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西方政治學者是近年才承認中國製度具有“強大的國家能力”，才承認中國於秦漢時期就建立了第一個“現代國家”，早於歐洲1800年。“現代國家”意味着要擁有一套非血緣、依法理、科層明確、權責清晰的理性化官僚體系。
與秦漢同時是羅馬。羅馬是西方文明的最大規模政治體。歐洲史上的大規模政治體，無不以羅馬為精神象徵。
秦漢與羅馬作為兩個都建立在農業社會之上的超大規模政治體，都需要處理土地兼併和小農破產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政權與軍閥的關係、本土文化與外來宗教的關係。但兩者的結果完全不一樣。羅馬之後再無羅馬，只有多個信仰基督教的蠻族封建王國。而秦漢之後卻繼續興起了融合胡漢的隋唐大一統王朝。
相似的基礎，相似的挑戰，不同的路徑，不同的結果。本文希望通過對秦漢和羅馬兩個古老文明的對比分析，增進人們對東西方文化的相互瞭解，促進文明互鑑，從而有利於更好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合作實踐。
150年內軍人從不打內戰，卻因這事兒拼得你死我活
大致與楚漢相爭同時，羅馬用了50餘年滅亡了迦太基，肢解了馬其頓，成為了地中海霸主。在稱霸過程中，羅馬始終維繫着共和制。
羅馬的成功在於“混合政制”，融合了王權制、貴族制、民主制。執政官代表王權，執掌軍事權；元老院代表貴族，執掌財權；公民大會代表民主，執掌否決權；三種力量互相制衡。羅馬人相信，各方利益衝突是保證自由強大的“必要罪惡”，且“衝突”最終必能達成“團結”。羅馬早期的衝突確是温和可控的，平民戰士用“罷戰”與貴族談判。貴族為了獲得戰勝殖民的更大利益，也總願意做出妥協讓出部分權利。近200年時間裏，不論執政官、貴族和平民吵得多麼厲害，面對外患時總能團結起來。
直到公元前一世紀，衝突變得不易妥協了，羅馬進入軍事巨頭相互爭鬥的“內戰時期”。在西漢成帝年間（公元前27年），羅馬最終轉變成帝制。為什麼過去150年內軍人從不打內戰，現在卻要刀口向內你死我活呢？
因為土地。
《迦太基廢墟中的馬略》，1807，約翰·範德林，布面油畫，縱221釐米，橫174釐米，現藏舊金山美術博物館，描繪羅馬“內戰時期”，軍事巨頭馬略被蘇拉趕走，被迫流亡的情形。
一個半世紀的海外征服，羅馬的權貴們將巨量的奴隸和財寶帶回本土，產生了大規模的“奴隸大莊園農業”。“大莊園”的效率技術遠超小農，以致大批小農破產，並將土地賣給權貴富豪，加劇了土地兼併。羅馬平民，漸漸成了羅馬貧民，最終成了羅馬流民。
羅馬政治沒有調節土地兼併的能力。羅馬本有一條將征服所得的土地在貴族與平民間公正分配的古老法律，但從未被執行過。凡是想執行的人都會被刺殺，如格拉古兄弟。因為，在王權、貴族、平民三種力量中，最強大的還是貴族。從公元前232年到公元前133年的一百年間，羅馬共和國的200名執政官出自58個貴族世家。這種可以“造王”的世襲貴族，在中國稱之為“門閥”。能對抗“門閥”的只有“軍閥”。因為只有軍閥能夠從對外戰爭中拿到土地，也只有軍閥能強迫元老院給士兵分配土地。正因如此，羅馬流民最終投奔了軍閥，為國家而戰的公民兵變成了將軍們的僱傭兵。
在政客無法取得共識的地方，軍閥登場了。
羅馬人民為何投票支持屋大維稱帝
羅馬擁有地中海世界的巨大財富，為什麼不能拿出一部分集中解決貧富差距以防止國家分裂呢？史書歸罪於羅馬貴族生活奢侈天天辦宴會。這不全面。破產農民雖在羅馬城裏四處遊蕩，但他們畢竟有一張選票。羅馬執政官一年選一次，貴族爭相贊助大型節慶、角鬥與宴會，就是為了爭取這張票。辦慶典總比分配土地容易得多。
貴族雖然富有，但年復一年的競選花銷仍然不夠用。很多貴族因搞政治而破產，凱撒就曾欠下一身債。因此，各行省的包税商、工程商、貿易商、高利貸商就開始紛紛出面。財閥們往往兩邊下注，不光投資元老，也投資軍頭。前三頭後三頭之間的密約，沒有一次不是在財閥的牽線搭橋中完成的。財閥們的金錢，源源不斷流入羅馬軍團，烈火澆油，將黨爭演化成內戰。50年中的四次大內戰，將地中海變成了無政府狀態。混亂絕望中，羅馬人民最終選擇投票支持屋大維將共和變成帝制（前27年）。
這並非他們不愛自由，而是自由沒有給他們帶來平等、富足和安全，自由的空論不能解決人民的根本關切。如羅馬的貧富分化問題；如士兵們流血一生分不到土地的問題；如腐敗的外省總督與包税商勾結而得不到監督的問題。這些事，元老院有200年的時間，卻從未想過解決的辦法。試圖解決問題的反倒是軍閥們。例如屋大維設立軍事財庫，集中支付所有士兵退役後的土地和現金，把士兵從多頭依附中解脱出來；他還第一次派遣了中央控制的行省級財務官替代包税人。凱撒也曾計劃排幹羅馬附近的龐普廷沼澤，為數以萬計的貧農提供耕種的土地；還想開鑿科林斯運河，把亞洲商業與意大利經濟整合起來。如果真能完成，會延緩日後的東西羅馬分裂。但羅馬“共和之父”西塞羅滔滔不絕地批判説，這些工程與維護“自由”相比微不足道。這是專制君主“好大喜功”的象徵，是迫使人民“流血流汗、甘當奴隸”的明顯標誌。
西塞羅半身像，西塞羅依靠雄辯術成為大律師，最終以法律領袖的身份贏得競選，成為第一個非貴族出身的執政官，一度被尊稱為“羅馬國父”。
不僅雄辯家們濫用“自由”，軍頭們也濫用“自由”。在軍頭們眼中，“自由”的含義就是不受任何政治制約。當某個派系在元老院佔了上風，反對派就宣稱其“壓迫自由”，理直氣壯地起兵造反。龐培宣佈馬略派是暴政，於是招募了一支私人軍隊，而私軍是違法的；凱撒宣稱龐培黨迫害了自由，於是帶着高盧軍團跨過了盧比肯河，而軍團是屬於國家的；屋大維自己造反，成功後卻在鑄幣銘文中將自己刻成“羅馬人民自由的維護者”。
屋大維半身像，現藏慕尼黑古代雕塑展覽館，作為愷撒的財產繼承人，屋大維19歲起兵，32歲時結束分裂，47歲前完成了羅馬帝國的制度建設，成為羅馬帝國的第一任皇帝。
自由，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無限鬥爭的藉口。
繪畫，描繪公元前43年，屋大維、安東尼、雷必達結成的“後三頭”同盟在羅馬城對共和派進行大屠殺的情形，以西塞羅為首的元老貴族幾乎被斬盡殺絕，西塞羅的頭顱被安東尼的大兵們砍下，懸掛在他經常發表宏論的講壇之上。
歸根結底，共和政治想要達成共識而不使用暴力，只能在羅馬早期“中等衝突”時管用。當貧富差距擴大到沒有機制能進行結構性調整時，中等衝突就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大分裂。彌合它的，不是票決政治，只能是政治家們進行結構性改革的自我犧牲精神。
保衞自由的，從來不只是“自由”本身。
（此文為潘岳同志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一書的序言）
作者：潘岳（中央社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
編輯：莫愁
【來源：人民政協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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