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父子為什麼要下令改變兩漢時期的厚葬之風?

很開心又一次和您見面,探究歷史,悟出道理。讓我們一起打開歷史的卷軸,我將帶您一起探究這段歷史。

經歷了兩漢時期厚葬之後,薄葬在曹操、曹丕父子時代似乎有了可能。

《三國志》《魏書·武帝記》記載,218年的6月,曹操下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兼容。”

在這個命令裏,曹操雖然提出了依照漢制,公卿大臣陪陵,可是居瘠薄之地,不封不樹的喪葬設想卻一改兩漢風氣。

公元220年,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曹操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遺令明確規定了弔唁的形式,壽衣的選擇和陪葬的內容。

曹操提出了比漢文帝劉恆更為具體、翔實的薄葬主張。

曹操父子為什麼要下令改變兩漢時期的厚葬之風?

分析曹操的作為,他的儉葬主張似乎順理成章。宮廷中的帷帳屏風破了,他要求縫了再用,不能換新的;兒媳婦的綾羅衣服曳地,他甚至詔令自裁。他組織過、指揮過大規模的挖墓行動,屍骨縱橫的場面他一定記憶猶新,他擔心自己日後的結局。儉約的習慣和挖墓的經歷,讓他對後事言之灼灼。

魏文帝曹丕更是深入地推動了父親的儉葬主張,他認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沒有必要隆重舉行喪葬之事。

曹操父子為什麼要下令改變兩漢時期的厚葬之風?

我們還是拿《魏書•文帝記》的記述來看曹丕對待喪葬的態度:“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谷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于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癢之知,頉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為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鑑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閒,不足為遠。”

曹操父子為什麼要下令改變兩漢時期的厚葬之風?

曹丕從堯舜禹的葬式説起,對比分析了薄葬和厚葬的利弊,列舉了漢氏諸陵的遭遇和命運,指出了厚葬的惡果,得出了無不掘之墓的結論,提出了自己終老之後的葬制和葬式,要求后妃不得合葬。對於自己的想法,曹丕要求後人不折不扣地執行,不能怠慢。為了以防萬一,他甚至嚴厲地詛咒了違揹他遺制的行為,“吾為戮屍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並要求把此詔書藏之宗廟,把副本存在尚書府、秘書府的檔案裏。

曹丕的遺詔,比父親更為深刻冷峻,如鐵釘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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