，騎兵數量不可忽視。
宋政府常採取優惠措施，招募有戰馬的鄉兵。元祐四年（1089），“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使劉昌祚奏請根括隴山地凡一萬九百九十頃，招置弓箭手人馬凡五千二百六十一人、騎”。對提供戰馬的鄉兵，優惠措施更大，元豐五年（1082），“招弓箭手，人給二頃，有馬者加五十畝”，政和五年（1115）“招到弓箭手，並於合給地土數內，各增給地土一頃，有馬者更增三十畝”。這種優惠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鄉兵中騎兵的數量。
不僅如此，鄉兵中的騎兵也有一定的戰鬥力。在鎮洮之役時，“上遣（景）思立將涇原第六將軍馬並第一等弓箭手五千騎助之，人皆精勇敢戰，所向克捷”7。元祐八年（1093），麟府路體量安撫司認為弓箭手“可代正兵，而又便習弓馬，勇於戰鬥，諳熟山川，通知出入道路，在邊防誠為得力”，但是，這並不是説鄉兵真的可以代替正規軍了，由於“河外地瘠，差役頻並”，常導致鄉兵招置不足。
鄉兵中的騎兵，雖然有一定的戰鬥力，但不是國家正規軍，需要“自備戎械並馬”，總體數量和戰鬥力畢竟有限。
蕃兵中的騎兵蕃兵是少數民族中的鄉兵，主要分佈在盛產戰馬的西北地帶，其中的騎兵數量相當可觀。治平二年（1065），宋英宗下詔：“陝西四路駐泊兵馬鈐轄梁寔等各管勾本路蕃部，團結強人、壯馬，預為經畫。”
由於西夏等少數民族不斷壯大內侵，宋朝常用蕃兵進行對抗，其中不乏騎兵。治平四年（1067），收原州（今寧夏固原）“蕃兵萬人，馬千匹”。熙寧五年（1072），王韶上奏説：“新附羌人七千騎來助防託”。元豐元年（1078），瀘州（今四川瀘州）納溪族叛亂，宋神宗下令調撥“渭州及涇原路選下蕃土兵五千，內馬軍一千”，前去平定。 在著名的狄青平定儂智高叛亂中，“蕃落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青卒用騎兵破賊”。範鎮也認為平定儂智高之亂，“卒能取勝者，蕃落數百騎爾”。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蕃落騎兵運用得當，同樣能夠取勝，甚至成為決定一場戰役勝敗的關鍵。
綜上所述，北宋禁軍中的騎兵在宋太祖時還比較少；自宋太宗朝和宋真宗朝不斷增加，至宋仁宗時期，騎兵的數量達到了最高峯，在駐地分佈上體現了內外相制和消極防禦的傳統國策；宋神宗時期，減縮編制，裁汰冗員，其番號和數量有一定的減少，在一定程度上節省了軍費。宋哲宗時期，騎兵數量繼續下降，到了宋徽宗和宋欽宗時期，騎兵因嚴重缺額而逐步瓦解了。南宋正規軍中的騎兵總計為五萬三千左右，騎兵數量並不多。而廂軍、鄉兵和蕃兵中雖然也有騎兵，在某種情況下可以發揮一定的戰鬥力，但不是騎兵的主要力量。另外，宋朝在總體上堅持內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則，把數量本就不多的騎兵大批駐防京師，未能充分發揮騎兵主動進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