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50年代，美國捕鯨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達到有史以來的頂峯。船主們把絕大多數船長和大副的職位交給美國北方的白人，水手則來自五湖四海：既有美國的白人和黑人，也有來自太平洋島嶼的居民、葡萄牙人、秘魯人、西印度地區的印第安人，偶爾還有歐洲人。但除了這些常規的男性勞動力以外，一些捕鯨船上還出現過女性的身影。
／刻有捕鯨場景的貝雕（Scrimshaw）作品，約1960年。
隨着鯨魚數量漸少，捕鯨人不得不越走越遠，所需時間也越來越長，新貝德福德的船長常常需要4年左右才能完成一次捕鯨活動。許多捕鯨人在船上的時間遠比在家久得多。在小説《紅字》的作者霍桑創作的一篇短篇小説中，有一位馬撒葡萄園島的捕鯨船船長， 20年的婚姻裏他在家中停留不足3年，餘下的日子則孤獨漂泊在遙遠的海洋上。當他的妻子去世時，他們已年近遲暮，但在船長的記憶中，她還是剛被迎娶時年輕貌美的模樣。長久的海陸相隔令人難以忍受，黃金時期裏，越來越多的捕鯨人妻子選擇跟隨丈夫一起出海，共同面對風浪。這種特權，只有船長的妻子們才能享受；有時，她們甚至還會帶孩子一同航行。曾有一位船長在捕鯨途中去世，與他同行的船長夫人不願將丈夫永遠留在海上，選擇了將其屍體泡在一桶威士忌酒裏帶回家鄉。
捕鯨船上的婦女並不一定都是船長的妻女，也有一些女性假扮男子、充當水手登船參加航行。1849年，一艘航行7個月的捕鯨船未完成預期計劃便決定改變航線停靠港口。這是因為船長驚訝地發現船上竟有一位19歲的“花木蘭”——她冒用自己父親的名字報名出海，在無人覺察的情況下勞動了7個月之久，最終被船長留在秘魯並送回美國。如果這位少女晚出生100年，情況大概會有很大不同——1952年，當蘇聯的“斯拉瓦”號捕鯨船赴南極科考時，船上600餘名船員中已有31位女性。
／約1850年的捕鯨叉，一旦捕鯨距離合適，標槍手便用力擲出綁好繩索的捕鯨叉，射在鯨魚身上
但出海其實並非什麼好差事。那些未曾在海面歷經風雨的人往往將捕鯨幻想成一項激動人心、甚至頗具浪漫色彩的事業；只有真正的捕鯨人才知道，儘管這個行業看似利潤豐厚，但海上那些充滿苦水的日常和悲慘遭遇，絕非聳人聽聞。
如果我們有機會一窺早期美國捕鯨船船員的日記，便會發現，在為船主帶來巨大財富的背後，船員們的血汗早已如鯨油一般浸滿每一寸甲板。在捕鯨船的“迷你君主國”裏，級別最低的船員只能20多人擠在一個低矮狹小、幾乎沒有自然光的空間裏，躺在稻草或玉米殼填充的、被戲稱為“毛驢的早餐”的牀墊上睡覺，忍受糟透了的廚師端上的各種難以下嚥的食物，還要時刻面臨生病或受傷的風險。船上的醫生由船長兼任，按照藥箱裏的醫療指南行事；必要的時候，他們甚至要為船員進行外科手術——一位名為吉姆·亨廷的船長曾將船員綁到木板上，用餐刀、鋸和魚鈎為他進行了截肢。但船長本人有時也難逃厄運——1854年，當新貝德福德的摩里亞號正在海面航行時，它的船長卻患上了抑鬱症。這位船長用一發毛瑟槍的子彈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從船員們的醫生成了自己的劊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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