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者正在欣賞、拍攝綠松石龍形器
綠松石龍形器的細節
碳化稻米（右）
陶寺遺址早期的彩繪龍紋陶盤
陶寺遺址早期的彩繪陶簋
中國歷史有傳世文獻支持的“信史”要從公元前841年算起，從此上溯的歷史便模糊不清了。幸好還有考古學。考古學家一次次從野外工作中打撈出曾經的記憶。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大幕由此掀開。如今，學者們相信，中華文明最起源的記憶被轉述為傳説流傳了下來，儘管現在沒有文字記載可以説明真人、真事，但是通過不斷的考古挖掘也許能漸漸揭開歷史的真相。
眼下，首都博物館正在舉行“考古中華”展，其中的很多展品，比如陶寺遺址出土文物的亮相就會給我們帶來很多對“神話時代”的新理解。該展覽將持續到10月10日。
1陶寺遺址，堯舜居之？
山西省襄汾縣的陶寺遺址發現於上世紀50年代，屬於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遺址，面積約4平方公里。陶寺文化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3900年左右。大體相當於古史傳説中的堯舜禹時期。為此，有學者認為陶寺遺址就是唐堯部族的文化遺存。已故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就曾説：“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相當於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發現的最早的‘中國’，奠定了華夏的根基。”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誠回憶説，上世紀70年代中期，為了探索夏文化，考古研究人員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進行了試探性的調查。考古研究人員兵分兩路。一路往北尋找晉南最重要的考古學遺址“陶寺遺址”。“結果出乎我們預料。”研究人員發現這一遺址的年代已經超出了夏的年代，與此同時還發現一些極其重要的器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彩繪龍紋陶盤。
隨後，1978年至1984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與臨汾文化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朱乃誠清楚地記得，當時考古研究人員在陶寺遺址發現了一片墓地，“可能有上萬座，400萬平方米。”其中有1300多座墓被髮掘。
陶寺墓地存在明顯的等級區別。依據對墓葬的分析研究，墓主人有執掌一方神、軍、政全權，具有王者地位的首領人物和“王室”成員；有掌握部分權力、分屬不同等級的貴族；也有平民中的富有者，但絕大部分是下層貧民。“這1300多座墓地中，99%都很小，大型墓不足1%。”朱乃誠介紹説，在大型墓中佈滿了種類繁多的隨葬品。“這種社會等級的森嚴劃分，説明了當時社會文明化進程。”
然而，“日本學者一直質疑陶寺為什麼沒有城。”1999年，考古研究人員對陶寺進行再發掘。古城的面目逐漸清晰起來。在發掘面積為280萬平方米的城中，研究人員發現了疑似宮殿基址。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指出，大小城及城內宮殿、禮制建築遺址的出現，表明都邑性意義的城市已經出現。唐堯時期晉南地區已建立了職能完備的城邦，已經由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轉變。
2文字、銅鈴佐證傳説
城市、文字、青銅器是文明的三大象徵。除了城市的發現，陶寺遺址內文字、銅鈴的發現，也讓“帝堯”的傳説越來越接近現實。王巍指出，此次展出的陶寺文物可以表明，在堯統治時期，文明的構成要素均已出現，這樣就可以將我們的文明推前至距今4500年。
文字扁壺出土於陶寺遺址灰坑H3403，為殘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在扁壺鼓凸面一側朱書“文”字，似乎是毛筆類工具所寫。另一面也有朱書文字，但尚未破譯，有研究者指出那就是“堯”字。
對此，著名古文字學家李學勤指出，扁壺上的“文”字是沒有任何異議的。“這次發現非常重要，證明‘文’字的寫法已經很成熟。”
在“考古中華”展上展出的銅鈴和容器殘片，其製作手法與青銅容器類似，證明堯時期就能製作青銅器。
在陶寺遺址，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個可能是觀象台的基座的物件。根據陶寺遺址發現的觀象台遺址現象推測，當時的天文官站在觀象台的觀測點上，通過觀測縫中線觀測對面山脊日出來判定節令，制定太陽曆。陶寺先民將一個太陽年劃分為20個節令，包含冬至、夏至、春分、宗教祭日以及當地氣候變化節點等。
“《尚書·堯典》裏有關於觀測天象的記載，如果這個觀象台可以證實的話，就更加説明問題了。”王巍認為陶寺遺址反映的是權力的集中，“文明是個過程，其中重要的是權力的象徵。陶寺遺址證明我們在距今4500年以前已經開始進入文明階段，有都邑、廟宇、王墓，這些都讓人看到中華文明在距今4500年前後的實際存在。”
3紅山文化是顓頊、帝嚳遺存？
堯舜之都的輪廓大致被勾勒，但是考古學家還是不願意直接將陶寺定性為堯舜之都。朱乃誠謹慎地説：“‘陶寺是堯舜之都’的後面還要加個問號。”
不過，專家們一致同意，陶寺遺址的發掘和進一步研究能豐富我們對堯舜時代的認識。而許多史前文明遺址的發掘也試圖用考古實證逐漸還原出神話、傳説的信史部分。
由於文獻記載少而紛亂，中國的上古史頗多神秘色彩。傳説中黃帝到堯舜的時代，大致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間，相當於考古學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龍山時代。為此，學界就試圖將考古資料與古史傳説的部落集團相聯繫，從考古實證中逐步還原出五帝“神話”的真實性。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紅山文化遺址開始挖掘之後，便迅速引起世界考古學界的關注。在遼西地區，考古研究人員相繼發現了一批紅山文化遺址、墓地和大型祭祀址。出土的大量石器、之字紋陶、彩陶、建築羣址、大型陶塑人像羣、數量繁多種類各異的玉器羣及高大的積石冢。比如在紅山文化祭祀址墓葬中曾出土了成組玉器，包括龍形玉器、勾雲形玉佩、雙龍首璜形玉器，形體大，做工細。從墓地的出土玉器來看，當時已經產生了貧富分化。這些文明的印記讓一些學者將紅山文化與五帝時代活動於北方的顓頊、帝嚳相連。
也有很多人對此持反對意見，認為紅山文化還沒有進入文明時代。對此，李學勤也指出，將紅山文化與顓頊、帝嚳相連還是頗為牽強。“紅山文化很廣泛，目前對顓頊、帝嚳的活動範圍爭執還太多。”
4早期城址湊出五帝傳説
宋人高承在《事物紀原》中引述《軒轅本紀》説：“黃帝築邑造五城”。《史記·五帝本紀》也説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這些描述表明，當時可能已經出現了城邑。李學勤指出，事實上，我們對於中華文明的探源，還有比陶寺遺址更久遠的。為此，這些早期城址也往往被當成拼湊五帝傳説的素材。
比如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由於年代同堯舜時代相當，被推斷為很可能是堯都“平陽”；有學者認為河南鄭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時間上正好在黃帝時代，地處古“有熊國”地域範圍，可能是黃帝時代的城址；河南濮陽高城龍山文化早期城址，與顓頊所都的帝丘在時代、地望上都相符；河南輝縣孟莊龍山文化遺址，處共工氏活動地區，應為共工氏的中心聚落；河南新密古城寨龍山文化城址，則很可能就是祝融都邑之所在。
不過，李學勤同時也指出，用史前史時期的早期城址的考古發現去驗證古代神話，是很困難的，“這類研究並不是沒有價值，還是有一定的探索，但不宜過分結論。”在專家看來，早期城址拼湊出的五帝傳説中，陶寺遺址是堯舜時期的遺存的説法，最為靠譜。“從年代和地理位置來説，這一遺址都能與堯舜相連。”而其他遺址卻很難再深入考證。“比如有關炎黃二帝確實是傳説。不但是我們中國，古代埃及、古代希臘也是一樣。它的歷史最開始的階段都是傳説。傳説時代是古史的一個部分。”
不過，即使是最靠譜的陶寺遺址，要讓“就是堯舜之都”這一推論成為定論，也需要更多的研究。李學勤指出，除了年代、地理位置的判斷，還需要文字等更多的旁證。目前，關於陶寺文字材料僅發現一件，其他的都不能確定。“如果在陶寺遺址能發現‘堯’的文字，那麼堯舜之都的推論就更進一步了。”
中國最早的陶器、最早的水稻、最早的小麥、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銅爵、嵌綠松石銅牌飾……各種青銅器、玉器、瓷器、陶俑、金銀器，此次“考古中華”展不僅揭示了神話時代的史前文明，430餘件珍貴文物講述的更是一部1萬年的悠久歷史。
碳化水稻最古老的稻種
在王巍看來，遠古時代的迴響絕對讓此次展覽與眾不同。中國最早的瓷器、最早的水稻、最早的小麥……60年來考古的重大發現，放眼望去都是中華文明的各種起源。對此，王巍頗為自豪地説，保守點説，此次展出的三四十件文物創中國考古之最。
“考古最重大的三個問題：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其中農業起源是文明的基礎，沒有人口的增加就沒有定居點。”王巍指出，此次展覽真實地再現了中國先民在農業發展上做出的各種努力。
展廳內擺放的文物標本表明，10000年以前長江中下游有了水稻，8000年前中國人就開始種植黍。這些碳化的水稻來自浙江浦江縣上山遺址。而世界上已經發表出來的最早的黍(距今約7600年)則出土於內蒙古赤峯興隆溝遺址。考古研究人員還在陝西西安魚化寨的古代遺址中還找到了糜子、櫟果和穀子。
王巍指出，除了原產於中國長江中下游的水稻之外，另一種被廣泛種植的糧食作物小麥被國際考古學界普遍認為原產於西亞。不過，中國的考古研究人員在河南二里崗遺址內也發現了小麥，説明商代中晚期的時候，小麥在中國就已經普及了。“文明不是突然產生的，有胎兒到嬰兒到兒童再到成熟的階段，這次展覽展示的距今10000年到5000年的時代就是嬰兒階段。”
遺物遺蹟直接觸摸文明史
與此同時，文明起源的探索中也有多項考古發現創下了中國及世界考古之最。陝西臨潼白家遺址出土的最早彩陶距今約7000年。陶寺遺址出土的最早都邑，連同最早的玉圭和玉鉞等儀仗用具、最早的銅鈴和容器殘片、最早的朱書文字、最早的可能與觀測時令節氣有關的特殊遺蹟———“觀象台”、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將一座距今4300年到4100年前後的可能為堯舜之都的真實面貌展現在我們眼前。
此外，二里頭遺址發現的中國最早宮城、最早的帶中軸線理念宮殿羣、最早的官營手工業作坊、最早的青銅容器羣和青銅武器、最早的儀仗用玉石器羣、最早的用車痕跡———車轍；殷墟發現的中國迄今最早的馬車；漢長安城和洛陽城發現的南郊禮制建築是迄今最早的皇家祭祀建築羣……這些“考古之最”讓我們對中國的文明史有了直接觸摸。
綠松石龍形器填補“龍文化”夏代空缺
在展示考古之最外，還有龍文化脈絡的呈現。中國古代龍文化遺存，種類繁多。此次“考古中華”展便通過多項展品展示了龍文化的淵源。
事實上，早在距今7000年前，中華大地上就有“龍”的形象出現。此次展出的內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出土的一件陶尊形器上的繁複的紋飾上，已出現長着獠牙的豬首龍身的圖案。
隨後，考古人員還發現了很多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龍文化遺存，比如山西省襄汾縣陶寺遺址發現的彩繪龍陶盤。而在歷年的考古發掘中，商代至明清時期的龍文化遺存就更豐富了，比如商代婦好墓出土的蟠龍紋銅盤、西周井叔墓地出土的青銅犧尊上的龍鑄件，一直到清代帝王穿戴的龍袍。
不過，這歷時7000年的龍文化傳承中缺了一環———商代之前、陶寺文化之後，相當於夏代時期的龍文化遺存。
此次“考古中華”展上不僅展出最早“龍”形象，而且有兩件展品恰好填補了這一缺環。那就是出土於二裏頭遺址的綠松石銅牌飾和綠松石龍形器。這些文物的發現使得中國龍文化遺存從公元前4000年前後至現今的連續發展演變的線索，得以清晰地揭示。
二里頭遺址也被稱為“夏都遺址”，曾出土有多件綠松石銅牌飾，其中以1981年發掘V區M4號墓時出土的一件最為精緻。以往研究人員對這種綠松石銅牌飾的獸面紋含義存在爭議，有的認為是犬紋，有的則認為是虎紋。
沒想到，2004年的時候，考古工作者竟然在二里頭遺址發現確認了綠松石龍形器。有了這件器物的參照，研究人員才知道，綠松石銅牌飾的使用方式與綠松石龍形器的使用方式基本相同，都要與銅鈴配套使用，佩戴在墓主人身上。綠松石銅牌飾上的獸面紋含義象徵着龍，是龍紋的一種。對此，朱乃誠等專家指出，那次發現的綠松石龍形器，以及辨認清楚的龍含義的綠松石銅牌飾，使我們認識到中國古代對龍的各種記載以及商周以來考古發現的各種龍造型的器物，有着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中華龍文化意識的形成，並不是古代文人虛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