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四年(1631年)八月，一份來自遼東的緊急戰報震動了身處北京的崇禎皇帝以及明朝的大小臣工：皇太極率軍直撲明朝邊境的大淩河城，將築城的3萬餘軍民團團圍住，形勢萬分危急。在這種情況下，崇禎皇帝急命各路援軍增援大淩河城。身處登州的登萊巡撫孫元化奉命派遣孔有德等人自陸路支援遼東。同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孔有德等人在北直隸的吳橋突然舉兵造反，兵戈回指，連陷山東諸縣，最終攻克山東重鎮登州幷包圍萊州。被動的朝廷調集各路援軍，耗費18個月才最終打敗這夥叛軍。叛軍首領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狼狽逃竄，最終渡海投降後金。
吳橋兵變出現在明清交替的關口，是一場十分值得研究的戰役。這場戰役徹底改變了雙方的軍事平衡，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之後明清交戰的作戰方法。然而遺憾的是，因為各種原因，清代統治者對這場戰役諱莫如深，並銷燬了大部分描述這場戰役的明代資料。吳橋兵變的經過就像一團疑雲，籠罩在明清歷史的上空，久久不散。
吳橋兵變的起因與考證
崇禎年間，明軍與後金軍的戰鬥進入到拼國力、拼策略的拉鋸狀態。崇禎四年七月，為了進一步鞏固遼東防線，明軍將領祖大壽率領麾下1.3萬餘軍士和大量民眾修築關外大淩河城。明軍的行動很快，在八月初就已經完成大部分工程。然而，皇太極並不會眼睜睜地看着明軍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修建城池。於是，皇太極於崇禎四年八月初六，率領1.5萬後金軍將大淩河城層層包圍。也是在此戰中，後金軍開始使用俘獲以及自制的紅夷大炮和其他炮種進行攻堅戰，大淩河城周圍的墩台城堡非敗即降。明軍火炮優勢盡失，在遼東孤立無援。小小的大淩河城很快出現糧食危機，並出現人相食的慘狀。但是，明軍並沒有投降，而是努力和外界溝通，期望朝廷派遣援軍救援大淩河城。經過重重努力，八月二十二日前後，來自大淩河城的求援戰報終於送到北京城。此時遼東已沒有力量可以增援大淩河城。於是，支援大淩河城的重任便落在重鎮登州與萊州身上。
此時任職登萊巡撫的正是孫元化。朝廷自接到大淩河城的求援戰報後，便下令駐防在皮島的前協副總兵張燾率兵至旅順的雙島，與登州參將黃蜚以及孔有德部會師並進軍至三岔河，以期相機登岸夾攻後金軍，解大淩河之圍。
一個月後的九月二十七日，登州派出的援軍正式從水路起航支援大淩河城。援軍規模不可謂不大，張燾以及葡萄牙軍官公沙率領沙船21艘自皮島進發。當晚，明軍船隊遭遇大風，被迫修整一晝夜。之後的十月初一（颶風持續5天）、初六、初八（颶風持續3日）持續遭遇颶風。這種極端惡劣的天氣導致明軍船隻嚴重損毀，士兵的輜重及兵器亦全部遺失。而已經抵達三岔河的孔有德部稱，三岔河已經結冰，但冰面尚無法承受太大重量，軍隊無法渡河。於是，來自登萊的援軍竟然以此為藉口，不顧大淩河城官兵的死活，一直逗留到十一月初。
儘管風浪巨大，但是實在無法想象雙島一整個月都有颶風的存在。援軍兵器盡失，竟也不在當地及附近採買。張燾甚至在逗留不前的情況下，居然還吹噓與自己同行的葡萄牙人“西洋一士可當勝兵千人”，並請朝廷購買西洋火炮、火藥以及盔甲給自己的部隊。
那麼這裏就存在幾個問題。西洋火器是否能在短時間內採買齊全？況且雙島距登州已經很遠，是否有地方可以短時間內採買到？張燾本人説沿途颶風，就算登州尚有西洋火器，運抵雙島是否還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如果不需要一個月，那麼張燾逗留一月不前是何居心？張燾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提議是胡鬧，也不可能不知道大淩河城的官兵已經苦盼援軍三個月，但是他依然“任性”地在雙島駐紮了下來。這種無恥、軟弱和盲目自信的對敵態度，可以説是明末文官的真實寫照。
一籌莫展的朝廷於十月二十三日再次發文催促登州調遣援軍，自陸路發兵5000火速開往大淩河城。然而，由於張燾及孔有德的逗留不前，登州城內只有不足3000軍士，登州步兵火器營主力都在逗留於雙島的孔有德以及吳進勝的手中，共4200人。無計可施的孫元化只得在十月二十五日，調撥小划船前往雙島詔諭孔有德部回登州。等孔有德部召集隊伍回到登州的時候，已經是十一月十四日。
十一月十四日，孫元化命孔有德與王廷臣先行。此次自陸路北上遼東的第二次援軍隊伍，一共有官兵4472員、馬1061匹、騾515頭、駝3只、牛154頭，所攜裝備有鐵甲1985副、棉甲564副、中西大小銃炮1034門、火藥5990斤、鉛子2217斤。孫元化因此吹噓道：“從來援兵未必若此之盔甲、器械、鍋帳、輜車悉全者。”但是諷刺的是，大淩河城守軍已經在半個月前，由於援軍的拖延和彈盡糧絕而投降了。
孔有德部自陸路出發後，沿途懈怠，絲毫沒有火速前進的意思。他們甚至在山東鄒平駐紮了月餘而停止不前，以至於出發兩個月才離開山東境內，這從側面説明孔有德十月初時至三岔河不渡，並不是因為水面結冰而無法飛越。目無法紀，大膽狂妄，就是孔有德的真實性格。
崇禎四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當孔有德率軍抵達直隸河間府的吳橋時，突然易幟叛變。常見説法是，當時已經到了冬日，部隊到達吳橋縣以後，補給無法滿足。孔部的步卒到吳橋縣的鄉紳王象春家偷食了雞犬，此事被王家告發以後，孔有德懲罰這名肇事士卒穿耳遊營。飢寒交迫的孔部見此情形又驚又怒，遂發生譁變。譁變的軍士將王象春的家宅焚燒殆盡，王家僅王象春之子倖免於難。第二日，孔部千總李應元與其父李九成捆縛孔有德於演武場，逼迫孔有德謀反，孔有德最終被迫答應。於是，孔部叛軍自吳橋縣回戈東指山東，盡行劫掠，所過無遺。這便是震驚明末，改變了明清力量的吳橋兵變。
很多史料，如清代編撰的《明史》以及之後的《清史稿》，都採信這種説法。孔有德在之後給皇太極的請降書中，亦將自己包裝成一個人畜無害的忠良將領，因軍隊凍餓，加上官員的逼迫才不得已造反。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明史》和《清史稿》為了避尊者諱，巧妙地隱藏了一些細節，成書於康熙年間的清代禁書《平叛記》，卻給我們留下了更多線索。根據《平叛記》的記載，孔有德部在登州到吳橋縣的途中，軍紀就已經非常敗壞。當時孔部在途中，所過之處多行劫掠，名聲非常差。到達吳橋縣以後，百姓因為這個原因紛紛閉門罷市，不納孔部，才導致孔部飢寒交迫的情況。但這裏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前提，那就是孫元化在發兵之前，已經給足了孔部糧餉以及冬衣。孔部在吳橋縣會出現斷糧的情況，恰恰是因為他們在山東足足逗留了兩個月！
再則，孔部在糧餉充足的情況下尚且沿途劫掠，無糧時能有多強的軍紀，就實在耐人尋味。孔部給出的凍餓交加才不得已“起義”的藉口，放在崇禎初年的大背景下，也是站不住腳的説法。就以崇禎四年吳橋兵變之前的己巳之變（崇禎二年）來説，當時皇太極率領大軍越過喜峯口，兵圍北京城，崇禎皇帝下令各路軍隊勤王，各路勤王軍的處境亦十分悽慘。比如當時延綏軍接到勤王詔令，急行軍數千裏，到達順義時乏糧，順義守城官拒絕給糧，亦拒絕延綏軍進城，飢寒交迫的延綏軍卻並沒有出現譁變的情況。
又如雲南勤王軍到達北京時，缺糧數月，因水土不服減員十分之二三，衣物器械典賣殆盡，整個軍隊猶如乞丐，亦沒有出現譁變的情況。再如京營士兵缺糧十數月；宣府大同勤王軍糧餉數月未給，官兵枵腹，在勤王途中急行軍數日不得食，但都保持了良好的軍紀。孔有德因為自己翫忽職守，逗留兩月不前而乏糧，且以此為藉口推卸責任，實在是強詞奪理。《平叛記》中説孔有德“驕悍不法”，可謂是一針見血的評價。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記載最為清楚的第一手資料當數《中國明朝檔案總彙》裏面的內容。這份檔案中收錄了一份極其珍貴的吳橋知縣畢自寅的敍事奏疏，記載了孔部過境的更多細節。據稱，吳橋縣自崇禎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左右到孔有德所部經過，陸續有援遼的山東隊伍過境（當指前文中的王廷臣部），一路上並無遲留。
閏十一月二十七日，有領兵官孔有德所率兵丁約六七百人於當日傍晚抵達吳橋縣歇息，次日飯後繼續向北出發。當北行至吳橋縣校場時，孔部突生變故，駐紮不前。畢自寅見狀，急忙派人去孔有德軍中催問緣由。只見孔部士兵將孔有德捆綁，口稱孔有德不支糧餉，要求支給他們糧餉才能施放孔有德。畢自寅見狀親自到孔有德軍營中勸慰軍心，但是惱怒的士兵並不聽從畢自寅的勸説。到中午，他們強行讓畢自寅給予其飯食，之後下鄉掠奪馬驢十數匹。畢自寅見狀急忙命令縣中衙役、保甲和民壯等上城守禦，以防不測。至傍晚時分，孔部終於拔營，聲稱回登州討糧，隨即南行。
另外根據記載，脅迫孔有德謀反的李九成，是登萊巡撫孫元化任命的購馬官員。因登州及山東等地馬種矮小，不利於遼東戰事，登州府會時常遣人至山西、陝西等邊地買馬。然而，李九成卻將朝廷給予的購馬款項貪污殆盡，自知難逃重刑的他才最終生起謀反的念頭。
將以上記載串聯起來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非常清晰的吳橋兵變的前因後果：孔有德部援遼軍士，沿途觀望，軍紀敗壞，以至於到了吳橋縣就已經基本用完所帶糧餉。到了吳橋縣以後，吃過最後一頓飯，軍糧終於見底。驕妄的孔部軍士將孔有德帶至校場捆綁索要糧餉。最終，將官的野心與士兵的不滿聯合起來，促成了兵變。
此外，整個吳橋兵變期間，兩方將領對兵變謀反的態度本身就是“一拍即合”：孔有德目無王法，狂妄自大；李九成父子自知死罪難免，亡命一搏。而且在一開始孔部赴援遼東路過萊州時，史載萊州知府“知其必反”。可知孔有德要麼對朝廷極其不滿，人盡皆知；要麼在出城時，孔部的軍紀就已經十分敗壞。
那麼，孔有德究竟是被亂兵“脅迫”最終“不得已起義”，還是早有預謀的謀反，十分讓人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