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范陽兼平盧、河東節度使安祿山,以誅楊國忠為名,舉兵謀反。這是天寶後期唐朝內部矛盾急劇發展的必然結果。最後收拾這一殘局的是太子李享。他在馬嵬驛事變中,似乎沒有扮演主角,只是匆忙之際帶了一支人馬奔赴西北,最後主宰了全國的局勢。然而事情遠非如此簡單,那是太子李享經過縝密的考慮才決定和玄宗分道揚鑣的。
安史之亂的第二年六月,唐玄宗離京倉皇西逃,行至馬嵬驛,士兵譁變,殺死楊國忠,又逼玄宗縊死楊貴妃。新、舊《唐書》的本紀,均稱此事的發難者為龍武將軍陳玄禮。但有些列傳的記載,卻透露出太子李亨也是參與者,而且就其政治地位來説,應是主謀者。《舊唐書·楊貴妃傳》記載:
“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
《韋見素傳》記載:
玄禮“與飛龍馬家李護國(即李輔國)謀於皇太子,請誅國忠”。
楊國忠被殺和楊貴妃死後,太子李亨理當隨玄宗繼續西去川蜀,但士兵卻吵吵嚷嚷,要北去靈武、太原,或向東返京師。接着就發生百姓遮道請留太子的事件。由此,太子李亨才與玄宗分道揚鑣,領兵北上,並因此而得以稱帝。這一事件的演變過程,據《舊唐書·李輔國傳》記載:
當楊國忠被殺後,李輔國“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復”。
可見,所謂“遮道請留”,也是李亨同他的兩個兒子和親信宦官精心策劃安排的。李亨出於某種原因,不便親自出面要求分兵,便打起百姓請命的旗號,並授意兒子和部下出面百般諫留。這樣,既使玄宗無法拒絕,又使玄宗面子上過得去。
從馬嵬驛門之圍,到遮道請留,再到李亨靈武即位,顯然是一系列緊密相聯的有計劃的行動,其目的都是為了逼玄宗交出政權,退居太上皇的地位。而長年護衞玄宗的禁軍首領陳玄禮,並不是這一事件的主謀。這一點,玄宗心裏是清楚的,因此當禁軍殺了楊國忠,陳玄禮去向玄宗請罪時,玄宗並沒有懲罰他,並且繼續由他保護去西蜀。蜀中是楊國忠的發跡地,是他的勢力老巢,太子李亨不敢西行,連一般將士也懂得不能去蜀中。可是,陳玄禮去了,並且在蜀中一直侍從玄宗,直至京師光復,又隨返長安。上元元年(760年),陳玄禮被肅宗李亨罷職。所有的事實都表明陳玄禮並不是李亨的私黨,而是玄宗的心腹侍從。馬嵬驛之變中,陳玄禮很可能只是一個被迫的支持者,而這一點後來也得到了玄宗的諒解,否則,他是不可能繼續擔任禁軍首領,護衞玄宗安全的。
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在離京之前,曾想以皇太子李亨擔任天下兵馬元帥,監護軍國事。結果楊國忠非常恐懼,楊家人都聚在一起痛哭,貴妃口中銜土向玄宗陳説請求,玄宗才沒有讓位給內定的繼承人。可見當時李亨與楊國忠之間的矛盾是相當尖鋭的。而李亨隨玄宗西行時,他的兒子廣平王、建寧王都是主管警衞皇帝親兵的人。他們控制着一部分禁軍,要在行途中發動一場政變,是完全有力量的。更何況,太子李亨一向不受玄宗的器重,他們之間的矛盾由來已深,太子李亨早就在等待着機會,擺脱父親玄宗的控制。而馬嵬驛事件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他當然要儘可能地利用了。
唐玄宗當年繼位,名義上是父親睿宗主動傳位的,實質上是他利用政治手腕迫父傳位的,所以當他做了皇帝后,便拿着這個經驗去防備自己的儲君,一向對太子不怎麼信任,加上玄宗在位時間長,立為太子的年齡都比較大,都有一定的政治經驗,於是他的戒備之心也就更重了。開元末,前太子被廢黜。當時,武惠妃得寵,宰相李林甫支持武氏,勸玄宗立她所生的壽王為太子。玄宗畏懼宰相與太子糾合,沒有同意,而立了李亨為太子。這是玄宗想利用幾種政治力量相互牽制,以便於自己從中操縱。
《資治通鑑》記載:
“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
從個人利害關係出發,李林甫有此想法是自然的。但是問題的根源還在於玄宗,假如玄宗真心實意要穩固太子地位,他能容忍李林甫危及太子嗎?縱使大臣與太子之間有矛盾,兩者親疏關係畢竟不同,玄宗還是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加以妥善解決的。然而,事實並沒有這樣。李林甫得寵的訣竅,正是在於“善伺上動靜,奏對常稱旨”。所以李林甫的“常有動搖東宮之志”,至少玄宗是知道而且聽之任之的。以後楊國忠得勢,也照樣排斥太子,其原因都是玄宗疑忌太子的結果。
至於太子李亨,處在這樣一種境地,日子是不好過的。雖説玄宗年事漸高,自己的繼位只是時間問題,但廢太子李瑛的教訓就在眼前。外朝權臣又都是自己的對頭,不能有所作為。如果聽其自然,必然坐以待斃。史載,天寶五載(746年)李林甫為構陷太子李亨製造了一宗大案,牽累眾多。然細察其事也非全屬無中生有,太子私黨事實上是存在的。四、太子私黨的核心人物
太子私黨的中心人物為韋堅、皇甫惟明及李適之等。韋堅是太子妃兄,主管江淮租庸轉運,李適之是恆山王承乾(貞觀時的廢太子)之孫,同李林甫一樣,以宗室入相。但與李林甫矛盾頗深。韋堅結交李適之,就使太子李亨在朝廷相臣中,爭取到一位支持者。皇甫惟明任隴右節度使,手握重兵,頗有戰功。皇甫惟明出任邊將後,見李林甫專權,非常不滿。皇甫惟明與太子關係親密,又握有兵權,在太子集團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可以説,正是皇甫惟明的明確表態,超越了玄宗所能容忍的限度,於是對太子集團下手了。
天寶五載(746年)正月望夜,太子李亨出遊,與韋堅密會,韋堅又與皇甫惟明密會於景龍觀。被李林甫所派的楊慎矜得知,李林甫誣陷他們倆人密謀“欲共立太子”,玄宗大怒,太子一黨遭到打擊:皇甫惟明貶播川太守,韋堅貶縉雲太守,李適之貶宜春太守,太常少卿韋斌貶巴陵太守,嗣薛王堝貶夷陵別駕,睢陽太守裴寬貶安陸別駕,河南尹李齊物貶競陵太守。第二年,皇甫惟明被賜死,之後韋堅也被害,太子為了自保,主動和韋妃離婚,韋氏家族被牽連,被賜死、被逼死者眾多。
此外,太子集團中還有兩位重要人物,一是李泌,一是王忠嗣。李泌天寶中待詔翰林,供奉東宮,後遇到太子李亨,兩人感情深厚。李泌曾賦詩諷刺楊國忠、安祿山等。遭楊國忠貶職。後來李亨在靈武即位,立即派人訪召,視為師友,“動皆顧問,權逾宰相”。這是李亨重要的智囊人物。王忠嗣為朔方河東節度使,又兼河西、隴右節度,幼時曾與李亨生活在一起,曾公開宣稱:“早與忠王同養宮中,我欲尊奉太子”。於天寶六載(747年)十一月,貶為漢陽太守。
唐玄宗對太子與軍鎮交結是嚴加防範的,一旦發現李亨和王忠嗣,皇甫惟明等西北軍事將領有聯繫,即及時進行打擊。但是,太子要想繼位也只有依靠西北軍事力量,正因為如此,李亨在馬嵬驛之變得手後,即向平涼發展,明確依靠西北軍事力量。事實也正是這樣,李亨一到平涼,便得到西北軍鎮和地方勢力的支持。杜鴻漸、魏少遊、崔漪、盧簡金、李涵等為太子謀劃,迎其赴靈武即帝位。這樣,李亨就將號令全國的權力和旗號搶在自己的手中,以便能名正言順地進行平亂,並在這一過程中確立自己的皇位,將玄宗逼上太上皇的地位。
事實表明,李亨是個頗有謀略的人。他長期在玄宗和權臣李林甫,楊國忠的夾擊中,政治上得以生存並最後取得勝利,在當時來説是很不容易的。特別當王朝興亡的關鍵時刻,玄宗逃亡川蜀,他北上平亂前線,順應了當時的民心,因而取得全國軍民的支持和擁護。而玄宗呢,玩弄權術,壓制太子,自以為聰明得計,以至馬嵬驛老謀失算,仍不醒悟。李亨北上後,玄宗在下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時,又明令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天下四方節度,其用心還在牽制太子李亨。然而,李亨到了靈武就立即稱帝,玄宗鞭長莫及,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吞下了自己一手造成的苦果。
這是唐玄宗後期背離民意,重用腐朽官僚,加深社會矛盾的必然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