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國青年報】；
本報題為《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的報道，引發了一羣青年學子的“求解之旅”。清華大學的學生來到四川甘孜，希望實地探訪網課直播教學的效果。在調研中，他們意外地發現，不同學校對於這一教學模式的接受度迥然不同。有的學校因網課班而在高考中“一戰成名”，對網課教學推崇備至；有的學校則向他們傳達出困惑的聲音。調研中，這些年輕人收穫了各自的反思與成長。調研結束後，他們留下這樣的追問：網課班作為一種旨在促進教育公平的技術，是縮小還是放大了原有的差異？
去年6月和四川的一名高中生聊天時，清華大學新聞系學生紀小璐才知道，網課教學在甘孜藏族自治州非常普遍。
2002年，網線將成都七中與甘孜州的兩所高中相連。10多年過去，這兩所網課班試點中學走出了兩種模式：康定中學對來自成都七中的資源全面吸收，而瀘定中學則有選擇地播放網課，同時由本校教師自主授課。
2018年年末，《中國青年報》刊發報道《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見報稿標題為《教育的水平線》），講述了雲南祿勸一中因網課直播教學造就的高考奇蹟，引發了持續的關注和爭論。
這篇報道讓清華大學的一些學生產生了實地調研的想法，引發了一場“求解之旅”。2019年，兩支調研團隊先後來到甘孜州。清華大學水利系學生黃鈺潔的團隊想從前端和遠端的師生入手，瞭解他們對遠程教育的看法及網課模式的發展過程。紀小璐的團隊則想知道，同樣的屏幕、直播技術，為什麼在同一地區的兩所學校會有那麼大差異。
調研團隊裏，有來自“前端學校”成都七中的學生，也有來自“遠端學校”、上了3年網課班的學生。調研結束後，有人從對網課教學滿懷希望到留有疑惑，有的從持有偏見到逐漸接納。
初到甘孜
到了康定中學，調研隊成員劉漪漩發現，“這些高一的弟弟妹妹看到我們來了非常興奮，跑前跑後搬椅子”。
這個畢業於成都七中的女生，是想實地看看網課班的運作模式。她身邊的朋友和教師對於網課直播教學褒貶不一，但她覺得，“遠端師生的反饋究竟如何，單憑想象，是沒有發言權的”。
在團隊調研的2019年，康定中學和瀘定中學已推行網課班17年。2002年之前，甘孜州各所高中的教育水平相對偏低，而它們的前端成都七中，作為民族地區遠程教育信息源，已和至少245所高中的1259個班合作，7.6萬多名高中學生和成都七中的學生同步上課。
康定中學網課班的部分學生已考入名校，黃鈺潔調研隊成員、清華大學土木系學生王志龍就是其中之一。王志龍還是2018年的甘孜州理科狀元。對他來説，“網課上着上着就習慣了，是種平常的教學方式”。
在王志龍參加高考的2018年，康定中學高考上本科線（不含民族加分等）的有288人，其中70人上重點線——上重點線的人數佔全州的三分之二。
在康定中學，每個高中年級有16個網課班，文理科班各半，每個班六七十人。這裏的教師與成都七中教師同步備課、上課，他們記下學生的疑難問題，在課後補充講解。
在母校調研時，王志龍想起了熟悉的高中課堂。那時，面對前端教師在屏幕裏的提問，他“能回答的都會回答”。在他看來，網課一定是一部分人跟得上、一部分人跟不上。
劉漪漩用“正面、積極向上”形容她對康定中學網課班的整體印象。在她觀摩的數學直播課上，前端教師提問時，班上學生會對着屏幕説出答案，遇到照顧遠端學生的前端教師，班裏的發言會更多。
進班交流、觀摩網課直播、一對一訪談，調研的大部分時間，成員都與學生和教師共同度過。不少成員都用“可愛”描述8天裏接觸到的這羣人。調研隊成員張敏難忘自己進班交流時底下一雙雙求知的眼睛，雖然遺憾講得不夠好，但結束後同學們問她，可不可以把她做的PPT留在電腦桌面，“我答應後，他們如獲至寶”。
對於去年暑期的這次調研，劉漪漩已記不清交流的具體內容，但她忘不了一個場景：調研的第二天晚上，康定中學突然停電，教師點上蠟燭，教室裏依舊很暗，唯獨播放網課的屏幕因有單獨供電系統而依然明亮。
調研隊成員龍程一把這個畫面看作一個隱喻：“就像那裏每個人面對外界的新事物、面對這塊屏幕的態度。即使停電了，我們不怕，把蠟燭點起來，照樣可以通過屏幕學習。”
艱難起步
康定中學的教師回憶，一開始推行網課班時並不順利，沒法保證同步備課、上課。2005年，康定中學的高考成績跌到歷史最低點，當年的新任校長在觀察了網課班一個多月後，告訴英語教師程遠友：“康定中學的未來在你這裏。”
程遠友是2004級網課班的班主任，這一年級網課的銜接工作都由他來做，比如借設備打印每週教學計劃、通知考試時間等。早期，為了保證網課的直播信號，還有專門的技術教師守着電腦，有時交換機要重啓，天線要除雪。
作為直播教學模式落地過程中堅定的推動者，程遠友告訴調研團隊，很多保障細節做好了才算入門，更重要的是，相信直播帶來的可能性。
當時，校長為網課班配了一台打印機、兩台電腦，還決定：凡學校活動與網課班衝突的，儘可能不影響網課班課程。
程遠友記得，2006年春節前，康定中學網課班與成都七中一樣，一直上課到臘月底，“其他班全都放假了，只剩網課班（繼續上課），幾個老師留下來，兩個校長也陪着一起”。
這些人力物力的投入，在高考時得到了回報。2007年，康定中學網課班100多名學生考上本科，用該校教師的話説，“一戰成名”。
紀小璐瞭解到，2007年“形勢一下反轉”後，康定中學開始有了更好的生源，“就像進入了良性循環”。
如今，在康定中學的網課班上，大部分年輕教師習慣了同步備課、上課，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得到提升，程遠友説：“那些30來歲的教師都成長得很快，但之前，學校怎麼敢把網課班交給這些年輕教師？”
黃鈺潔團隊也發現，網課對教育資源相對匱乏地區最大的貢獻不只在於培養學生，也在於培養教師。“不過，有很多教師學到了講課技巧後會希望去更好的地方工作。”黃鈺潔説，前端的師生也很有壓力，包括課程容錯率小，知識產權、師生隱私等方面的隱患，“但前端師生更希望能通過自己的課堂激勵遠端師生一起努力”。
另一種聲音
告別康定中學後，幾乎所有成員都帶着對網課班的希望與樂觀去往下一所學校——瀘定中學。2018年，該校理科網課班的本科上線率達90%。
瀘定中學每個年級有文理科網課直播班各1個，每個班四五十人。但直播班的部分教師會自主授課。
調研隊成員張敏對這種授課方式並不陌生。她來自四川宜賓，高中時上了3年網課班。在她的高中母校，“（上網課）以本校安排為主，如果有運動會就把網課停下，有時間再補；有的網課太難了，老師也會把網課停下來，自己講”。
調研過程中，張敏注意到，在直播上課時，有時因為網絡延時，遠端同學不知道前端上課用的是什麼材料。
在瀘定中學，調研隊成員“聽到了另一種聲音，很無奈，甚至有些沮喪，但同樣真實”。不少成員也是在看到瀘定中學的狀況後，轉而對康定中學的網課班推行情況有所思考。在龍程一看來，瀘定中學的教師對網課有自己的認識，面對前端傳來的不同網課，採取更靈活的接受方式。
“瀘定中學的教師還提到生源流失的問題，最好的學生會先考慮去綿陽、成都等地讀書。”紀小璐説。
在結束整個調研、瞭解到不同學校的態度與做法後，成員們發現：如果不去瀘定中學瞭解生源、溝通延時等現實因素，這次調研可能會失去很多意義。
他們開始反思網課直播模式，並在調研答辯時留下了這樣的追問：網課班作為一種旨在促進教育公平的技術，是縮小還是放大了原有的差異？
收穫與反思
輾轉兩所學校，張敏彷彿回到了高中時代。這兩所學校不論是硬件設施還是學習資料，都和她的高中母校相差不大。
在調研之前，張敏對網課班的態度不太積極，她認為個人發揮的作用更大，“如果完全跟着網課走，不顧自己的實際情況肯定不行”。讀高中時，她會抱怨網課班放假少、作業又多又難，前端和遠端教師也常常溝通不暢。
這次成為旁觀者，張敏的看法卻發生了變化。
無論在康定中學還是瀘定中學，教師都展現出極大的主動性。“老師就像蹺蹺板下沉的那一方，而同學們就像被翹起的一端”。
張敏也想起自己的高中生活，那時她努力學習的部分動力來源於老師，“他們對學校課堂的付出甚至超越家庭，每個學生都是他們的寶貝”。
她開始反思自己對網課的偏見，“正如幾位班主任提到的，網課讓學生實現的是向上分化，網課（模式）也一直在完善”。
大半年過去，紀小璐和龍程一還記得調研中那種“受寵若驚”的感覺。
龍程一在4個理科網課班的分享結束後，又被一位班主任拉到辦公室給學生“開小灶”。“他叫來了班上成績最好的一兩個學生，後來學生越來越多，全圍在辦公室裏”。龍程一離開辦公室的時候，另一名教師塞給他一張物理試卷，“讓我明天來上一堂課，講講這張卷子”。
“對方覺得我們是國之棟樑。我們本來都沒意識到，但真正走出去就覺得必須做出點事情。”紀小璐説。
其他成員也在這次調研中產生了各自的思考。趙佳寫道：資本運作、教育產業等話題終是距離日常生活太高太遠，落實到個體的教師、學生身上，就是上好課或聽懂課。
袁亦朗則在調研後思考：“既然甘孜州可以推行網課教學，並且覆蓋小學、初中、高中，那麼我的家鄉能不能也試一試？”她接着到位於湖北利川的家鄉調研，村委會表示願意嘗試。
新聞系學生劉漪漩則在考慮，今後讀研“可能不再是新聞傳播類，而是會偏向公共政策，針對教育領域”。
在調研後，龍程一覺得自己判斷事物的天平又多了個砝碼。他隨後參加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暑校交流，在異國的課堂上，他與教授討論起那些山區學生。在龍程一看來，網課班開啓了一扇窗，呈現另一種可能，“當地學生透過這扇窗，不只是學習知識，還能夠看到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